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战争准备：清王朝
对英国侵略者正调集大军前来“兴师问罪”，清王朝统治者自然是懵懂不知的，但也不能说清王朝一点准备都没有，我们毕竟缴了人家的烟，得罪了人家，不能不有所防范，而这几年海疆一直不太安宁，加强海防也不断出现在清王朝的议题中，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中。进入1840年，清王朝继续在禁烟的轨道上运行着，而加强海防也再次提上日程，这缘于林则徐断绝英人贸易后，奏请道光帝命令沿海各省一体加强防范，防止鸦片贩子四处流窜。据此沿海各省督抚纷纷向道光帝汇报了本省海防情况，虽然着眼于防范鸦片贩子的流窜作案，与防范侵略大军的要求相去甚远，但毕竟有提高警惕的效果。
署两江总督麟庆汇报了江苏海防的基本情况：江苏以长江为界分南北两部分，江北沿海沙线纵横，容易搁浅，一般商船不敢靠近，无需特别防范，这里由漕运部队（漕标）负责。而江南地区以吴淞口为入海门户，这里江海深阔，外海船只很容易从浙江洋面驶入，需重点防范。江南地区由江南提督负责，他下辖四营二镇，提右、福山、刘河、南汇之提标四营驻扎江南内陆，二镇驻扎在长江口，其中狼山镇在江北岸（南通附近），苏松镇在江南岸（上海、宝山地区）和崇明岛，而其中的吴淞营直接防守吴淞口。麟庆的具体措施是，“通饬沿海各地方官严密稽查，预防奸民勾引接济，并守口各员弁及巡洋舟师，认真巡查瞭望。如有夷船窜入各口，即会同驱逐尽净……并以海洋示威制胜，首重火攻，札饬镇道，查验炮台，整理器械，随时加意训练。”同时加强与浙江水师的联系，确保万无一失。
后来江苏巡抚裕谦对江南防守给出了更明确的方案：海上作战全看风色，且夷船“坚大便捷”，一旦顺风驶入，我们基本无力拦截，这时候我们“先将口外商渔船只，无论大小，一并押归口内，刻日封港……将商渔等船排列口门，联以铁索，守以弁兵，不准一船出入……于附近沿海塘岸派拨员弁兵役，昼夜巡逻，施放号炮，彼此接应”，这样就断绝了夷人与沿海联系，“夷船进口无路，销货无门，一得西北风，必将废然而返”。裕谦的措施就比麟庆的实际多了。
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也做了基本汇报：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嘉兴四府濒临大海，其中温、台沿海地形和江北地区差不多，外船一般不敢靠近。而嘉兴的乍浦船舶可以停靠，需要重点防范。至于宁波之镇海口是浙江真正的入海门户，口岸毫无沙礁，海船可由外洋经甬江直抵宁波城。浙江提督亲自镇守宁波，乍浦由八旗副都统镇守，温州、台州沿海则由温州、黄岩二镇守卫。侵略者进攻的第一个目标——舟山岛也在浙江，它就在镇海口外，两者距离并不远，该岛上的定海城也是一个良港。定海、镇海两城互为犄角，唇齿相依，清政府专门部署一个镇（定海镇）的兵力防守定海城和舟山岛，以示对这里的重视。
至于乌尔恭额的措施与麟庆的大同小异，如何督饬所部，如何加强巡查，如何常备不懈，如何驱逐夷船，纸面上的部署都是面面俱到。而山东、直隶、奉天基本按照浙江、江苏的模板，敷衍潦草地向道光帝做了奏报，鉴于接下来的鸦片战争不涉及这三省情况，我们就不详述了。如果说在道光帝的强力督促下，大家还能在禁烟运动中有所用心，那么一当这一督促减弱，得过且过、无所用心、浑浑噩噩的本性马上在加强海防中表现出来。
当然道光帝对闽粤两省的海防还是重视的，至少给它们配强配足了干部，使其能够在海防上有所作为。福建进行了人事调整，邓廷桢出任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正式由林则徐接任，同时道光帝任命兵部尚书祁寯藻和刑部侍郎黄爵滋为钦差巡查福建。御史们揭发福建在禁烟、吏治、海防方面依旧存在不少问题，邓廷桢一走马上任，就发现福建“一切弊病，与广东大略相同。而水师之欺蒙，陆营之骫骳，州县之徘徊观望，畏难苟安，殆即甚焉。目见耳闻，实深忧愤。”他向道光帝提出欲治外必兼治内，欲治民尤先治官，必须从严吏治，受贿纵庇者杀无赦，庸懦无能者立予撤参，身居高位者要勿畏恫喝，勿避怨嫌，敢于碰硬。由此三位大吏开展了整顿吏治、加强禁烟的行动。
在加强海防方面，三位大吏主要有如下行动：一是邓廷桢从广东购买了一批夷炮，适当加强福建水师战力。他承认“夷人长技，专恃炮火，是以制造较为加功”，而福建水师的现有火炮未必得力，于是与林则徐商量后，购买了14门夷炮，每门自一千六百斤，至八九百斤不等，装药演放，颇为灵利，亦能致远。此事得到道光帝的赞许。二是改进战船修造业务。水师战船修造素来弊端丛生，其内部索贿受贿、克扣费用比比皆是，导致战船修造敷衍了事，质量低劣，拖拖拉拉。由此三位大吏展开整顿，追究责任，处罚官员，加强管理，恢复和扩大修造规模，弥补损失，满足日益吃紧的海防需要。三是沿海多建炮墩，应付鸦片贩子的流窜作案。对付海上威胁，清军除了依靠水师，就是沿海构筑的炮台，福建沿海也有大量炮台，建于海边，根基不稳，规模较小，地形不佳，作用不大，因此三位大吏向道光帝提出用麻袋装土，层层堆积，外边束以小渔船，再装上火炮，用这种方法构筑的炮墩成本低廉，简单实用，可以取代炮台发挥作用。当然如果敌人的侵略大军到来，砖石构筑的炮台还是比沙土构筑的炮墩管用。四是提出闽浙总督常驻泉州，因为漳泉二州是夷船经常出没的地方，也是海防重点，省城福州离此太远，鞭长莫及，如果总督能就近指挥，有助于加强领导，督促地方，改进海防。
福建水师下辖五营五镇，提督率领中、左、右、前、后之提标五营驻守厦门，南澳、金门、海坛、福宁四镇从南到北依次驻扎于诏安、铜山、金门、海坛、三沙、秦屿等沿海各要点。台湾镇作为水师最大的作战单位独立镇守台湾，台湾名义上归福建管，但相对独立，其官员和兵力基本上按省级标准配置。这段时间，在福建沿海特别是泉漳二府，夷船经常出没，贩卖鸦片，夷我战斗不断，互有胜负，当然福建水师对付这些流窜犯还是绰绰有余，至少把它们赶跑是没问题的。
广东水师作为清王朝最强大的水师，名副其实地处于海防斗争第一线。现在林则徐全面主持两广事务，他以更积极的姿态推进禁烟工作，推进广东海防，继续加大力度打击鸦片匪船，广东水师与福建水师一样也处于战斗模式下。广东水师下辖五营、五协和四镇。提标五营和五协驻扎在珠江口地区。南澳镇、碣石镇驻防东路惠州和潮州地区，琼州镇、高州镇驻防西路高州、廉州、雷州地区。
广东海防的加强实际上从律劳卑事件后就开始了。关天培担任水师提督后，在两任总督卢坤、邓廷桢的的支持下，全面完善虎门炮台体系，使之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海防工事。珠江口两岸群山环绕，地势险要，构成了进入广州的天然屏障。在珠江入口处，大角、沙角二山夹江对峙，构成了虎门第一道屏障；朔江上行几里，上下横档山屹立江心，江水分成东西两路，夹在武山、横档山与芦湾山之间，西路水浅多礁，外洋大船不易通过，东路则江狭水深，形势险要，是防御的重点，由此构成虎门第二道屏障；再上行几里，大小虎山雄踞江心，构成虎门第三道屏障。这些屏障上以前就构筑有炮台，基本形成了防御体系，关天培着重做了如下改进：在第一道屏障上，大角、沙角二山间江面宽阔，炮火无法全覆盖，于是只让它们发挥警戒作用，其炮力部分转到其他炮台上；在第二道屏障上，武山炮台由两座增至三座（威远、靖远、镇远炮台），并调整炮台位置，使其与对面的横档炮台紧密配合，对东路江面的控制更得力，西路涨潮时水亦较深，也可通行，于是在横档山和芦湾山上构筑永安和巩固炮台，加强控制；关天培依托武山、横档在水底修建了铁链木排，平时开放，战时关闭，与炮台紧密结合，进一步增强了东路防御；鉴于诸多炮台年久失修，炮力不足，关天培进一步增厚炮台城墙，添铸一批六千斤和八千斤大炮，加强炮台的抵抗力和攻击力；广东水师和虎门炮台每年春秋两季还要举行实弹操练，熟练技战术水平，提升士气，防止营务废弛，这是关天培独创之举。
林则徐在整顿水师队伍，改善水师面貌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珠江口防御体系。珠江口中有虎门，西有澳门，东有香港，澳门南有葡萄牙人炮台，北有关闸炮台，防御的完善性与虎门差不多，无需再作太大改进，而香港方向却是一个薄弱环节。在与鸦片贩子的斗争中，他意识到香港的重要性，在奏请道光帝同意后，在尖沙嘴、官涌添建炮台，扩充兵力，有力控制尖沙嘴与香港间的港湾，填补了珠江口防御空白。
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展开对敌斗争是林则徐加强广东海防的重要特点。前段时间在与义律鸦片毒品集团斗争中，他已经开始了发动群众的实践，这段时间他募练水勇乡团，与官军配合行动，积极打击流窜作案的鸦片匪船。他已经意识到清军水师根本不敌英人坚船利炮，意识到英人藐视水师，而畏惧沿海枭徒、渔艇和疍户，意识到沿海百姓为了生存，常年出没于风涛中，磨练出不惧艰险的天然品格，是一支可资利用的勇敢力量。他也清楚面对英人的坚船利炮，清军水师不可轻言出战，只可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而依靠水勇团练这支百姓的队伍以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周旋。在斗争实践中，他也摸索出一套以“首重胆气”为核心，发动群众，积极打击敌人的战略战术。
开始利用西方先进东西是林则徐加强广东海防的又一重要特点。在禁烟运动中，林则徐为了更好掌握对手情况，利用广州对外交往前沿阵地的优势，延揽国内外翻译人才，搜集和翻译了大批外文资料，这包括外国人在广州出版各种报刊资料，以及西方史地、法律、商业等各种书籍资料，由此迈出了中国人深入了解西方的第一步，林则徐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通过这些资料积极了解国外动态，特别是外国人对中国禁烟行动的态度，做到心中有数，他还利用所掌握国际法知识，有力驳斥西方列强治外法权的无理要求。而他所翻译的资料也成为后来魏源编纂《海国图志》的蓝本。
了解和学习国外军事知识，为加强广东海防服务，是林则徐搜集外国资料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还直接引进国外先进武器装备广东海防：他购买了两百多门西式火炮安装在虎门和珠江其他炮台上，有效增强了炮台火力；从美国人那里购买了一艘1200吨的“剑桥”号武装商船，改为战舰，用来演习进攻敌舰之法，借以提高水师的实战水平；他还自己捐资，着手仿造外国舰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改进水师战船。
在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林则徐是走在前列的，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落后，开始想着改变自己，而道光帝和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远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因此一切处于萌芽状态，远不足以应对强大的敌人。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对侵略者的到来懵懂不知，也就不可能产生积极的战略战术应对这一入侵，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广东和福建当局的所作所为在方向上是没有错的，而且也获得了道光帝的赞成——至少没有反对。在事情还没有发生时，历史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并且我们一定程度上也发现了这些可能性，只是在事情发生后我们朝哪个方向走的问题了。尽管事前我们准备不充分，但在事中事后我们继续朝正确的方向走，那么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我们依然可以扭转局面，赢得未来。但是历史的选择又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我们想选A就选A，想选B就选B的问题，而是我们不由自主地必然会选A或选B的问题——而不管它们哪个是正确的。即使对正确答案本身我们也要斟酌一番，从国家和民族大义上讲也许我们选A是正确的，但是从统治阶级的私利上讲选B却是正确的，于是一个根本问题暴露出来了：统治阶级的私利、统治阶级所处的物质和精神状态与国家和民族大义是根本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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