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硝烟方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便挑起了反共反人民内战。战争开始时，国民党统治集团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中共问题。然而，战争的结果是国民党军屡战屡败。最后被赶出中国大陆。在国民党军事崩溃的过程中，其军事后勤也陷入崩溃的绝境。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后备资源及外来援助等方面都占据明显优势。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统治着约占全国76%面积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和人力、物力资源。由于接收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分装备，又得到美国政府庞大的军事援助，国民党政府拥有装备较好的陆、海、空军，总兵力达430万人。
徐蚌会战前的国民党军队
伴随装备的改善，国民党军的军事后勤体系也进行了改革，联合勤务是后勤体制变革、发展的趋势。经历抗日战争后，国民党军对后勤补给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有了较深的认识，要求后勤体制改革的呼声颇高。1946年9月1日国民党当局正式成立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简称联勤总部。试行6个月后，1947年5月，联勤总部正式对陆、海、空军实施联合保障。其业务范围集运输、通信、工兵、兵工、卫生、财务、宪兵等勤务为一体，统一了各种军需品的计划、生产、存储、分配、运输、补给及装备研究改革等事宜，三军供应联成一体，并辖有补给区、港口司令部、兵站总监部、兵站分监部、兵站支部、分站供应局、供应站，以及运输、修理、通信、工程、卫生、教育等单位。由于机构庞大，单位众多，联勤总部最多时达70余万人。通过这样的改革，国民党军后勤的整体保障力和保障效益得到提高。
这个庞大的联勤总部，承担了全国范围国民党军的后勤补给工作。以军粮为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将全国分为10个补给区，实施划区补给。1946年9月后，长江以北设5个补给区，第一补给区设徐州，第五补给区设北平（今北京），第六补给区设沈阳，第七补给区设西安，第八补给区设兰州。军粮首先由补给区、补给分区（含分监部、支部、供应站）按实力编报年度军粮筹办计划，经联勤总部汇总，并与有关部门商量，提前两个月呈报行政院核准，向地方下达任务。之后，补给区、补给分区根据年度计划明确交接时间、地点、经国防部核准后实施。各省田粮机构按计划将军粮筹集于交接地点并按规定包装，就近交给军队。部队领足粮秣后，如在第一星期内缺粮，由部队长官负责；在第二个星期内缺粮，由补给分区负责；第二星期后缺粮，由补给区负责。
在武器装备方面，国民党当局仅在1945年12月至1946年6月，就从美国得到 13.3 亿美元的援助，又通过 1946年6月的《军事援蒋方案》得到1000架飞机和7000门大炮及大批军火，国民党军的“美械师”也由39个增至57个。为了内战需要，国民党当局非常重视发展军事工业。它一方面接收日伪留下的兵工企业，另一方面抓紧兵工企业的生产，这为补充国民党政府的军械供给发挥了重要作用。以1946年为例，全年生产步枪10万余支、轻机枪7012挺、重机枪3600挺、60 迫击炮2660门、82 迫击炮500门、120迫击炮81门、二八式枪榴弹发射器 8200具，以及步机枪弹 8778万余发、60迫击炮弹68万枚等。
国民党军队官兵眼中充满了厌倦和彷徨
为了支撑军队的各种开销，解放战争时期 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几乎等于“军事财政”。根据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材料，军事支出及用于军事的特别支出，1945年占国民党政府总支出的71.33%，1946年为86%。军费由财政部划拨，年度经费的使用按月下拨至各补给区、兵站总监部、港口司令部和各供应局。
然而，联合勤务的实际效果如何？当时的中国是个农业国，由于灾荒和战乱，人民贫困，以致历年计划筹集的军粮均不能如数完成。为扩大粮食来源，国民党军强征暴敛，致使民心丧尽。长篇小说《红日》的作者吴强，是涟水、莱芜与孟良三场战役的亲历者，他在小说中对此有如实的描述。国民党军所到之处，“拆毁房屋，砍伐树木，搜集铁丝等等物资……”
实际上，国民党军的扰民欺民，在抗日战争中就表现得非常突出。1938年1月，在开封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就把国民党军“军纪荡然”列为过去作战12个弱点中的“第二个最大的弱点”。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与老百姓的关系“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连蒋介石自己都不得不承认，“我们军队每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
不难想见，这样的军队，即便拥有再精良的武器，也注定要彻底失败的。随着战场上接踵而至的失利，国民党军各种武器弹药战场损耗也逐年增加。1946年武器损耗数占全军武器数的13%，1947年占16.4%，1948年占32.5%，1949年占55.5%。同期，枪弹损耗15亿发、炮弹和火箭弹损耗1277万多枚，手榴弹损耗2055万多枚。这个庞大的数量，远超国民党后勤体系的军械物资的补充能力。到1949年7月，国民党当局对残存部队进行了武器补给，分布在西南、关中、华中地区的近20个军，一共只拨给各种枪15530支，轻重机枪 2516 挺，这几乎倾尽所有了。
国民党军队向东北空运物资
另一方面，1946年的军费为19171亿元（注：文中货币为法币），1948年猛增至5837596 亿元，比1946 年增长300多倍。国民党不顾一切扩大军费开支支撑全面内战的需要，导致军费远超岁入，最后不得不滥印钞票，这就造成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一样不可收拾。以抗战前夕为标准，至1947年7月，物价上涨6万倍，年底更达14.1万倍。1949年5月，物价甚至上涨85101亿倍。
由于物价上涨过快，虽有巨额军费，仍不敷应用。比如，国民党当局在1947年3月调整官兵薪饷，陆军上将月支50万元，中将45万元，少将40万元，上校35万元，中校30万元，少校26万元，上尉21万元，中尉18.5万元，少尉16万元，准尉13.5万元，士兵1.5方至5.2万元。乍一看数字可观，其实1947年6月，在山东南部，1斤豆油就要9600元，最基层的士兵，一个月的军饷买不到2斤豆油。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从数字看，国民党军的薪饷的确不断调整（增长），但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淮海战役期间，有批国民党伤病官兵给联勤总部写信反映：“虽然一人每次副食费40元，但每天的蔬菜、柴火、食盐3者不可缺一，除开支而外，所余者能购几钱油。猪肉要300多元一斤，哪里还有钱去买呢？我们简直是过着苦中再苦的生活了。”这种情况下，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动辄投降就不难理解了。
国民党军队撤离前的上海
在军事后勤的战术层面，国民党军在全面内战中也暴露出明显问题，其战场后勤补给极度依赖交通线(公路、铁路)和现代交通工具（汽车、火车、轮船、飞机）。1948年2月，国民党军拥有辎重汽车团达27个，独立汽车营、连31个，汽车队1个（不含各补给机关直属汽车队、连）。此外，还有船舶运输大队7个，铁甲列车总队2个，交通燃料供应连25个等。整体而言，其运输单位比抗战胜利时数量多、质量好，总体运力和效能有所提高。
对于交通线在现代战争中的价值，蒋介石在1947年5月15日向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全体学员所作《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认为，“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于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套“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的战略设想，讲起来头头是道，却与实际情况不符。国民党军的后勤补给线，需要依托铁路与公路，比如整编第74师进入孟良山区后，因该师的汽车无法行进，被迫将大批武器装备留在垛庄，极大削弱了其后勤保障能力。
更普遍的情况是，国民党军在公路、铁路交通线被人民解放军切断后，立刻陷入补给断绝的困境。遇到这种情况，国民党统帅部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空运(空投）。在孟良固战役中，国民党空军对身处绝境的整编第74师进行了空投补给。在国民党军死守的长春，国民党当局决定从1948年4月5日开始，以沈阳为空运起点，以长春补给区十六支部为接受单位，进行军械弹药、通信器材、粮秣被服等的物资空运。在空运受阻后改为空投，飞机每日少则5至6架，多则10余架，所投粮食以大米为主，兼有少量面粉，以2至3袋或4至5袋为1捆，用降落伞降落。6月18日以后，伞降空投逐渐减少，用麻袋或面袋直接下投。淮海战役中的情况同样如此。会战初期，以铁路运输补给为主，津浦线中断后，以空投补给为主，为此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从1948年11月13日起，将不定期的空投改为逐日定量空投。联勤总部特地派一个兵站系统进驻南京大校场机场，由南京供应局在机场组设临时仓库，负责空运及粮秣保管与包装。
国民党军队军官的伙食
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被围后，为了解救这支“王牌部队”，国民党当局以空军两个空运大队为主，还租用中国、中 央、陈纳德三个航空公司的运输机参加，调动所有水陆交通工具、人力 将所需物资日夜不停运往大校场机场备投。大校场各类物品堆积如山，运输机一架接一架起飞直接、间接为空投服务的人员有几万人之多。
那么实际效果如何？对国民党军而言，依靠空运维持补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首先，国民党空军能够进行战术空投的运输机数量有限，表面上其拥有一支以美制 C-46/C-47为主的运输机队，但这些飞机主要是美军在二战的后期及二战结束后初期通过有限租借或偿还债务等方式转让的，其保养和维护依赖美国。1947年国民党政府《最急需军火数量表》显示，仅需要更换发动机而“趴窝”的C-47 就达 80架之多，结果纸面上的运力根本无从发挥。而且，空中运输耗资巨大，也非国民党空军所能承担。在长春战役中，国民党守军10万人：每人每天以0.75公斤计算，每日就要粮食7.5万公斤，而运输机每架最多载3000公斤。1948年七八月后，每隔3至5天才能空投1次，每次最多4至5架次。即便毫无损失，每3至5天才能收到1万公斤粮食，平均每人每天半两，实在是杯水车薪！淮海战场的情况也是如此，杜聿明兵团几十万人，每天需要“大米在15万公斤左右，即整天食粥，也非十万斤不可，仅凭空投，断难达到全军粮食所需，何况还须兼顾运输弹药。事实上一天所投之粮食，只能每人配给大米二两。一天所空投之弹药，亦只能应付一天之消耗”。
其次，国民党军缺少精准投送的能力。在孟良固战役中，由于整编74师的对空联络电台被毁，只能靠简单的对空标识来告知空投目标，结果大量的水囊、粮食、弹药被投到华东野战军控制区域。“（国民党空军）空投下成包的馒头、大饼、饼干、牛肉等食品和许多弹药大部落入我们的手中，战士们吃到敌人从徐州紧急赶运来的馒头，还热乎乎的。敌机空投下的橡皮水袋，未等落地，即被我军战士击穿多处，袋中贮水流失殆尽。”在淮海战役中，因陈官庄空投场狭小，有些飞行员低飞怕被击中，进行高空投送，结果投送的物资场里场外都有。
国民党要员撤离南京
这种情况下，被围国民党官兵饥寒难忍，一见空投来临，你争我斗，大打出手。前线官兵常拿武器与解放军换馒头吃，投降者甚多。更有成班、成排甚至成连的官兵，不顾严密的封锁和残酷的镇压，逃过火线向解放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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