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东北人，但我自上海1932年2月至4月出入淞沪抗日战区以后，上海的朋友们都主张我去组织东北义勇军抗日，他们愿为我的后援。
首先“中社”在上海募集了三万大洋交予我；接着，在四川曾于清末当统带，革命时任了几天四川副都督的朱庆澜将军，便由于广东同志的宣传，一下予我汇来他募集的九万大洋。
朱在当时并不认识我，后来我们才往还甚熟，他那样热心帮助我，或者因为他是东北人，而又因信任我同志们的宣传，特别同情于青年为国难的奋不顾身。
此外，丘念台先生自香港汇来二万大洋。这样子，我在1932年4月便先后收到十四万大洋，都是中国银行的支票，使我有义不容辞之感。
同时，慕韩兄自天津来信，言北方同志抗日心切，纷纷向他请缨，要我迅即回津想一个统率的办法，否则人自为战，必无所成，徒遭牺牲。
于是，我便在1932年5月自上海赶回天津。不过，在回天津前，还有一段插曲，在此附带一述，这就是1932年4月7日，国民政府所召集在洛阳开的“国难会议”。
当时，国民政府有鉴于日阀之进攻不已，既占了东北土地，又发动淞沪之战，民气之激昂达到极点，而国民党南北之对峙不妥协尚如故，因此，乃由退往洛阳的中央发出通知，于4月7日召开一个国难会议，邀请海内知名之士竟有五百二十余人。
本来，这个会议在当时政治的作用上确有其必要的；人数虽不免过多，然而国难会议的名称却适合民众的心理，可最令人感到有点滑稽且引起群情不满的，是这个国难会议的通知上声明“不谈政治”。
当在东北事变后，淞沪战争未起时，上海威海卫路有一个俱乐部名叫“中社”的，便常有若干新旧热心国家大事的政治人物随时在那里聚会谈天。
其中，以世人所称的政学系要人张耀曾等最为热心，左舜生兄原来就常去“中社”，我自1932年1月到上海后也有时去。及至4月中，得到国难会议的通知，这类“中社”中谈天朋友的名字大半都在被请之列。
但一看通知上有“不谈政治”字样，大家都笑起来，认为“国难”本就是政治问题，而今标明不谈，则又从何处谈起呢！
因是激烈派便主张不理，温和派就主张去问一问政府要开这一个会议的用意所在。于是，公推熊希龄、谷钟秀、王造时与我共四个人，由上海去南京就近问一问汪精卫，因为汪那时是行政院院长。
我们四个人到了南京，由长于马戏团玩杂耍的褚民谊招待得相当周到，但一见汪精卫，就令大家很不开心。
他首先有个成见，认为主张抗日的人是在捣政府的蛋，而要谈政治，就是有意夺取政府的政权。因此，汪简直声色俱厉向我们四个代表说道：
“国民党的政权是由多年革命流血所取得来的。你们有意要求取消党治，你们就去革命好了！”因而，此次会见不欢而散。
我们四人回上海复命，汪的如此无聊说法当然要发表出来，因之国难会议虽仍然如期敷衍开会，上海大半较重要分子都未出席，我是急于要赴天津主持东北义勇军事，更无有心肠去讨论这种无聊的政权不政权之事了！
我一回至天津，知在东北讲武堂的学生同志二百余人，业已有五十余人不及待指示，已去参加马占山将军的部队了。
马占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感到，如此零零星星、东西南北地散漫投军，不但不能发挥力量，而且对这种拼斗不去加以组织指挥，结果是肯定一盘散沙。
所以，我首先约集在东北讲武堂担任政治教官有年的王师曾与王慎庐两同志商量组织办法。
他们两位，一是四川人，一是安徽人，虽与这两百多学生同志都有深厚感情，但他们认为，究竟省籍有关系，因之他们两人又推在东北讲武堂任事务多年，且任张学良的秘书的王捷侠同志出来总理其事，他们两人副之，于是我就指挥这“三王”从事工作，后来都发生预期的效果。
一是加强热河的队伍。
其时，热河的马占山的队伍已被日军六个师团猛攻而失败，散为游击零星小队，所以，我以中国青年党抗日义勇军总部名义委王捷侠同志为司令，叫他率领同志一百二十余人（多系东北讲武堂学生，此外还有北方少数同志），即赴热河承德以南的滦平组织一个梯团，以便与马占山的零星部队联络，扩大起来。
我记得，我曾给以中国银行的一百元的本票二百张，共两万元；这个本票，在凡有中国银行支行地方都可以立刻十足兑现大洋的。
殊不料，王捷侠在张学良处任职日久，没有了解到我们抗日是不会得着南京国民党政府赞成的；我们无论内对政府，外对日寇，都要在秘密的地下去做无名英雄。
而王捷侠同志乃打出热河抗日义勇军第八梯团的招牌来，并且欢迎宋子文去检阅讲话。固然，当时的宋子文确是赞成抗日，他将他财政部的税警团，装备甚好、士气旺盛的一团，并不得政府许可，而亲率至北方来，所以大家都欢迎他。
他看见我们的学生队伍，也十分感动，表明他来热河，也是参加抗日，并不代表国民党与政府，我得着这样的消息，我深信宋子文所言不假，因为，在税警团里也有青年党同志打来报告，言宋在团中鼓励抗日行动。
但是，一般同志做地下工作既久，以保密为第一义，总不以王捷侠同志的官派习气太深为然。但第八梯团在热河推进之后，发展得很快，但牺牲得也很快。
因为日军在热河的兵力太大，自1933年3月4日承德失守后，敌军横扫全省，且直攻古北口，我们的健儿早已牺牲过半，逃回者只二三十人而已。
二是加强辽宁的队伍。
但这比热河的工作要困难得多了！因为，辽宁为日寇军队首先发动地，而且正在集结以扫荡义勇军，这里既无像马占山将军的声势为号召，又须打探深藏的义勇军小队以及红胡子之可靠而足以为我们合作助力者。
于是，我特委王慎庐同志为司令，在遵化县组织司令部，率领东北讲武堂学生同志近百人前往，先行派人出关联络零星的官兵队伍与江湖豪侠，我给了他十万元的中国银行本票，同时，我还得为之准备武器弹药，为之运往长城口子。
在天津租界购买手枪炸药并不难，当地同志们早有路子，只要肯出价钱，就到了手。但是，要从天津将武器炸药运往北京，并转运遵化，这便是一个艰险的工作。
幸得一个广东同志侯一星（曜），他的国语说得很好，是电影导演，常往来平津，摄取镜头，无人不知他是戏剧界中人，他的太太濮舜卿也同他一道活动。
我与他夫妇商量运输事，难得他俩对这危险工作一口承认，一星主张多有两个少女，更易掩护，于是，我又派四川女同志喻德权参加，全靠侯夫妇与喻勇敢沉着，来往平津十几次，运去手枪五十余支及弹药不少。
送往北平，其时已有人接应。可惜后来侯一星于1944年在新加坡抗日，为日人捕杀！
我在北平坐镇，而王师曾则往来北平、遵化之间，传达命令与消息。经几度的试探，知辽宁义勇军工作确比热河要困难得多。
因为辽宁陷落已经八九个月，敌人已大举清乡扫荡，伏莽颇难存身，其能存在者大抵为数零星；唯江湖豪侠彼时能以“青纱帐”掩护，出没无常，日寇无奈之何！
“青纱帐”一名词，本夏秋之交，北地高粱长成，漫田遍野，一望无际，盗贼出没其间，易于隐避，故又曰“青纱障”。
他们日夜隐于青纱帐中之，每每夜半冲出，或劫火车，或断车轨；敌军翻车被杀之事，时有所闻。
其时，百余东北讲武堂同志已有半数自喜峰口或九门口偷渡出关，每人照发中国银行本票五张（五百元）。但去后消息无多。
自决定收买江湖豪侠后，志同道合者约来之赳赳武夫不少。王慎庐司令为之定下赏格：每打翻敌人火车一次，奖大洋五千；杀死敌人军官一个，奖大洋五百；每一队人马，以两三青年同志随之进军。
这一办法，初行之颇为有效，因其正在夏季青纱帐起时，伏于北宁、南满与新民几条铁路附近都甚容易，如是者有三个月的相当满意，而且有喧腾众口的成绩。
不过，我知道如此做法，只能快一时之意，而不能成大事，只是令日寇头痛而已。
不料，此一收买江湖豪侠的办法，结果发生内讧情势，王慎庐与王师曾两人都应付不了，要我想办法。我只有自北平亲赴遵化与喜峰口之间，在一村中破屋里去与二王共商应付办法。
我到后始知，我给慎庐之十万元中国银行本票业已发散完毕，而他们纷纷前来请命，无钱便不肯走，其势汹汹。但我所存已只有二万大洋，实不足以应付这一大堆半真半假的江湖豪侠人马。
并且，王捷侠其时因热河司令已无事可做，等于结束，他来与慎庐、师曾争领导权；他手中也掌握了十几个豪侠首领，认为慎庐派人给钱，有所偏心，并不公平。
捷侠向我表示，他约来的首领务必要见我一面，慎庐、师曾都挡住我不要去见，恐被扣留索钱，难于应付。
我想了一下，深感王捷侠约来的豪侠首领固目的在钱，绝不可靠，而慎庐令学生所约之，虽已表现劫车杀敌成绩，仍是终不可靠。因为我的钱是有限的，而他们每一次动作，不管成功与否，都是用钱收买的，像这样长期抗战，只靠大洋收买，又何能久支？
所以，我在半夜，召集慎庐、师曾及在他司令部尚留下几个青年干部训话。我说：
“我们是要长期抗敌，像这样收买他们来干，同志们虽然与之起居，伏于青纱帐中，异常辛苦，也表现出相当成绩，异常难得！
但他们要钱的欲望愈来愈大，我虽有金山，也终难应付，这不是长期抗战好办法。
我认为，第一，我们忠勇的同志必须独力从事去组织义勇军，我不相信在辽宁的零星正式队伍已完全无存，只要我们忠勇的同志能够冒险深入，总能寻得着可靠的友军共同长期抗敌。
第二，我必须继续在北平及京东北一带训练青年勇敢同志，不断地送出关去加强我们义勇军的阵容。因此，我今夜宣布我们组织一'抗日救国学生军’，不要他们，自求出路。”
我这一席话，立刻打动了特来北平引我到遵化的苗可秀，他自告奋勇，服从我这一指示，率领总部现有之几位青年同志，立刻出关。
慎庐对于苗可秀之有勇有谋自来器重，故留在身边，今听他发言后，慎庐即表示赞成。我勉励他几句，立刻将我贴身穿的一条夹背心，内缝有中国银行本票一百张共一万元，脱下来，令他穿在身上后，我说：
“祝你成功！为国珍重，趁天未明时，你们七人就走，其余六人，以后都要服从苗可秀同志命令，犹如服从党的命令一样！”
苗举手敬礼，我与二王同志还礼后，苗率着六人，回身即离小屋而去。慎庐为之泣下。我告慎庐：
“此子眉宇间有英气，而举止沉着；我自北平与他同来，即详察其有军事领袖才能，此去必有成就的。”
但对王捷侠所约来的一批豪侠，必得应付，我叫师曾去告诉捷侠，我明早十时定来训话。慎庐、师曾都不以为可，我说：
“不要紧张，你看我应付罢！不过明日正午，我们三人必须驰返北平罢了！”
次日（我记得是1932年7月27日）10时，我与慎庐、师曾三人赴捷侠处。但入小屋中，捷侠不在，只有七个大汉都带有连枪（即一发七子的长把手枪），其中一人声洪气粗地向我表示，他们奉命而来，等了三天，拿不到钱；他们杀敌心切，今天非要钱走路不可！
我笑道：“钱是有的，非先将工作说清楚，办法讲明白，不能便说拿钱。”
又有一人道：“别人几万大洋拿走了，并没有工作，为什么我们就要说清楚，明明是不相信我们！”
更有一人大声道：“今天不拿出钱来，便休想走出这个屋子！”
我于是大怒，用拳头在桌上一捶，桌上小茶杯立刻震翻！我道：
“钱是有的，要用威吓，便一文不给，还是要将工作报告打来，向我司令部来商量。”
言毕，我立即起身走出屋外，仍向原路走回。慎庐与师曾随着我，都认为好危险。我说：
“他们是要钱来的，并不可怕！这一捶打下去，是出其他们不意。如果一软化，他们就更凶了啊！但我们非立刻返北平不可！”
于是，我们三人一回司令部，留下两个勤务兵，说我们进城去了，接着，我们立绕城东，驰回北平。喜峰口内的司令部就从此结束，而移在北平办公。
苗可秀是一个难得的英才，东北义勇军，牺牲青年同志于关外者，计在七百人以上。大家忠心义胆地去杀敌报国，各有其贡献，各尽其天职，都是效死而无悔的。
不过，要像苗可秀那样赤手空拳，竟在东北干出一番比较卓越的杀敌致果的成绩，使敌人丧胆，令青年党增光，结果壮烈殉国，至今令人歌颂，确乎难得！
但是，如果我们再看当年报纸上，关于苗可秀殉国的消息，记载也颇简略，大意是说：
“……自邓铁梅被捕后，其所部义勇军即归参谋长苗可秀统率，仍转战于岫岩、凤城、盖平、本溪一带，图谋截断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重要工具——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最近在摩天岭附近，被日本鬼子包围，全军覆没，苗本人被击毙。
……苗可秀的生年月日，无从稽考，有谓其卒时年约二十四五岁，据作者估计，其卒年当在二十七八岁。”
苗可秀的遗书有三封，一封是给“卓然”的，一封是给“雅轩”和“忱”的。这两封信都写得很长，成于被执后三数日间，意在托付后事。最后一封未写明给谁，成于就义之日，是寥寥数语的绝笔。
苗可秀的身世及其为人如何？我们可以从其遗书中窥知一二。其间流露着念弟、念妻、念子的真情，确乎是斑斑血泪，令人不忍卒读。
与卓然（按：卓然姓王，为东北大学教授及讲武堂教官）
卓然师：
生于6月13日在岫岩与日军作战，当被炮弹中伤臀部，在养伤中，于21日又被日军侦骑所得。此书系臥床伏枕，力疾为之者。
一烛荧然，窗外虫声唧唧，似悲余之有志不遂者。而生则以为余之事业已告大成矣。日军守卫士兵，求余书数字以为纪念；余书“誓扫匈奴不顾身”诗一首赠之。
日本翻译前山，人甚和善，亦求余书，余书“正气千秋”四字赠之。彼又频频嘱余遗书友人，今夜其为余死期耶？
余死固无所虑，所虑者二事：（一）父所遗之产业无多，为余读书之故，耗费荡尽，致令吾弟于今竟做流民户，且负债竟至五百余元之多，日积月累，将来更不知何如，此皆生不事家事之故也。吾师能为生解决此一问题，生可以稍慰吾弟，即生之私心，亦可以稍慰于地下矣。
（二）余妻至愚鲁，生一子，今年约六岁，斯子幼失其父，长谁教之？其将与鹿豕同矣！此生之所最痛心者。生拟名此子为“苗抗生”，勉其继余之志耳。但谁为教之者？
生万思至再，愿以此书劳吾师，不识吾师以为如何耳。生意吾师可以义孙视抗生，即令抗生以祖父礼事吾师。
余妻即令为吾师家作仆妇，人虽愚鲁，吾师而善用之，伊尚能任劳苦也。如此，则吾子可以不失教，吾妻可以不失吃饭之所。
生自为谋者，至此尽矣，不知吾师究以为如何耳。吾师待生之厚谊，生唯有图报于来世。吾弟、吾妻现流落于何处？生亦不详。但令赵氏叔侄设法，总可以得其梗概也。
生自入狱以来，心地坦然之至，此境觉尚不易做到，生亦不知由何修养得来也。古语谓“慷慨就死易，从容赴义难”，自生视之，两皆易耳，第视其真知义与否。
吾师负整顿中华之责任，至为重大，望努力且珍重之！不多谈。
二十四年（1935年）六月二十三日夜十一时
晚生苗可秀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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