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6世纪以来中西方交往：中国与英国
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高，实力比上述三国强大得多，17世纪初，英国开始殖民活动，在世界各地夺取了多块殖民地，特别是通过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的几次海上大战和陆上大战，分别打败荷兰和法国，取得霸主地位，同时大肆扩张殖民地，最终成为最大的殖民帝国和海上贸易的最强者。
在亚洲，英国同样抓住东方航路上的诸点（印度海岸、锡兰、马六甲等），构建起亚洲殖民体系。英国在亚洲殖民统治机构就是东印度公司，它是一些英国商人集资成立的，从政府那里获得东方贸易垄断权，以蚕食的方式吞并了整个印度，并以印度为起点展开扩张行动。东印度公司从成立之初就谋求与中国通商，又是探索通往中国的航道，又是写信给中国皇帝，又是在南洋和日本与中国商人贸易，获得了一些中国商品。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来了：1635年，葡萄牙印度总督为了对抗荷兰殖民者，主动授予英国人到其远东殖民地——当然也包括澳门——贸易的权利，东印度公司抓住这个机会，组织船队来到澳门，强行登陆贸易，积极联系中国官府，尽管没取得什么进展，但是找到了通往中国的门路。
看到英国人如此活跃，葡印总督又收回了权利，阻挠英国通商中国，但是点燃的热情想被浇灭是不可能的。1637年，又一支英国船队来到澳门，葡萄人自是拒绝提供帮助，但船队首领威德尔是个狠茬子，典型的殖民地冒险家。他自行派人探查通往广州的航路，并来到了珠江口虎门，找到了地方官员要求通商，官员说必须请示上级，要他耐心等待。他可没那个耐心，直接冲进虎门，炸炮台，烧衙门，截商船，干了个天翻地覆。不过，中国官吏还是宽宏大量的，在威德尔归还了劫掠的东西后，与之进行了谈判。谈判期间，英国人通过行贿私下购买了一批中国商品，不过葡萄牙从中作梗，且其行贿行为败露，受贿官员也被下狱，于是谈判破裂，英国谈判人员及其财产也被扣押。威德尔再次在虎门地区大闹一场，而中国官员这次也没惯着他，出动大军，准备剿灭之。威德尔见势不妙，退出虎门，最终还是葡萄牙从中调解，威德尔也主动认错，中国官府释放了谈判人员，并允许其购买少量中国商品，并声明英国船永远不准出现在中国海面。威德尔船队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了，获得了少量中国商品，但带来的英国商品一件也没卖出，还损失大量钱财，得不偿失啊。
当然，英国不会放弃与中国的通商。不过，接下来中国进入明末清初的动乱期，英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贸易自然难兴。英国商船几次来中国，因局势动荡、葡萄牙作梗、船税过重和清初的禁海政策等，贸易未能搞起来。英国人和台湾郑氏政权还搞了一段时间贸易。
随着台湾的统一，国内的安定，清王朝废除禁海政策，进入四口通商时期。清王朝没有继续明朝的全面禁海政策，实施了有限开放，被明朝拒之门外的西方各国都可以来华公开正常贸易，无需躲躲藏藏，也无需兵戎相见，这应该是明清两朝最开放的时期。
开放的口子打开了，大家自然蜂拥而至，西方资本主义正大踏步前进，四处扩张的步伐越来越猛，扩大对华贸易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根据相关记载，从1689年起，英国来华商船日渐增多，来华次数日渐频繁，在宁波、厦门、广州诸海关都不同程度进行过贸易活动，不过最终把重点放在了广州上。清王朝是一个有贸易记录的王朝，这些记录表明，进入18世纪，它的外贸规模急剧扩大：首先是东印度公司来华商船规模：1711-1720年平均每年是690吨，到1771-1780年增至平均每年6940吨；其次是东印度公司购买中国商品规模：茶叶从1712年的15万英磅增至1761年的680万英磅，生丝价值从1760-1764年平均每年3700多两增至1765-1769年平均每年33万多两，布匹从1734年首购100匹增至1786年4.2万匹；最后是中英进出口贸易总值：1760-1764年平均每年约150万两，1770-1774年增至平均每年约360万两，而鸦片战争前则达到1700万多两。清王朝的外贸成果斐然呀，但这不是它主动推动的成果，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有限的平台，西方列强利用这个平台创造出这样的成果。
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主要是在欧洲、印度和中国间展开，它把英国和印度商品运来交换中国商品，把中国和印度商品运回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东印度公司的船队每年乘着夏秋西南季风来到广州，贸易结束后，乘冬季的北风南返。来到广东海面后，船队通过珠江，在广州南面的黄埔进行相关贸易活动，广州南面的珠江北岸设有外国人商馆、货栈等贸易设施。东印度公司的来华船队从最初的几艘船发展到18世纪末的二十多艘船。每艘船上有船长，还有大班，前者负责航海事宜，后者管钱管物，上岸后负责与中国商人和官员交涉，处理各种贸易事宜，是东印度公司的商务代表。最初大班随船走，不在中国常住，后来东印度公司决定设立常驻机构，以适应贸易的扩大和业务的繁忙。
东印度公司和其他英商向中国出售的商品主要是英国五金产品和毛织品、印度的棉花等，从中国购买的商品自然是中国的传统优势商品——茶叶、丝绸、布匹、瓷器等。长期以来，英国和印度的商品在中国卖不动，而中国的商品在西方畅销不已，结果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长期处于逆差，于是东印度公司船队往往携带大量金银货币和少量商品换取中国商品，导致中国社会大量充斥外国银元，以至于它们成了民间流通货币。这种长期逆差是不可持续的，东印度公司从对华贸易中大获厚利，但也面临着金银货币来源不稳乃至枯竭的局面。他们最终找到了鸦片这个毒品——把鸦片输往中国，既可以牟取暴利，又可以弥补逆差，于是中英贸易最终建立在了鸦片贸易的基础上。
东印度公司大力发展对华贸易，而清王朝对对外贸易总是疑虑重重，统治者的观点始终是，与紧守封建统治根基之义相比，对外贸易之利是微不足道的。四口开放后，它的种种限制措施就紧跟而上，诸如民间出海贸易必须履行严格手续，禁止五百石以上双桅船出海、禁止本国船只卖给外国人、禁止在外国造船回国、出海三年必须回国等等。由此中国商人无法开展远洋贸易，宋元时期中国在亚洲地区建立起来对外贸易优势逐渐丧失，迅速崛起的西方列强成了这一地区国际贸易的主人。
乾隆时，清政府决定取消四口通商制度。广州始终处于外贸龙头老大的地位，其他三口则生意清淡，问津者少。但现在不行不等于将来不行，其他三口更靠近中国主要外贸商品产地，更有发展潜力，外商们意识到这一点，开始更多地光顾其他三口，这引起了清政府的疑虑。其他三口更靠北，也就离王朝统治中心更近一步，特别是宁波和上海二口，靠近江南经济重地。用乾隆帝的原话来说，就是“近来奸牙勾串渔利，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是以更定章程，视粤省稍重，则洋船无所利而不来，以示限制。”宁波不能变成第二个澳门，海疆重地不可不防，民风土俗不可破坏，归结到一点，就是防范重于发展，守义重于得利，这不是自信的表现，不是积极进取的表现，不是海纳百川的表现。
四口通商变为广州一口通商，而清政府也构建起以限制中外交往为目的的广州贸易制度，即清政府指定少数商人（洋行、行商或洋商）专营广州对外贸易，中外的一切交往只能通过专营商人这个狭窄通道进行：外国人只能与洋行做买卖，只能通过洋行缴纳各种税费；外商不得与朝廷官员直接交往，一切上传下达都是通过洋行进行；外商来到广州后，只能住进洋行的商馆里，一切吃穿用度由洋行负责，一切活动都在洋行的照管监督下，哪家外商出了事儿，朝廷就找相应的洋行负责。
尽管有这些限制，外贸规模还是不断扩大，中外接触难免要扩大，新问题也就不断出现，清政府本着严字当头的原则，力图阻止接触的扩大：针对1751年有外商携妇女入住商馆，清政府做出禁止外国妇女入住商馆的规定，它怕外国妇女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有伤封建道德风化，怕外商带家眷在中国安家落户，长期不走；针对1759年洪任辉事件，清政府制定《防范外夷条规》，明确外商不得常住商馆，贸易结束就要随船返回本国（如果还有事情要处理，可以暂住澳门），明确了中国人不得租房给外国人，不得接受外国人资本，不得受雇于外国人等等；针对1808年度路利率英舰冲入虎门，进入黄埔，制定《民夷交易章程》，明确外国军舰不得进入虎门，明确外商在澳门也不得常住，加强澳门外国人监管；针对1831年的盼师夫人事件，制定《防范夷人章程八条》，重申了过去的规定，不过考虑中外交往不可逆转的扩大，也作出了少许变通，放松了一些管控。
而桀骜不驯的西方列强四处扩张，自然不会安分守己，自然要竭力突破清政府广州贸易制度的限制，不断给清政府制造各种麻烦。当然，清朝不同于明朝，开放的大门始终没有关上，矛盾冲突也就局限于政治经济性质，没有上升为军事性质。而在处理这些矛盾冲突时，清政府也没有走极端，而是本着怀柔远人的原则，适度处理而非严厉惩处西方的麻烦制造者，既要守住限制交往的底线，也不过分得罪这些桀骜不驯者。清王朝的本意是只想过好自己安稳腐朽的日子，无意惹是生非，闭关锁国也好，怀柔远人也好，皆缘于此。既不接触人，也不得罪人，守好基业，过稳日子，这是腐朽统治对外交往的原则。一方桀骜不驯，敢于制造麻烦，一方安分守己，怕惹麻烦，于是在两者的互动和碰撞下，广州贸易制度也就渐渐出现了新的变化。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18世纪中叶以来中英交往中的几个典型事件，看看这个新变化的底蕴。
一、洪仁辉事件。东印度公司与洋商和广东当局交往中自是不断要求改变广州贸易制度，但无济于事，于是它要搞个大行动，跳过地方直达中央。1759年，它派精通汉语的洪仁辉乘船北上，要到皇帝那儿“伸冤告状”，指出粤海关勒索陋规、行商欠债不还、保商制度弊端甚多、外商不能直接禀见粤海关监督等问题。他先到了浙江，把“伸冤”的呈词递给这里的官吏，没等回复，又直奔天津，把呈词通过直隶总督递给了乾隆帝。
这下事情闹大了，震动朝廷，而鉴于“事涉外夷，关系国体”，乾隆帝谨慎而严厉地处理这个事件，一方面满足外商部分要求，革除粤海关一些弊病，当然广东贸易制度不变；一方面严厉处罚一批人。此事涉及近百人，一批官员和行商革职、杖流科罚或抄没家产。有当年文字狱的风范，洪任辉也被流放澳门，圈禁三年，替他写呈词的人干脆斩首示众。这种处理方式开始体现出清政府处理类似事件的内严外宽风格：对内严厉处罚那些涉外交往不当者，对外从轻处理涉事外国人，并适当满足其利益诉求，多怀柔少处罚，避免事态扩大，招惹麻烦。
二、马嘎尔尼使华。18世纪下半叶，英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对世界市场的需要也在不断扩大，打破清王朝的交往限制，扩大中国开放，再次提上英国资产阶级的议事日程。打破限制有战争手段，也有和平手段。面对保守而庞大的清帝国，还是要先礼后兵，于是，1793年英国派遣马嘎尔尼携带重礼，出使中国，借向乾隆帝祝寿之机，提出扩大开放要求。清王朝虽意在封闭自守，但还是欢迎“万国来朝”的盛况，何况乾隆帝又爱讲排场，一听说有人来祝寿，自是欢喜不已，下旨隆重接待。尽管宾主间因觐见礼仪闹了点不愉快，但整个祝寿过程充满欢愉。不过，当乾隆帝看到费了很大劲才翻译出来的英国国书，才明白了英国此次祝寿是假，攫取利益才是真。国书在恭顺的言辞下展露了要求中国扩大开放、减低关税、割让几个岛屿、建立正式关系等实质性内容。不过，乾隆帝也没有生气，给英王写了回信，盛赞其“恭顺有礼”，同时有礼有节地驳斥了其各种要求，宣称天朝体制不可更改，中外交往一切照旧。虽然没讨到什么便宜，此后英王与乾隆帝还继续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书信来往，可谓是好聚好散，一切彬彬有礼。
此次中英接触也显露出我们天朝大国的虚骄心理。古代中国长期先进于周边地区，是周边地区崇拜学习的对象。我们没有侵略扩张的传统，但也常常讲排场，爱面子，喜好“万国来朝”的景象。此次中英接触中，清政府同样以天朝大国自居，视英国为远道而来的蛮夷之邦，马嘎尔尼觐见乾隆帝只能以藩属国贡使身份而非平等交往的使臣身份，乾隆帝给英王写的信采取的是敕谕形式，而在广州贸易制度中，外商只能以禀帖的形式写信给朝廷官员，这都是以上对下的礼仪。在对外交往中，清王朝一方面谨慎小心，彬彬有礼，一方面采取以上对下的气势，既不得罪人也要保住面子，这就是封建王朝的虚骄心理。还是乾隆帝说得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天朝原不藉对外贸易以通有无，之所以搞对外贸易，完全是加恩体恤“外夷”，使其均沾天朝“物产丰盈”的雨露，天朝大国自给自足、自满自得的心理充分展露在世人面前。
三、度路利舰队闯入虎门。18世纪末19世纪初，清朝进入嘉庆时期，王朝开始走下坡路，腐败腐朽全面暴露。这表现在对外交往上，既因循守旧，封闭自守，又松懈怠惰，得过且过，怕惹麻烦，怕出事情。而此时的欧洲正在发生惊天动地的一幕：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拿破仑借着革命登上历史舞台，与英国在欧洲展开争霸斗争。
英法的矛盾冲突也波及到中国。英国早就觊觎澳门，此时想乘着欧洲拿破仑战争之机夺取澳门。1803年，它宣称协助葡萄牙人防御法国人，派出军舰，来到澳门。葡萄牙人向清政府求援，两广总督吉庆没有出兵，而是通过行商晓谕英人，促其离开，英军不敢轻动，悻悻而去。看来，清王朝面子此时还是有分量的。
不过，英国人不会就此偃旗息鼓。五年后的1808年，它故伎重演，再次到来。它来得很突然，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来了以后才向广东当局说明来意。接着在没得到广东方面回复的情况下，指挥官度路利就率领英军登陆澳门，占领了一些炮台。对手明显来者不善，而此时的两广总督吴熊光也想重演晓谕英人而无需出兵的故伎，既不上报朝廷，也不加强战备，希图凭三寸不烂之舌息事宁人。度路利不理吴熊光，继续我行我素。吴熊光被迫采取强硬手段：下令封舱，终止中英贸易。这是广东当局迫使西方对手就范的惯用手段，黄埔的商船一封舱，买卖做不成了，东印度公司和其他商人自然着急。不过，度路利不管这些，直接来了个狠招：乘吴熊光战备松弛，直接冲过虎门，冲进黄埔。吴熊光傻眼了，纸里包不住火了，只好上奏朝廷，但依然拒绝采取有力措施驱逐入侵者，宣称英人“桀骜”，爱“铤而走险”，我们不宜逼之太急，“惟有持以镇静”。于是，双方在黄埔附近形成对峙，一个畏葸无能，按兵不动，怕惹是生非，一个则没把自己到外人，来到这里，活跃异常。度路利时而要见总督，要求“在澳寓住”，时而到十三行装取伙食，解决补给。
最后，嘉庆帝的上谕来了，对吴熊光严加诘责，批评其“所办太软”，要求其整顿营伍，采取强硬行动。同时度路利的日子也不好过，后援不济不说，东印度公司也越来越不满意，他赖着不走，自己的买卖没法做了。于是，吴熊光大兵压境，他也只好顺坡下驴，服输认错。吴熊光自是欢喜不已，自己的“持以镇静”终于见到效果了，他继续保持绝不欺人太甚的老好人风格，由此度路利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随后黄埔开舱贸易，一切归于平静。但嘉庆帝对吴熊光很是不满，还是把他撤职查办，而对英人依然愠怒不已。新任总督百龄看到英人恢复恭顺，又是道歉，又是承诺下不为例，于是代其向皇帝乞恩免罪，嘉庆帝自然也不想把事情闹大，顺水推舟，同意了百龄的请求，大家又和平相处了，过去的伤痕渐渐淡忘。
商船带着护货兵船来华贸易已是外国人的惯例，这些兵船一般不敢靠近虎门，但不安分守己者也不时出现。借着工业革命的春风，西方的坚船利炮越来越强大，它的觊觎之心也就越来越强烈。西方列强四处闯荡，以海洋为生，以屡涉风涛之险磨炼其侵略意志，而我们安宁地待在自己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正在丧失远涉风涛的能力，在腐败腐朽中走向软弱无能。
四、英国兵船扣押美国商船。1775-1783年，美国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实现独立，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其中也包括对中国的贸易。而不甘失败的英国则处处打压美国。1812年英美爆发第二次战争，战争主要在美国本土进行，但也波及到中国海域。1814年，美国两艘商船来华贸易，被英国兵船拘捕。作为事实上的中立国，中国自然有权阻止外国船只在自家海域肆意妄为，尽管不懂得国际法，但清政府却是这么做的：两广总督蒋攸铦要求英国兵船释放美国商船，并再次宣布要停止贸易迫其就范。不过这次英国人硬气得很，大有顽抗到底之势。蒋攸铦一看情况不妙，若真停止了贸易闹出点事端来，也不好收场，犯不着为这点小事儿，惹是生非。于是他的态度就软下来了，而英国人的态度就愈加强硬，乘机向蒋攸铦提了几点要求，诸如禀帖可以用汉文，公文中不要用蛮夷称呼英国人、可以雇佣中国人为挑夫守门等等，当然这些要求并非不合理，蒋攸铦不同程度都答应了。但关键的一点即外国人来华贸易，相互发生争执，“系外夷之事，不值过问”，却是蒋攸铦懵懵懂懂中放弃了部分国家主权。
五、阿美士德访华。1816年是个好日子，英国对外打败了拿破仑，消除了欧洲的威胁，对内工业革命继续如火如荼，对世界市场的需要越来越强烈。它志得意满，决心再派出一个使团拜访中国，再次尝试用和平方式打破中国的封闭。使团阵容强大，使臣阿美士德是英王侍从官，地位显要，使团中有六人精通汉语，能轻松应对一切。在与清政府上百年的接触中，东印度公司没少下血本，培养出一批深入了解中国的优秀人物，他们将来就是侵略中国的马前卒。不过，这次阿美士德使团没有上次马嘎尔尼使团成功。嘉庆帝吸取了马嘎尔尼使团的教训，知道使团来者不善，上贡是假，提要求索利益是真，而近年来英国人不时找麻烦，给他留下些许不好印象，因此他一开始就不怎么欢迎使团。随后双方在觐见礼仪上发生了分歧，嘉庆帝没有乾隆帝的宽容，坚决要求英人按清廷礼仪觐见，而英国使团又坚决不从，只想按英国的礼仪觐见，加之接待大臣工作不善，处理不当，结果阿美士德使团连皇帝面都没见上。而嘉庆帝看到英人如此无礼，更是恼怒不已，本想把使团赶走，甚至停止中英贸易，但在两广总督的劝说下，还是没敢走极端。在未见面的情况下，他接受了使团的礼品，并回赠了礼品，也给英王写了信，态度温和，还派人专程从陆路护送使团回广州，也算是弥补一下不欢而散的不足。好了，英国无法用和平手段打开天朝的大门，就开始考虑用别的手段攫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六、盼师夫人事件。对外国妇女不能入住广州商馆，广东当局一直是严格执行的，尽管也会有个别外国妇女会偷偷摸摸在商馆住上几天，但只要不是公开作对，广东当局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这次不一样了，外商们就是要挑衅一下广东当局：1830年10月，东印度公司大班盼师公开地带着妻子从澳门来到广州，并且大摇大摆坐着轿子进入公司商馆，这是广州外商们有意安排的一幕剧，他们一直不满加在他们身上的清规戒律，今天看看能不能用这种方式突破它。
接下来便是广东当局与外商间的一场剑拔弩张。两广总督李鸿宾先是通过行商转饬英人，勒令番妇退回澳门；盼师非但不遵号令，反指责李鸿宾妄用权势，苛政待人。李鸿宾威胁要出兵驱逐，盼师也通知自己人携枪带炮到商馆护驾，形势骤然紧张。不过李鸿宾照例不敢把事情闹大，马上由硬转软，转为好言相劝，盼师则顺坡下驴，从商馆撤出部分兵力，但自家老婆绝不撤出。之后李鸿宾还是不断下令，并以停止贸易相威胁，盼师就是不为所动，就这样双方僵持着。还是老牌行商伍受昌善于来事，他为盼师找到了身体不佳，需要夫人陪伴这样一个理由，李鸿宾总算也可以顺水推舟了，同意盼师夫人继续待在商馆。于是盼师夫人就在商馆待了五十多天，可谓是对清规戒律的一次“重大突破”。
但天朝体制岂能随意突破，上有皇上追责，下有百官不满，李鸿宾怎么说也得有所动作，真正的罪魁祸首他不敢动，自家人他还是可以随便动，于是为盼师提供小轿的行商谢治安成了替罪羊。李鸿宾以“交结外国买卖，诓骗财物罪”将他遣送伊犁受罪，不过此人未及被遣送就瘐死狱中，一条人命就这样断送了。
看来广东数任封疆大吏没一个敢担当，敢碰硬的，这是腐败腐朽、因循守旧、松懈怠惰王朝的真实写照。清王朝的外交政策后来被道光帝概括为“天朝体制断不可失，外夷衅端断不可启”，天朝体制要守住，封建根基要守住，树立一个封闭僵化的典范，看好自己的家门，不招惹是非，不制造麻烦，让一切安稳宁静，上至皇帝下至封疆大吏都是按这个底线处理对外问题的。而实际却是你越不想招惹麻烦，麻烦却一个接一个到来；你越想守住，就越守不住；你越想在安宁中享受腐朽，结果却在腐朽中迎来天下大乱。
一个问题来了：当时的外国人在广州商馆区生活得到底怎么样。他们一方面处于低国民待遇地位，受各种清规戒律限制，一方面又处于超国民待遇地位，触犯了律令，只要自己表现得足够强硬，是可以免予处罚的。因此，外国人在一定范围内肆意妄为一些，甚至杀人越货，也是不要紧的，尤其是搞点行贿受贿，就更可以如此了。于是，他们在与清朝官员的间接交往中越来越骄狂，也从其不担当、不作为、怕惹事、怕出事的表现中看清其明哲保身、腐朽软弱的本质。
说到杀人越货，外国人在中国犯罪了，清朝官员将如何处理呢？随着贸易的扩大，交往的增加，中外人员间的各种矛盾纠纷、打架斗殴乃至伤人杀人事件也就不时出现。西方人还是沿用其在殖民地的那一套，做了坏事千方百计逃避法律制裁，给自己肆意妄为的最大自由。东印度公司在与广东当局的交往中，英国使团在拜见中国皇帝时，都明确提出英国人不接受中国审判的治外法权要求，而在与落后民族交往中，它已多次成功实现这一点。至于在清王朝这里，它遇到一些困难，但最终也实现了这一点。
清朝官员并非个个无能，也有过坚持原则，违法必究，有案必查的良好记录。1773年，英国人斯高特在澳门杀死一个中国人，葡澳当局企图包庇凶手，广东当局否决其判决，对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将凶犯交到自己手中，并判处死刑，这是第一个被清政府正法的英国人。1784年，“休斯夫人”号上的英国炮手因打死一个中国人而被判处绞刑。不过，1800年，“朴维顿”号兵船中的英国兵打死打伤中国人各一人，东印度公司却通过抵赖辩解和行贿收买，成功使凶犯逃脱惩罚。接下来，1807年“海王星”号事件、1810年的黄亚胜案、1820年“约克公爵”号杀人案、1821年“麦尔威里夫人”号船员杀人案等，则充分展示了外国人逃脱惩罚、获得治外法权的百般手段，暴露了清政府官员的昏聩无能、得过且过、无视民命的本性。在这些案件中，外商们或百般辩解抵赖，或宣称带凶犯回国受审，或通过行商说情，或买通官员和当事人，或冒名顶替，不断让其手下船员水手等人逃脱惩罚，而清政府官员或偏听偏信，或糊涂了事，或伪造案情，没有一次深究深查，坚决行动，强硬作为。事实上，1821年广东当局依法处决了一位美国犯人后，再没有依法惩治过任何外国人。而发生了中国人伤害外国人案件，清政府官员则一反昏聩无能、得过且过的常态，认真对待，积极办理，几乎无案不查，无案不决。
其实，与实力强大的东印度公司相比，中国老百姓一开始就处于弱势地位，如果清政府怕招惹麻烦，而官员们腐败懦弱，不为老百姓说话，那么东印度公司与行商勾结，很容易在清廷官场上实现自己的非法诉求。虽然西方列强在鸦片战争后才正式获得治外法权，但在这之前它已经事实上拥有了这一特权。
天朝体制犹如一堵高墙，横亘在中国人民与西方先进文明之间，它能遏制住中国人民追求先进的步伐，却管不住外商们肆意妄为的恶行。腐败腐朽正在破坏着起初森严异常的天朝体制，使之渐渐走向松动，渐渐千疮百孔，于是西方列强渐渐可以在其中如鱼得水，现在它只是觉得这个池子太小，它要在更大的池子里如鱼得水。
那么，行商在广州贸易制度中是怎样的生存状况呢？行商是外商与广东当局的连接通道，它垄断了贸易，垄断了这个通道，亦官亦商，所经营的出口商品皆是西方社会的紧俏商品，常常处于外贸出超地位，按理说权势是很大的，外商应该是依附它的，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因为中国是轻商抑商的，商人在官员面前是低人一等的存在。官员对行商们的敲诈勒索，行商们为了保住经营对官员们的不断行贿，行商们每年对皇帝和朝廷的各种上贡和巨额捐纳等等，都是行商身上的沉重负担。清政府本着严内宽外的原则办事，这又造成了行商不敢过分得罪外商的局面，形成不利于行商的外贸经营环境。特别是行商充当外商的保商，外商一给朝廷找麻烦，朝廷就找行商的麻烦，于是行商就四处疏通，耗尽家产，而最后有可能是人财两空，因此行商虽亦官亦商，但是他这个商难做，官更不好做。
封建的行商没有资本原始积累的背景，没有西方商业社会的良好熏陶，在经营的实力、能力和理念上肯定赶不上外商。它可能在国内是一个身家万两、数十万两的大商人，但在庞大对外贸易面前却是一个渺小的存在；它可能染上封建腐朽恶习，讲排场，好面子，不善精打细算，浪费严重；它可能不善瞅准商机，盲目经营，乱铺摊子，结果陷入困境；等等。尤其它天生就资金缺乏——封建自然经济不会给它提供充裕的资金，它为了维持或扩大经营，必然会向外商这个资金大佬寻求帮助，于是形成了资金上依赖外商的局面。行商卖给外商的商品是西方社会紧俏商品，而外商卖给行商的商品却不是封建自然经济需要的商品。外商一般用自己的商品外加现银购买中国商品，或者把自己的商品委托给行商经营，行商可能为了扩大经营，或有求于外商，或急于求成，或被外商欺骗，过多买入外国商品而陷入困境，无力还债。
于是，随着贸易的扩大，一个问题开始不断萦绕在外商和清政府之间：行商经常欠下外商巨额债务，资不抵债，破产不断，这就是商欠问题。洪任辉上京告状，首次暴露了这个问题，行商黎光华因此被乾隆帝下令抄家还债。1777年又爆出倪宏文案，该行商家产被抄不足以还债，乾隆帝勒令广东官员从自家俸禄里弥补，一分不落地要还上。接着1780年爆发颜时瑛张天球案，这两个行商欠债高达三百多万元，是英商以高利贷形式借给他们的，原本只有一百余万，十年间利滚利翻到三倍多。尽管这种债务明显不合理，乾隆帝依然勒令偿还，广东当局这次不想用自己的银子赔补了，于是提出了其他行商负连带责任，分十年分摊偿还债务的方案，并从诸行商盈余中抽取一定份额建立偿还外债的专款（行用余利）。以后，从乾隆朝到鸦片战争前的道光朝，每隔几年就会爆发一场商欠案，而外债大多数是用上述方式偿还的。当然行商欠外商的钱，外商也可能欠行商的钱，朝廷强令行商还外商的债，而行商讨要自己的债时，朝廷就表现得爱莫能助，于是外商欠债不还就成了常有的事，一些行商费尽全力，直到破产的那一天，都没讨回自己的债权。
清政府之所以无视正常商业原则，不顾一切地还债，有显示天朝大国风度的虚骄心理作怪，更是不得罪人，不招惹是非，免致端衅，严内宽外的一贯作风所致。这种还债方式无疑进一步加重行商负担，而由于没有折本的风险，则进一步鼓励外商向行商借债。当然，清政府也曾采取各种断然措施，试图实现无负债的对外贸易，消灭这个端衅隐患，但在治标不治本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一点。清政府自然不会代表行商的利益办事，行商和外贸只是它手中的一个工具，用于“加恩体恤”桀骜不驯的“外夷”。商欠问题的解决方式和治外法权事实上的承认，无非是封建统治者确保自己过上安宁腐朽生活所放弃一点小利益，自己已经进入安宁腐朽的时代，精气神无论如何是鼓不起来了，斗志昂扬的东西早已远去，那就只好向制造麻烦的桀骜不驯者让点好处，抚慰绥靖一下而已。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