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撰写《史记》：司马迁的历史世界
启迪有志者事竟成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公元前91年，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完成史学著作《史记》。
《史记》堪称“二十四史之首”，在中国史学上具有着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不同于以往的史书，《史记》以描写人物的生平为主，年代先后为副，首开“纪传体”先河。从《史记》开始，《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史著均仿效该体，“纪传体”还成为唐代以后官方史著所采用的主流写作方式。清朝著名史学家赵翼曾高度评价《史记》：“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史记》又是如何被编写的？
首先，是因为良好的家学传统。
司马迁的家世很“好”。这里的“好”并不是说家里有权有势，而是司马迁祖祖辈辈都是修史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武帝朝就担任太史令。身为人子，司马迁承袭父业也成为了太史令。而且司马迁想得更深、更远，他从青年时代就希望能够借由修史，把过去几百年的乱相梳理出一条脉络。
其次，是因为他学识好。
除了有着良好的家世和从小培养起来的经学积累之外，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就曾“跨过山河大海”，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其思想和理念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熟。
司马迁壮游路线图
第三，司马迁写《史记》，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父亲司马谈。
在汉武帝时期，司马谈一直担任太史令，也就是“国家档案馆馆长”一职。因为职位的关系，司马谈早就有整理前代史料，他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志业，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希望写出一部能够流传千古的史书。不过，这个宏愿并没有完成司马谈就死了。
说起来他的死，其实是汉武帝间接促成的，起因就是泰山封禅。
封禅，对于中国历代君王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仪式，而这种重大仪式中历代负责记录的人，都是太史令。不过，汉武帝的这次封禅却没有带司马谈去。
司马谈觉得自己的职责没有尽到，人也受到了侮辱，于是“发愤且卒”。在临终的时候，他还不忘握着儿子的手，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令他死不瞑目的，是害怕辜负司马家一贯传下来的责任，所以临死都不忘交待儿子司马迁，一定要继续完成这项使命，要写出这本足以光耀祖先的史书。
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成为下一任太史令，也继承了父亲撰述《史记》的宏愿。
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有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就是李陵之祸。
天汉二年，司马迁正在全力撰写《史记》，这时候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同李广利押运辎重。
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因为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李陵不幸被俘，继而投降。
汉武帝本希望李陵能够战死，但没想到传来的却是投降的消息，于是大怒。朝中的官员们也看汉武帝的脸色，一边倒地讨伐李陵。而司马迁，一边痛恨这帮官员趋炎附势的嘴脸，一边试图安抚汉武帝。他说李陵这个人，孝顺母亲、“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还认为他有国士之风。
其实司马迁跟李陵平时并没有什么私交，他甘愿冒风险替李陵说话，就是因为他觉得，李家从飞将军李广、到他儿子李敢，再到李陵，一门三杰都为汉朝拼战沙场，就有这么一次没有打胜，结果那些从来没上过战场，也不愿为国家冒风险的文官们就在这里毁谤他，司马迁“仆诚私心痛之”。
但司马迁失误了，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狡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罪名：诬上。
“诬上”是汉朝最宽泛而模糊的一条罪名，意思就是得罪了皇帝。既然得罪的是最高权力者，那不难想象，司马迁一个没名没分的小官会遭受怎么样的待遇：断案的人为了讨好皇帝，不会轻罚他；跟他交情好的人也不敢替他说话；司马迁也没有爵位可以抵罪，最后他只剩下两条路：要么接受宫刑，要么死。
最后，司马迁的选择我们都知道了，他选择屈辱的活着，争取到几年时间好把父亲托付给他的《史记》写完。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用了一连串的“其次、其次”就是想说明一点，没有比宫刑更让人屈辱的刑罚了。
中国古代阉割刀
接受宫刑之后，司马迁无法作为一个士大夫在宫中任职；其次，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谈到他接受宫刑以后的痛苦——“肠一日而九回”，说肠子一天不知道要转动多少次。而且，一想起接受宫刑的痛苦，脊背上的冷汗马上就渗出来，把他的衣服全部给浸湿了。宫刑对司马迁的身体和精神打击都是毁灭性的，唯一支撑他活下去的，就是写好、写完《史记》——
“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本来太史令是个普通的官职，很多人都干过，但唯有司马迁在这个位置上改写了汉代，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脉络，一部《史记》流传千古。
《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讲述了共二千五百年的中国历史。其中，全书又分成：
十二《本纪》：“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记载“天下”统治者的事迹；
十《表》：“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历史动态；
八《书》：“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记录历代典章制度；
三十《世家》：“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描述影响深远的家系、周代的诸侯国和汉代的王侯贵族事迹；
七十《列传》：“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历史、与社会三教九流的种种样貌。
以及最后：《太史公自序》。
各篇结构大致由引言、正文和评论组成。
正文前是引言，记述写作动机；正文记述历史事件、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是评论，通常以“太史公曰”为开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不过一百三十篇《史记》，自司马迁死后就有十篇丢失了，当时补缺的人就有十八家之多，但唯存西汉博士褚少孙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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