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令中日两国军队在长城沿线相持：日军虽越过长城，但未能长驱直入；国民政府在南方剿共，也急于在华北妥协。因此，中日双方在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华北长城线以西以南之地区，日军不再超越该线追击并自动归还于长城线。这等于在长城以南设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治安由中国警员维持。该协定实际上承认长城是中国与伪满洲国的“国界”，绥东、察北和冀东为日军自由行动区，为其日后进军华北提供了方便。
及至1935年5至7月，日本又以河北的反日行动，向中国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包括：（1）罢免日本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2）取消或解散日本指定的国民政府党政机构；（3）撤退驻河北的国民政府中央军和东北军；（4）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此事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中国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反复交涉，通过备忘录和覆函秘密谈判，故被称为“何梅协定”。何应钦虽未书面签署协议，但口头及回信接受了日方要求，大大削弱中国在河北的党政军势力及其他抗日力量，使日本在华北的势力得到极大加强。
1933年3月在长城罗文峪布防的中国军队。是年3至5月，中日军队在长城激战。日军占上风但未能长驱直入，国民政府则欲专注于剿共，双方皆有意停战。
塘沽谈判现场。1933年5月31日，《塘沽停战协定》签定。
《塘沽停战协定》日文文本
1933年6月3日，日本《每日新闻》号外报道《塘沽停战协定》。
1933年12月，日军在占领的山海关长城上高唱日本国歌。《塘沽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华北长城线以西以南地区，日军则仍占有山海关等战略重地，又能在华北广大地区自由行动，令华北进一步曝露于日军威胁之下。
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1935年5至7月，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向中国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多项抑制反日活动的要求。
1935年，主政山西的阎锡山（左）与何应钦（右）合摄。是年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就日本所提要求，以备忘录和覆函秘密地反复交涉。
国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日本所提要求中，包括将于学忠及第五十一军他调。
1933年2月，第五十一军成立，于学忠为首任军长，参加过长城抗战，长城抗战后驻河北。该军及于学忠一直坚决抗日。“何梅协定”达成后，于学忠及第五十一军被调到西北参与剿共。
1935年，日本关东军庆祝何、梅达成协定。“何梅协定”没有正式外交签署确认，但中国在实际行动上满足了日本的要求。
1935年12月19日，陕西西安《解放日报》刊登“何梅协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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