第一章 鸦片战争的前奏：古代封建社会
不爱工作，生活清淡，闲来无事，写点东西，不追名逐利，不渴望成功，别人玩车、玩房、玩花花世界，咱玩不起，就玩玩文字吧，在文字的世界里感受人生的乐趣。反正书也便宜，电子版书更便宜，几百块钱能搜罗一大堆，于是在古籍档案的世界里四处游荡，于是想写点近代史的东西。近代史从哪里开始呢？当然是从鸦片战争开始，想从鸦片战争起头，什么太平天国、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等，一直写下去，写到哪算哪，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希望能坚持下去。
好了，先从鸦片战争开始。凡是都有个来龙去脉，想从鸦片战争开始，那我们就得从鸦片战争之前或之前的之前开始，可能读者也没那个耐心，还没看见鸦片战争，就被之前的之前折腾的够呛。
下面就开始了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为此我们要回到久远的古代封建社会。
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表述：即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古代中国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而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我们又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实际上我们灿烂的文明也主要是在这个社会下创造出来的。然后我们的封建社会落后了，落后于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于是我们挨打了，不得不经历一段“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
我们和西方世界都经历过封建社会，这个社会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封建领主或地主剥削农奴或农民为主要生产关系，并以前者对后者实施超经济强制，把后者束缚在土地上为重要社会特征。封建经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安身立命之本，封建统治以对被统治者压迫掌控为基本特征，而封闭专制就是封建社会的基调。只是西方的封建社会封闭专制的成分更弱一些，因而更容易孕育出资本主义这个新生事物，更容易被资本主义这个新生事物所取代，而我们封建社会封闭专制的成分更强一些，更容易走向僵化停滞，对新生事物有较强抑制能力，新生事物不容易突破它。
我们的封建社会产生得很早（公元前5世纪），我们常常用领先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表明我们古代某项科技成果的独步天下，我们的封建社会大约也有此优势。产生得早，经历得多，积淀得厚实，成熟完善得也就早，也就更容易僵化。我们的封建社会较早地建立了大一统王朝，较早地构建起完备强大的官僚体系和专制性很强的皇帝统治制度，这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集中统一，但也利于统治者加强社会掌控，强化封建统治基础。我们的封建社会较早地形成了地主制经济、租佃式剥削和小农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系，能容纳较高水平的生产力，但也较早地出现了重农抑商的不良传统，不断固化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小农经济体系，逐步形成了地主与商人、高利贷紧密结合的剥削机制，排斥商品经济发展，强化了封建经济的封闭性。我们的封建社会同样较早地形成了完备的统治思想和道德文化，我们的文明源远流长，我们的思想博大精深，经史子集，全面涵盖，各种流派，精彩纷呈，精华之处自是光辉灿烂，而糟粕之处也更封闭僵化，其与封建官僚体系和科举制度相结合，具有强化封建统治的深厚底蕴。
大约在我们的封建社会运行了近千年之后（公元5世纪），西方的封建社会才在蛮族摧毁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慢慢出现。蛮族瓜分了西罗马帝国的土地，建立了形形色色的蛮族国家。国王们把土地分封给贵族，贵族又分封给骑士，于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封地，由此诞生了西方的封建制度。上级分封下级，下级对上级效忠，上级有事，下级要主动帮忙，上级要打仗，下级就要出兵出力，这就是西方式封建等级的权利义务关系。贵族和骑士对自己封地上的民众拥有立法、司法、行政等生杀予夺大权，大大小小封地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王国，国王的权力被架空，封建王国陷入四分五裂，封建社会形成权力分散、权力下移的政权结构。其实西方封建模式才是当时世界上封建制度的典型，而我们形成的大一统局面则是封建世界的另类。当然，我们的大一统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我们也有过类似西方封建模式的经历，而西方封建模式也不会一成不变，也会逐步走上加强统一的道路。只是我们比他们来得早，我们已经完成的事情，他们还没开始。
权力分散、权力下移、各自为政的局面也非一无是处。王权偏弱，臣民的权利就偏大，臣民就相对自由，君臣之间、上下之间就相对平等。君王不能随意干涉臣下的私权，前者求后者帮助，就得给予较多的恩惠，前者做事涉及到后者的利益，就得与后者商量着办。上下左右有利益纠葛，就得依法处理，不得依着君王好恶妄为。于是民主法治、自由平等、重义也重利、重公也重私等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容易在西方封建体系中产生，而王权偏轻、四分五裂的局面也导致西方封建社会无法形成集中统一的强大官僚体系，这一切就为一些新生事物的出现提供了空间。
封建领主在领地上实行农奴制和劳役地租制。领主将土地分为自营地和农奴份地，农奴靠份地生存，同时无偿劳作于领主自营地，即向领主提供劳役地租。农奴不能随意迁徙，生老病死、结婚生子也受领主的干预。虽然当时西欧封建社会没有统一的至高无上的王，领主却是自家土地上至高无上的王。在我们的封建社会，一般地主没有西方封建领主那么大的私权，因为在其上面还有一个拥有强大公权的官僚体系存在，尽管这个官僚体系也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但公还是管着私，强于私，束缚和打压着私的扩大，而这个体系必然是一个上强于下，支配下，下难以忤逆上的体系。整个官僚体系高居社会之上，对这个社会有很强的支配力。
随着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提高，封建领主也会调整剥削方式，由直接榨取劳动者的劳役变为直接榨取其劳动成果，即从劳役地租变为实物地租。剥削者如果还用老办法剥削，就会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降低自己的剥削量，无法享受到生产力提高的好处。从劳役地租变为实物地租，从直接控制劳动者本身变为控制他手中的物，而劳动者也获得一些自由，把一部分劳动成果奉献给剥削者之后，有可能凭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多劳动成果。剥削实物地租也要求封建领主缩小自营地规模，把更多的土地转入劳动者手中，以榨取更多的生产成果。在劳役地租下，剥削者不得不关心生产经营过程。在实物地租下，他可以把更多心思放在结果上而非过程上，于是他的经营属性弱化了，坐享其成的属性增强了，因而腐朽性增强了，而劳动者获得了对自身和对生产资料更多的控制权。我们之所以强调劳动者的自由程度，因为封建社会下的劳动者整体处于不自由的状态，而又处于不断走向自由的状态，资本主义是一个需要自由劳动者的社会，封建社会劳动者的自由程度，标识着它向资本主义靠拢的程度。
在我们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劳动者也经历了缓慢走向自由的过程。我们的地主一开始就没有西方封建领主那么大的权力，对农民的控制没那么严苛，而且我们的农业生产力发展较早，劳役地租很早就过渡到实物地租，地主更多地把土地出租给农民耕作，较早地形成租佃关系。因此，我们的农民比西方的农奴自由程度能高一些，当然也不会高多少，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对土地及其所有者具有天然的依附性。另外，我们的强大封建王朝也会出于各种目的，替地主阶级管控农民，绝不允许农民自由流动。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在西方封建社会内发展起来了。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剩余产品多了，脱离农业从事其他产业的人多起来，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出现了，起初只是生产者满足自身需要外的剩余产品交换，进而出现专门生产商品的生产者，最后则是雇佣劳动者为牟利的商品生产——这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产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封建社会天然的敌人，封建社会天然是封闭的，是自给自足的，而商品经济则要打破封闭，加强分工，扩大商品交换，扩大社会交往。封建社会天然是专制的，统治阶级靠直接控制劳动者，直接榨取其成果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商品经济则要求自由竞争、平等交换，靠不断扩大商品生产来增加利益。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要瓦解封建体系，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的到来。
西方封建社会最大的亮点就是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商品经济的发展表现为贸易的扩大和城市的兴起，表现为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城市兴起于贸易兴旺之地，一当兴起，就成为农奴脱离领主控制的逃亡之地，成为农村家庭手工业者脱离农业，专职于工商业的汇聚之地。一座城市形成后，就会千方百计获得自由独立权，脱离封建体系的管控，城市工商业者着力于自我管理，自己掌控自己城市的命运。而封建领主处于各种目的（榨取城市税收，增加自己收入，依靠城市力量对抗其他封建主等），对自己领地上出现的城市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特别是权势偏弱的国王为了对抗封建主的地方分裂势力，对城市这支新兴力量会给予更多的支持。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承担者工商业者（市民阶层）及其据点城市就作为一支相对独立自由的力量出现在西方封建大地上。当然，它的发展历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封建势力对它的损害打压不时出现，但在封建社会权力分散、权力下移、四分五裂的局面下，在封建社会存在些许民主法治、自由平等、重义也重利、重公也重私的氛围中，它的发展壮大是必然的，因为这符合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而它一当壮大起来，就向封建体系各个方面渗透扩张。
商品经济加深城乡分工，加深城乡商品流通，把乡村这个封建社会的堡垒纳入自己的体系。随着商品经济的渗透，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领主继续改变自己的剥削方式，实物地租进一步变为货币地租。一方面，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在提升，创造财富的能力在增强，剥削者有必要进一步放松对他们的管控，给他们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另一方面，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封建领主越来越需要货币满足物欲。货币地租给封建生产者最大的自由，也把他彻底推向商品经济，他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不再受领主干涉，而完全由市场决定了。封建领主进一步远离生产经营，货币地租要求他把更多甚至全部土地出租出去，坐吃地租即可。另外，领主们为了增加货币收入，允许农奴交钱赎身，完全自由。于是，在商品经济及其财富代表货币的作用下，封建关系全面松动，走向瓦解。
商品经济发展，城市势力壮大，市民阶层不但作为一支经济力量，也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在西方封建社会中发挥作用。一般来说，封建势力希望国家分裂，希望自己的领地永远不受别人干涉，而市民阶层作为商品经济力量希望各地区加强联系，希望国内市场统一，希望国家加强统一，这就与一直想加强自身权势的封建王权有了共同语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封建势力的削弱，封建王权不同程度地依靠市民阶层开始了实现或加强国家统一的历程，而一些西方国家更是在后来的资本主义时代才实现国家统一。因此，西方国家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这些国家不能不实行有利于商品经济的政策，以为自己的经济根基。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商业文明，支持和鼓励商业的文明。
随着商品经济滔滔向前，到了14-15世纪即西方封建社会运行了近千年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在这个社会内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曙光照进了这个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标志着商品经济正在过渡到雇佣劳动者为牟利的商品生产，当这种商品生产占据统治地位后，资本主义时代就完全到来，这种生产在商品经济的激烈竞争中，为了追逐无限利益，具有无限扩大生产的趋向，将为生产力发展装上远比封建社会强大的动力。而随着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的到来，西方的商品经济势力迅速跃出欧洲的藩篱，向世界范围内扩张开来，展开了空前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
现在再回到我们的封建社会。不能说我们的封建社会没有发展出一定水平的商品经济，我们封建社会起步早，商品经济自然也发展得早，我们也有遍布全国的商业网，有商业繁荣的都市，有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有与周边国家的海外贸易，商人和手工业者也是这个社会的组成部分，我们的许多手工业品很早就驰名当时的世界。但是我们的封建社会还是未能及早发展出更高水平的商品经济，未能及早孕育出资本主义这个更好的东西。
我们有十分坚固的小农经济，它耕织紧密结合，衣食全部满足，自给自足水平高，商品经济不容易攻破它。我们有机动灵活的地主制经济，它较早地搞起了租佃制剥削方式，催生出佃农经济，佃农经济加上自耕农经济，形成地主经济与小农经济的相互契合。当商品经济发展起来，我们的地主迅速投入进去，化身商人和高利贷者，而我们的商人和高利贷者又走出去，变身地主，因为我们的地主制经济还有个优势，就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主、商人、高利贷可以自由转化，可以紧密结合，形成三位一体的剥削机制，所以地主制经济可以把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囊括在自己的麾下。
我们没有出现城乡分离，因为不管农村还是城市都处于大一统王朝下，都处于封建势力的统治下。我们的城市经济实际上是消费性经济，是地主、官僚、军队等脱离生产者用从农民那里剥削来的地租和赋税满足多样物欲的经济，而城市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就是为他们服务的，而不是生产农村需要的商品，进行城乡商品交换，因此城市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延伸。
封建社会晚期，我们的商业也发展到很大规模，有地方小市场、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全国性市场构成的市场网络，有资本数十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两白银的大商人或商人集团，但是深入的定量分析表明，这些市场和这些大商人买卖的主要商品却是来自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剩余产品——粮食和布匹，而非来自专门的商品生产者，更不可能来自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某个小农经济满足自身和剥削阶级需要后的剩余产品自是不多，但我国是个体量大的国家，无数小农经济积攒起来的就是一个可观的规模，足可以造就这些市场和这些大商人，因此直到封建社会晚期，我们的商品经济总体上还没有跃出初级阶段的水平，商品在国民经济全部产品中的比重极低，商品经济只是小农经济的补充，而非破坏者。
我们有重农轻商的不良传统，有嫌弃商业、贬低商人的不好的东西，我们封建统治者很早就认识到商业商人的流动性与封建的封闭属性是不相容的，商业商人的货币权势是封建土地权势的腐蚀者，商业商人的公平竞争是封建尊卑贵贱的破坏者。而强大的封建官僚体系是重农轻商思想的全面实施者。在封建社会内，官永远压商一头，官可以肆意损害商的利益，无情遏制商的发展，官还可以直接掌握商，建立官商业——各种专卖制度，建立官手工业——满足封建帝王和官僚对精美手工业品的贪欲。这些官商业和官手工业绝不是商品经济的良品，它只会损害民间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官的面前，商只能选择屈从，它或者回乡购买土地，化身地主阶级一员，或者捐钱捐官，向官僚体系靠拢。在我们的封建社会，商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归结为一点，就是我们成熟较早的封建社会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没有给商品经济留下太多的突破口。在这里，空疏松散的西方封建社会与我们严密顽固的封建社会形成鲜明对照。
我们说，人类社会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过程。生产力的现状及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现状及变化，而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主动变革，不断前进，就能积极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封闭僵化，停滞不前，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有同样的辩证关系，前者决定后者，后者以自己的积极改变或封闭僵化来推动或阻碍前者的发展。我们的封建社会出现得早，而商品经济发展滞后，资本主义萌芽得晚，我想这肯定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这只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生产力的结果。
我们常说，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指生产力是人类社会中持续发展变革的因素。人民群众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提升生产效率，提高社会生产能力，从而使生产力成为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但是人民群众又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和一定上层建筑下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它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积极性如何，则取决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制约属性。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必然要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农民一家一户经营，而自己坐吃地租，这是当时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但一当这样的生产关系及建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形成，马上就会反作用于生产力，把生产力束缚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下，使人民群众只能在小农经济的狭小规模内活动。
由谁来破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变革封建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呢？由地主阶级吗？地主阶级是这个社会的最大受益者，封建社会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它只会持续压迫小农经济，阻止其改变，并在其上作威作福，走向腐朽，地主阶级是小农经济变革的最大障碍。由小农自身吗？在地主阶级的各种压迫下，小农经济所造就的孤立、分散、脆弱、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决定了小农难以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由商品经济破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关键就是商品经济如何在封建体系内发展壮大了。
西方封建社会出现之初所选择的领主制和农奴制，自然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它的生产力比我们落后，做出的选择自然也比我们落后。但选择一当作出，就按照自己路径演化下去。当14-15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时，西方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并不比我们高，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也不是绝对的，人家的生产关系正向积极方向变化，我们的生产关系已经越来越僵化而毫无前途。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但也分积极地适应和消极的适应，这是一个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怎样的历史？是一部生产关系积极变革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还生产关系腐朽反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当然是后者，而非前者。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时，一下子就暴露了我们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暴露了封建制度已经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近代史首先是一部腐朽反动势力拒绝变革，压迫人民，窒息进步，于是我们与西方差距愈来愈大的被动历史，其次是一部先进力量救国救民，不断觉醒，动员和带领人民投身革命，推翻腐朽反动，改变历史命运，实现民族复兴的主动历史。旧的东西顽固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前进，我们就推翻它，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从内容上看，中国近代史包括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的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制度上讲，中国近代史涉及三种社会形态，即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封建社会是我们要抛弃消灭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是我们本来要建立和发展的，而本章通篇都在说它的先进性，然而当时间进到中国近代史时，它已经不那么先进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具有先发优势的制度，谁先建立起它，谁就占尽优势，一下子就站在了利益的制高点上，而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基本就不行了。资本是逐利的，没有强大的利益驱使，它是不会站起来，强起来的，本国的旧势力打压着它，外国的强大势力挤压着它，它只能搞点小打小闹，承担不起救国救民，改变国家命运的使命。
我们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因为只有依靠这个主义，才能科学地观察中国的现实和命运；只有依靠这个主义，才能制定科学的理论，指引中国革命的胜利，指引中国的发展进步；只有依靠这个主义，才能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把最广大人民动员组织起来，为中国革命发展进步提供最强大的动力。我们的资本主义还没发展起来，就跳过去搞社会主义，合适吗？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不是绝对的，我们可以依据理论做出消极的选择，更可以突破理论做出积极的选择，我们应该更大程度地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实现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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