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博昆(1905-1976)，辽宁丹东人，曾任国民党嫩江省党部副主任委员、嫩江省政府委员，后被增补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当选行宪第一届立法院立法委员。
九一八事变中，日军占领东北军械厂旧照
刘博昆：
流传了35年的马君武先生名作《哀沈阳》，与真正的史实并不相符，可是没有人能否认，它确是极富想象力的两首杰作。
“九一八”的前几天，我刚从北平回沈阳，与马先生诗中人物有密切关系的朱光沐当时也正回沈阳。
我听到了日本的炮声，最先是与朱通电话相询问，一夜之间曾有几次。若从马先生的名诗去联想，倒是很有趣的巧合。
尤其凑巧的，当晚在炮响之前，我倒是在电影院看电影，与我同去的，是辽宁省党部委员康明震和他的太太。康是事变之后在天津的租界被人刺杀，原因何在，凶手何人，至今不明。
我一向的习惯是深夜才睡，所以“九一八”夜里，日本攻击北大营的第一炮，我清楚地听到，当时我当然不知真相，继而为连续的炮声所困扰，我就打电话给朱光沐探询真相。
第一次，他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并且说他曾打电话问王鼎方（王以哲，驻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也不知真相。
不久，我又打电话问朱，这一次他说知道是日军攻击北大营，并且说王鼎方已经离开家，设法向部队联络去了，其他情况仍然不知。
当时，已经是深夜，自然不能外出，同时我判断省党部绝不是日军袭击的目标，当前我要有一个充足的睡眠，以便应付明天任何的事变。
19日黎明，我巡视城内外各重要街衢，首先触目惊心的是警察所之被捣毁，以及在商埠地所见到的一位被刺杀的宪兵，横尸街头，血流遍地。
我曾与朱光沐以电话约定，到臧式毅家晤谈，我用尽方法，才突过日军防线，但我到臧宅，朱并没有如约。我再遍访有关朋友，以相慰问，并谋对策。
我当时判断，国内政局正是京粤敌对，绝无力足以对日抗争，欲求东北不亡，要看国际有无有利反响，如三五日内没有，我唯有及早脱离虎口，保得此身，以求与暴日长期周旋。
我逃离沈阳，与一般人的逃亡路线不同。多数人逃亡是取道北宁路，就是荣臻、朱光沐也不例外，因而遭受了若干危险的干扰。
而我是走向大家所畏惧的日本南满车站，从日本国际观光局买到经由南满路到大连，然后搭乘日本的“大连丸”去青岛的联运票，从青岛经济南，然后去南京。
我是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逃到南京的第一人。我的朋友、“立法委员”张子扬，当时正在南京，当我到京之前，他对一般关心我的朋友说，“只要沈阳能有一个人逃出来，我相信刘博昆就可以出来”。
恩师余井塘，当时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他要我列席当时的最高政治权力机构的中央常会，报告沈阳事变。
当天的主席是叶楚伧，我的报告很长，尤其大胆地提出我的判断与建议，我因为曾身遇济南五三之变，所以我把沈阳之变与济南之变相比较。强调说，日本出兵济南，是打击中国统一的手段，而如今占领沈阳，这个行动本身就是目的。
我们以往可以用延宕手段，应付侵占济南的日本，可是，我们今天不能用延宕手段，应付沈阳事变。如果我们没有反击行动，那不仅等于默认它的侵占，更是帮它巩固侵占。
当时，“九一八”这个名词还没有流行，所谓义勇军等，更是还没有产生。不过，我强调指出，日本一定要树立傀儡政权，国亡家必破，我们要不惜牺牲，不择手段地打击日本，不许它建立秩序。
戴季陶对于我的报告颇感兴趣，对我一再地提出许多问题，有的我加以解释，有的似乎有些小的争辩。最后，他很坚决地要我再写一份书面报告，我当然乐于从命。
会后，以副部长代理宣传部部务的陈布雷又约我长谈许久，我当然也尽量提供我所知的资料，以及我自以为是的意见。
我当时是一个不满26岁的幼稚青年，对此历史上重大事件，居然敢在当时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大放厥词，有所主张，并非狂妄大胆，只以身当国家兴亡关头，不敢不尽其匹夫之责而已。
我的书面报告写成，送上余井塘之后，就离开南京去北平。以后不知是谁的决定，把我这份报告交由南京《中央日报》，从1931年10月1日起，摘要发表，连载五天。
三十几年来，我完全忘记这件事。去年秋季，偶与朋友谈天，忽然想起这件往事，并承业师罗家伦先生慨允协助，在他所保存、台湾仅有的一份当时南京《中央日报》，抄下我这篇文字。
为了解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沈阳情况，我摘录这连载五天的长篇报告中有关的几段：
据日方事后宣称，其攻占沈阳的兵力，系以下列各部队所组成：
（一）独立守备队第二中队与由铁岭调来之守备队攻击北大营，于十九日上午零时占领后，转向东大营攻击。
（二）第二师团之一部二十九联队与由辽阳调来之十六旅团互相协助，分别向工业区北市场、商埠地、航空处、迫击炮厂及城内各地进攻。
（三）十五旅团向兵工厂进攻，于十九日早六时占领后，并设团司令部于内。
（四）稻见中佐率所属部队布防于南满附属地，并向各方策应。
昆于十九日早六时出发，驰赴城关各地调查，市街商户严闭，往来通衢者，但见杀气腾腾之日军，及便衣携械之在乡日人，此外并见巡逻市内之装甲车，与装架军用电线之日工兵。
最为触目伤心者，则为面呈悲痛恐惶之同胞，及被日军捣毁之各地警所。
由大西门进城，见邮政局大门禁闭，门可罗雀；再至中国银行，见大门上张贴白纸黑字，写“日军占领”字样；更东至东北电信管理处，则已为日军占领，并改设为日本奉天宪兵队本部；再南折至小南门里，见交通银行亦贴有“日本军占领，犯者铳杀”字样。
又东折至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日军警备严重，昆欲冒险通过，当即被阻，旋绕道东至省政府，见小队日军蜂拥而来，至省府门前，以手撼省府木牌不下，乃用兵器击碎掷于地下。此情此景，终我今生，不能忘矣。
又东进至大南门里，辽省教育厅、财政厅，与省主席臧式毅住宅在焉。日方置重兵于此，盖一则为封锁财政厅，一则为监视臧式毅也。……
日军之侵占我领土，其损失自非可以数字计算，至于显见之物质损失，只兵工厂一处即近两万万。去年兵工厂之报告，一切机械设备与兵器储存，在一万万八千万以上。
据云，现时所存有之兵器及原料，计有步枪十五万支，手枪六万支，重炮、野炮等共约二百五十尊，各种子弹计三百万发，炮弹十万发，弹药五万磅。
至迫击炮厂，存有迫击炮约六百尊。飞机场库停存飞机三百余架，其中可飞行者一百余架，作战机七十余架，总计空军损失约在六千万以上。……
十九日晨八时许，昆巡行各地时，在大西边门第一次发现日军之所谓告示，其蔑视我主权、奴隶我同胞者，就今思之，犹觉痛不自胜。
日军占沈阳，市民多闭户不敢外出，恐怖愈甚，心理上愈求探知外界之真相。但中国报纸皆被迫停刊，而我同胞素日深恶痛绝而思有以抵制之满铁机关报如《盛京时报》者，反乘机大肆活跃，每日数次发行号外，一方为日本宣传，一方又大量制造恐怖空气。
我同胞本已成惊弓之鸟，及闻此警，家人亲族多有相聚痛哭者，景象悲惨，无以复加。于是城关各外国教会、教堂，顿时为之人满，但日军搜查，而教堂亦难幸免。呜呼，亡国之民，真丧家犬之不若也。……
十九日下午，日官方授意与我方会办本溪湖煤矿之日本资本家大仓组人员，访该矿方总办李友兰，相约至关东军司令部，协商过渡期间维持治安办法。
李氏虑被国人误解，不肯独自前去，乃会同我沈阳县长李毅，以商民代表资格，乘日人汽车共同前往。至八时许，所谓关东军司令部始指定日本三谷奉天宪兵队长与我方李县长，共同讨论维持治安办法。
昆于二十日上午十时许访李友兰时，所谓维持治安办法犹未商定。于是昆乃以电话询问李县长，始知当时仍在商议中也。
二十一日晨，昆又往访李县长，据告日本宪兵队促李县长组织自卫警察局，并以李为局长，李并荐原公安局内勤督察长李助天为副局长，同时招集徒手警察六百名以维持治安，由日本奉天宪兵队发给臂章。
李氏语我曰：“当我昨日外出戴此臂章时，不禁为之泪下。”……
日军侵占东北已逾一周，我之主权，已被日军蹂躏殆尽，我东北同胞，日处日军暴行之下，亡国苦况，何堪忍受。
东北非仅为东北人之东北，乃全体中国人之东北，我中央政府及关内同胞，将何以挽救东北之沉沦，以拯救东北同胞于水火之中乎？
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不能空望国际之援助，国际向无公理，只见国联对沈阳事变之态度，其他可以知矣。
今次东北之被日军侵占也，其性质与十七年（一九二八）日军之侵占济南迥异，盖济南之被侵占，乃日本帝国主义者打击我革命运动之一种手段，而今日侵占我东北者，其本身即目的也。
是以昔者我对济案以延宕相应付，终使日本铩羽就范，但如以同样态度，应付今日之东北事变，则彼日本帝国主义者，将为之无任馨香祝祷矣。……
这篇文字，不值得再摘录下去，以下我想就我与九一八事件的历史人物张学良的接触，叙述一些无关宏旨的小故事。
当我在南京列席中央常会之后，不知道张学良何以很快地知道我到了南京，是余井塘转给我张学良约我快去北平的电报，我当然只有应命前往。
日期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我到北平后，就约定到顺承王府去看他。时间是在夜里，到后先由秦华出面招待。
秦是日本士官早期毕业生，奉天凤城县人，曾在段祺瑞的陆军部任科长，“民四中日军事协定”，他是中国代表之一，做过宪兵司令，做过张作霖的参谋长，在东北是颇有一点名气的军人。
略事寒暄，他引我经过外边的大会客厅到张的小客厅。张学良那晚上穿的蓝色法国毛葛面灰鼠皮袍，在他那黑胡而显苍白的面孔上，给我一种忧郁的感觉。
只有我们两人对谈，他对我很客气，甚至说是太客气，不过正题话一开始，我实在有些惊奇。
他说：“刘先生，你说这一回咱们东北是不是叫陈友仁给卖了？”
他说完这句话，硬是等着我答复。当时我对于这个问话，实在觉得离奇。最近我向与张有深切渊源的“国大代表”某先生谈起这件事，他解释说，这是张故意探询我的立场，并非张真正不解政情一至如此。
不过，以我当时的感觉，张未必有此深意。他的问题一提出，我立时意识到，虽然国难临头，而当政人物最注意的还是内争，其次才是外患。
因为彼此陌生，而我又必须注意礼貌，所以，我只有婉转地答复说：“我不知道这次日本占领东北是否与陈友仁有关，不过，我怀疑陈友仁真有资格出卖东北，我更不相信日本情愿出价钱从陈友仁手里买东北。
日本人早把东北看成是他们的囊中物，尤其是军人的囊中物，他们对于日本本国的政客都不买账，更何取乎买中国政客的账。
张先生主持军政大计，当然情报很多，我的说法并没有任何事实证明，只是我的推论，不知是否错误。不过，当前我们的国内政局，的确给了日本人动手的方便，甚至鼓励。
如果我们自己争气，日本何至于这样欺侮我们。我甚至敢放肆地说，如果张先生你在沈阳，不是在北平，日本人敢不敢动手，我想也许成问题。”
我的话说到这里，张有些动容。不过当时他的身体实在不健康，精神既不振奋，言辞也不中肯，但是很想谈，所以谈得很多。
张在谈话将告结束时，曾这样说：“刘先生，和你说实话，若是为我个人想，我真想出国，一走了事。不过，人家现在都骂我不抵抗，若是我再一走，人家更不知要把我骂成个什么样子。那么，不走有什么办法吗？还是没有办法，所以只有慢慢看吧。”
我听过这段话，真感觉无话可说了。论地位，论责任，论年龄，我真是微不足道，但当此重大国难，担当军政大任的人，如此心情，如此气概，如何不令我心寒？
这时候，在南京的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得头破血流，我们驻英、美、法三大国的使馆都是空空如也，没有使节。驻日新公使蒋作宾才刚到任。
我们的军事没有前线，外交也没有前线。在广东人回广东的口号下，“非常会议”正在广州剑拔弩张，斗争的目标是南京，而并非是东京。
我在北平与邢士廉相见，真是恍若隔世。这时候的邢士廉绝没有想到他最后居然回东北，而且做了伪满的陆军大臣，大战结束时，邢被俄军俘虏，下落不明。
事变发生不久，日本人最初并没有注意到他。不过天津的日本报纸，有几次登载他的谈话。我曾对邢说，这时候最好不要与日本记者接近，更不要发表谈话。
他开玩笑似的伸一伸舌头说：“小鬼真可恶，我哪里和他们谈过正经话。不过有些日本人，平常很熟，现在见面也不能假装不认识，谈话更是难免。”
我说：“私人谈话，固然可以，不过目前这个局面太严重、太复杂，就是为个人着想，也要避免是非。”
他又说：“我倒觉得，我们既然没有力量，倒不如趁早探探行市，问问价钱，免得以后越发不可收拾。”
我说：“这事要由政府负责任的人去做，私人活动可能更有害的。”
他当时同意我的话，并且说是要小心，更要避免与日本记者见面，这时的邢士廉并没有意念要做汉奸，我可以借下述的故事来证明。
邢的儿子名邢立中，东北大学毕业，是一个拘谨的老实人，在我所主持的那个单位工作。
当我在北平与邢谈时局的时候，我对他说，我还要秘密回东北看看，现在不早回去，以后日军控制严密，要回去将越发困难。
邢同意我的话，也赞成我回去看看。我先到锦州，以后冒充北宁路的职员回了沈阳，又转去安东，绕了一个圈又回北平。
在锦州，我与彭济群、黄恒浩，还有一位曾做过奉天教育厅长的祁彦树一同住在锦州商会里，国内外宣扬，我们曾一度设在锦州的辽宁省政府，实际不过如此。
张学良派米春霖代理省主席，而米本人并不是省府委员，他本人也无意于此，所以到一下就走了，祁彦树也不是省府委员，他做厅长还是张作霖、王永江时代的事。黄恒浩是财政厅的秘书，他代理财政厅长张振鹭主持财政，还是切乎实际。彭济群是省府委员，虽然无事可办，可是这位正人君子，绝不临事逃避。
邢士廉倒是很热心地来到过锦州，经过日军一度轰炸，他回北平了。有人说他是吓跑了，不过凭心而论，久经战场的军人邢士廉，绝不会比我这样一个年轻的文人更胆小，我都没有怕，说邢是被吓跑了，似乎不近情理。
不过，他感觉气愤，有些牢骚。以他过去的经历，当此非常时期，他自己想有所作为，而当局对他不加理会，他的苦闷是可以想到的，他对我说过，他到北平几次求见张学良都被拒绝，他非常气愤。
而且，他一再地对我谈及张学良的态度说：“他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也得对人说说呀。”
当他知道我要秘密回沈阳时，他曾很诚恳、很坚定地要我告诉他的儿子邢立中，不要和日本人接近，也不必多关心他个人的安全，不过在日军占领下，他是绝对不会回东北的，至于家事，要他儿子主持一切。
邢士廉以后下水，是伪满的形势已成，他先任伪第一军区司令，最后做伪满陆军大臣。邢的变节，我很难过一个时期，他本不是奴颜婢膝甘心做奴才的角色。可见一个人能有所不为，实在太不容易。
身当世变，利害关头，一般势利小人，固不必说，就是曾闻君子之大道，而信道不笃，也同样要被狂风暴雨席卷而去，也更可知，只有国强民富，才能培植人、保全人。
1931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也被指派为辽宁省代表，会场是在中央大学大礼堂，开幕时，是由林森先生主席。
当时的广州，也在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唱的当然是对台戏。北平的学生，群集东车站卧轨，客运为之冻结；南京的学生，请愿示威，全国青年为外患刺激而近乎发狂，而京粤两地的政治纷争，也是风骤雨急。
代表大会组成一个对日特种委员会，由戴季陶任主席，可是戴向大会提出的报告，好像日本历史的学术讲演，对于挽救当前的危亡，显然是不切实际。
某次大会又是林先生主席，主席团提出一项内容包括十点的提案，由吴铁城出席说明。这个提案如果照原案通过，势必加深京粤的分裂，我这个目击身受沈阳大难的人，深感切肤之痛。
我发言说，这十点内容，应逐项分别加以讨论，凡是有碍团结之处，主张加以修正。某知名之士大声驳斥我的主张，并且说，要通过就全文通过，要否决就全文否决，因为他知道没有人敢主张否决的。
我也激动了，我说这是大会议题，并不是战胜者加于战败者的投降条款，为什么不能讨论？我索性更明快地说出我的主张，要求团结，反对分裂。
但是，我太孤单了，没有人附和我的主张，会场的空气是一面倒，结果主席团的提案被通过了。
表决之后，我再起立，请问主席林先生，是否还允许我再说几句话？雍容大雅的林先生很从容地连声说：“你可以说，你可以说。”
于是，我很沉痛地说了一大段话，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加深分裂的决议，必然要严重地助长日本的凶焰，促进国家的危亡，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对历史负下罪戾的责任。
我最初发言时，虽经林先生的慨允，但是四座都起了嘘声。当时没有麦克风，我是就座发言，不知是我的言辞，还是我的热情，居然很快地转变了会场的空气。最后全场无声，我庄重严肃地提出请将本案复议的动议。
安徽代表陈一郎立时附议，并且大声说本案讨论不够成熟，应予复议，于是全场通过这个复议的动议。主席宣布休息，案交由主席团研究，提出大会复议。
复会后，仍由吴说明，他一再说，广州方面种种，实在令人失望，但是外交、军事不能一日中断，所以将本案略事修正提出，仍希望维持原案精神。我乃就本案，再提修正意见，仍强调团结的重要。
我说，吴先生说，广州方面有的令人失望，不过并没有认为是绝望，因此，我们为国家必须容忍，然后才谈到所谓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我们如果关闭团结之门，则国人必然失望，尤其陷于敌手的东北人甚至感觉绝望。
我的修正意见，居然被大会接受一部分，而这个被修正通过的提案，扩大了些团结之门。今天回想这三十五年前的往事，我得承认当时我充分享受了一个会议成员应享有的言论自由，而大会对本案的讨论，也充分发挥了民主的精神。
谈“九一八”总离不开张学良，所以我再写一点我与他晤谈的小故事。
东北三省丢了，张学良的海陆空军副司令也丢了。随后热河也丢了，张的绥靖主任也丢了。他去欧洲了，1933年12月又回来了。回到上海，他住在莫利爱路张啸林的房子。
朱光沐为我安排，在张把一切客人送走之后，深夜里我与张有一段将近两小时的畅谈。他的身体、神态，真使我耳目一新。他是那样地健康，甚至是健壮，精神那样地饱满，谈吐那样地有力，顺承王府里的张学良已经不见了。不过他太兴奋，太健谈。
最初还是坐着谈，以后是时起时坐地谈，最后我只有随着他站着谈，甚至手舞足蹈地谈。从内政到外交，从国家到个人。当时，正是福建事变，所以更有新颖的题目可谈。我是有所顾忌，必须保留地谈；他是兴会淋漓，大谈而特谈，因而有些话硬是听得说不得的。
不过，有些可笑而也无伤大雅的话，不妨在此转述一点。他曾经说：“我现在回想，我真是没有学问。如果我有学问，我可以和日本人早一点谈，只要我和日本谈，我一定不会离开东北。
不过我得说，我张学良是爱国的，就是因为我爱国，所以我不愿意和日本人谈。我认为只有爱国的人，才能救中国，一般军阀不必说了，官僚更是没有出息，至于知识分子，都是坠（他没有说'堕’字）落的，都没有用。剩下的一般老百姓糊里糊涂，什么都不懂。所以我认为只有爱国的人凑一起，才可以救中国。……”
如此云云，翻来覆去说了一大堆，我与张这场无所为自然也无结果的谈话，也无须再加以引述，不过，我向来不敢说假话，尤其不敢在关系重大的事与人方面，去说无所根据的话。
我之所以谈到张学良，只因为是谈到“九一八”这件历史上的大事。谈这件大事，而完全省略张不谈，未免文不对题，所以我取样几件不相干的小故事，以资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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