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南普陀
民国时期，大师辈出。1929年，上海《时报》做了一个《文坛点将录》，模仿水浒一百单八将的形式，给当时的文化界大腕们做一个大排名。出生于马来西亚、从小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辜鸿铭，与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一道，跻身于十大国学大师行列，实属罕见。辜鸿铭（1857——1928），祖籍福建厦门同安，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是晚清时期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号称“清末怪杰”。孙中山说：“中国有三个半精通英文者，一个辜鸿铭，一个伍朝枢，一个陈友仁” 。李大钊更是高度评价：“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中，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辜鸿铭像
一、出生南洋，留学欧洲
辜鸿铭的先祖本姓陈，世代在厦门同安以捕鱼为生。后因酒醉失手伤人，为躲避官府缉拿，携带家眷远渡南洋，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落户，改姓辜，以示悔罪之意。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为英商布朗的槟榔屿橡胶园总管，颇得老板信任，两人成为密友。辜鸿铭是辜紫云次子。辜鸿铭父亲讲汉语、马来语与英语。母亲是葡萄牙人，讲葡语与英语。辜鸿铭幼年即以汉语和马来语为口语；又从母学得葡语。布朗原是英国绅士，做过牧师，酷爱读书，精通西典、崇尚中国文化。小鸿铭生来聪颖机敏，深得布朗喜爱，收为义子，为他取英文名字汤生（Tomson）。在义父教导下，幼时的辜鸿铭就阅读了安徒生、格林兄弟、莎士比亚等作品,受到西方文化的陶冶。
槟城的标志性建筑——钟楼
1867年，布朗夫妇返英把10岁的汤生带到苏格兰。临行前，生父让他在祖先牌位前焚香跪拜，郑重告诫他：“不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义父将辜鸿铭带到苏格兰古都爱丁堡，入著名的苏格兰公学，后又转入爱丁堡文法学校。该校以教授希腊语、拉丁语及古典文学而驰名，辜鸿铭在这里精读了希腊文《荷马史诗》、拉丁文《但丁神曲》，取得全优成绩。布朗引导辜鸿铭对英、德、法、葡、拉丁、希腊文等进行系统学习，纵横连锁，比照记背。如此学习，易于贯通，自然形成了“良性循环圈”。1872年开春，15岁的辜鸿铭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德国著名思想家歌德的母校爱丁堡大学文学院，专修英国文学，兼修拉丁文、希腊文。1877年4月，他以优异成绩通过数学、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科目考试和论文答辩，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爱丁堡大学
1877年，辜鸿铭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土木工程系，并研究文史、哲学。入校后即跨科跨级选课，广览古今经典，博采西方之长，精心研究不迨。于1880年提前获工学学士学位，并获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莱比锡大学毕业后，辜鸿铭入巴黎大学文学院。此时，他共计获得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热哲学、修辞学、英国文学、拉丁文学、土木工程、工科学、哲学等13个博士学位，展现出过人的天分。爱丁堡大学校长、著名哲学家卡莱尔对他非常欣赏。在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辜鸿铭即兴演讲，博得一片喝彩，至今还被德国人传为美谈。辜鸿铭因精通东西方两种文化，是一个较早在西方获得声望的中国学者，迅速成为世界文化界的红人。当时他仅仅24岁。
莱比锡大学
1881年，辜鸿铭结束14年留学生涯，一副洋博士派头回到马来西亚槟榔屿，在槟城英国殖民政府中谋了个差事。在中国留学史上，辜鸿铭留学欧洲时间之早、年纪之小，能与之比肩者，寥寥无几。一日，他在槟城与清末洋务派官员马建忠相遇，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三日。马建忠为晚清外交家、翻译家，是晚清为数不多的在国外受过国际公法和近代外交专业培训的人才之一。与马建忠的一番交谈后，年轻的辜鸿铭深感中华文化之博大，与西学截然不同，他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便立刻向英国殖民政府辞职，开始攻读探索中国文化。1883年，他开始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自此他便走上了嘲讽西学，宣扬中国文化的道路。那久违的辫子也蓄了起来，并且成为了他日后的标志。
晚清外交家——马建忠像
二、回归祖国，入幕香帅
1884年，辜鸿铭游历于广州、云南、厦门等南方城市。当年7月，与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僚杨汝澍邂逅。杨汝澍惊叹于他的才华，向张之洞举荐。自此，辜鸿铭进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外交顾问秘书，先后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他时常感怀张之洞的知遇之恩：“余为张文襄属吏，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张之洞在督粤鄂期间，实施新政、编练新军，重视书院改建，被人尊称为“香帅”。在梁鼎芬与辜鸿铭协助下，张之洞将湖北旧式书院进行改革，引进“时务”，并创建新式书院和学堂。梁鼎芬是晚清文学家、藏书家、诗人，光绪六年进士。当时湖北所办学堂为全国各省之冠，儿歌云：“湖北省，二百堂；武昌学生五千强”。
张之洞像
1893年，在辜鸿铭与梁鼎芬的谋划下，张之洞决定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方言”学西方语言及外事交涉诸务；“格致”兼通化学、物理、工学等，为众学之门；“算学”乃制造之本源，以求为国家培养通用型实用人材；“商务”关系强国富民大计，旨在造就管理财务人材。由辜鸿铭起草张之洞审定的《设立自强学堂片》，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1893年11月29日）获得钦准。自此，华中有了第一所高等学府，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辜鸿铭兼任方言教习。1896年，学堂实施改革，增设德、法、俄、日诸文。辜鸿铭仍于公务余暇兼授英语、德语。他授课极严，凡辜氏门生二年内必以西语对答如流，得到全校师生景仰，成为自强学堂的一代名师。
武汉大学——奥林匹克运动场
虽然辜鸿铭性格狂傲诙谐。在湖广总督张之洞门下当幕僚时，他却一点不愿奉承上司，公然拿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开涮：“张文襄（张之洞）学问有余，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总督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为真小人”。在慈禧太后大寿时，张之洞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庆祝宴席上，某官员让辜写诗庆贺，他当众回应四句：“天子万年，百姓化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但是他始终是一个保皇派，在慈禧太后去世后四年，辜鸿铭竟写了一篇文章，为慈禧太后大唱赞歌。
武汉——古琴台
有一年，张之洞过生日，进士出身的嘉兴才子沈曾植前来贺寿。席间，西学功底深厚的辜鸿铭高谈阔论中西学术制度，沈曾植脸上露出不屑之色，直言道：“你讲的话我都懂，但是你要想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的中国书”！沈曾植的这番话，对年轻气盛的辜鸿铭刺激很大，同时也激发了他的斗志。从此，他更加醉心于国学研究。短短几年后，当沈曾植再度前来拜会张之洞时，辜鸿铭立即叫手下将所有藏书搬到客厅。沈曾植见到堆积如山的中国古籍，不解其意，问道：“搬书干什么？”辜鸿铭回答：“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几轮切磋，沈曾植统统败下阵来。于是笑道：“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辜鸿铭没有辜负前辈的期望，终成一代国学大儒。
沈曾植手书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他利用自己的西学功底把《论语》《中庸》和《大学》三本儒家经典翻译成英文，并引用歌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的模式，从而更加直观的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居停期间，辜鸿铭将刚出版不久的英文译本《论语》送给伊藤。伊藤早有耳闻辜氏是个保守派，便乘机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只好微笑颔首。
日本近代政治家——伊藤博文
三、拒入袁幕，嘲讽总统
1907年，张之洞与袁世凯同入军机，辜鸿铭调任外务部员外郎，人称辜部郎，住北京椿树胡同。一次，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其言下之意是，他处理公务无须学问帮衬。辜氏听了这话，便以戏谑的语气嘲笑袁世凯不学无术。他说：“当然，这要看所办的是什么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自然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到的”。1911年，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大清王朝崩溃了，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张謇等社会名流已投入袁幕，他们还想将辜鸿铭网罗到袁氏麾下，辜鸿铭断然拒绝。他出语讽刺唐绍仪为“土芥尚书”，张謇为“犬马状元”，掷杯不辞而去。
袁世凯像
辜鸿铭痛骂袁世凯：“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发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到中国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1913年，袁世凯向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六国银行搞“善后大借款”，六国银行主动找辜鸿铭当翻译。这老头倒也不拒绝，而来了个“狮子大开口”，开价六千银元，这在当时绝对是个天文数字。但是，六国银行考虑到纵观天下，没有第二人选，所以也只能答应了。结果自不用说，辜鸿铭一人说六国语言，切换自如，翻译顺畅，开口便技惊四座，让一众外国佬目瞪口呆，拍案叫绝！
汉口汇丰银行旧址
有趣的是，辜鸿铭不仅拿了高额的佣金，临走时还颇有感慨地说：“所谓的银行家，就是晴天千方百计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这句话在当时非常有名，还被收录英国《大不列颠词典》。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来宾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提出了一个刁钻的问题：“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所有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辜鸿铭的朋友都大惊失色，很为他担心，官员们则根本不敢回嘴，因为他们知道骂不过他。袁世凯“驾崩”时，北洋政府发布举国哀悼三天。老辜特意请了个戏班，在家唱了三天堂会。
京剧大师——梅兰芳剧照
四、一妻多妾，“知足常乐”
作为一个坚定的守旧主义者，辜鸿铭坚持男人要多讨几房小老婆，认为这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提出了著名的“茶壶理论”：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壶就得配几个杯子。他不但有一个端庄典雅的正房妻子，还娶了好几个小妾。辜鸿铭在张之洞的幕府时，唯一的爱好就是常去青楼寻花问柳。辜鸿铭曾在青楼中见到一位姿色不凡的日本女子。经过一番闲谈后，辜鸿铭知道这个女人名叫吉田贞子，出生于日本大阪，父母都是日本商人，曾经在汉口经营着一家服装厂。贞子为了找到她的双亲，独自一人来到中国，结果寻亲不遇，流落青楼。辜鸿文欣赏吉田贞子的勇气，同情她的遭遇，主动为她赎身，还给她五十两银子作为路费，希望她能尽快找到家人。
和服女郎
贞子在街头流浪了一个月，仍未找到自己的父母。辜鸿铭见到贞子可怜，就将她接回家，向自己的夫人淑姑讲述吉田贞子的故事。淑姑是个知书达理的人，同意贞子住了下来，并撮合辜鸿铭纳她为妾。辜鸿铭曾经说过，他的正妻淑姑就像“兴奋剂”，而他的爱妾贞子就像“安眠药”。两个美人，一个可以给他激情，一个可以给他宁静，缺一不可。辜鸿铭不仅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还固执地喜爱清军入关后盛行的女人裹脚，甚至还拿着三寸金莲的绣花鞋喝酒，认为这样才能文思泉涌。辜鸿铭的陋习就连封建残余的卫道士康有为都感到不可思议。他写了一幅字“知足常乐”送给他。辜鸿铭明知康有为是在讽刺他，却笑呵呵收下，还说：“康有为深知我心”！
康有为像
女人裹脚开始于北宋而兴起于南宋。清代开始缠足之风在社会各阶层的女子中蔓延。缠足给妇女带来严重的痛苦。民间谚语说:"裹一双小脚，流一缸眼泪"。缠足一般从四五岁开始，缠足前先以热水烫脚，趁着脚还温热，将脚除拇指外的四个脚趾强行向脚底弯曲，让脚趾紧贴脚底，并在脚下趾间涂上明矾，用以燥湿、杀虫、解毒。然后用一根宽二寸、长一丈的布给捆住，把好好的脚给裹成一个粽子的形状。 然后还要用这样畸形的脚每天强忍着痛苦练习下地走路。历经三四年时间，脚就会被缠得弓弯短小，使脚底凹陷，脚背隆起，整个脚的长度就会被极大的缩小了。可以想像得来，健全完美的脚被强行地扭曲成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那种疼痛必定是彻骨入髓、铭诸肺腑的。
“三寸金莲”
女子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拥有一双“三寸金莲”，并且由于裹脚的布条很长时间才能换一次，所以“三寸金莲”的气味可想而知。民国时期已经废除了这样的封建残余，人们大部分对小脚女人不感兴趣了。但是辜鸿铭却不一样，他竟然格外中意女人的小脚。辜鸿铭的老婆淑姑就是一个小脚女人，他把妻子的一双小脚视为了珍宝，不时就要看一看，摸一摸，也因为这双小脚，辜鸿铭对自己的妻子宠爱非常。每每辜鸿铭写文章的时都要叫淑姑脱去鞋子，解下裹脚的布条，然后坐到他的身边。辜鸿铭就可以一边享受小脚的气味，一边时不时摸一摸那双“三寸金莲”。他声称这样会让他更有灵感。
辜鸿铭像
五、教授北大，怒怼胡适
1915年，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为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主讲英国文学，开设英国诗歌、希腊文诸科，拿着十分优渥的工资。他长袍马褂，瓜皮帽带小辫，走进教室讲坛时，学生一阵哄堂大笑。他正色道：“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课堂顿时鸦雀无声，倾听教诲。辜鸿铭开门见山：“所以学英文者，冀将我国温柔敦厚之诗教，化谕西夷也。” 同年，辜鸿铭用最地道的英文写出了《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国人的精神》等介绍中国的书籍在欧洲出版，书中不光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深刻地剖析了西方人的劣根性。他试图用这本书唤醒国人从盲目崇尚西学的漩涡之中走出来。很快，这本书便轰动西方世界。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奈尔逊都对这本书推崇备至，奉为经典，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
北京大学
然而比起欧洲学者们的追捧，正在推行新文化的国人却大多对于辜鸿铭的理论嗤之以鼻。同为北大教授，提倡中国传统文化的老派人物辜鸿铭与推行新文化运动的新派领袖胡适是最大的死对头。辜鸿铭的英文纯正地道，连英国土著他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是那些留学归来的“假洋鬼子”？ 1917年，年仅28岁的胡适被聘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入职的第一年，他创办了哲学研究所并担任主任，另外还兼任英文教授会主任。到1918年时，胡适跻身于北大评议会评议员，负责主持编辑《北大日刊》。这颗冉冉升起的巨星，势必会引发一系列地连锁反应。辜鸿铭根本没把这位二十七八岁的留美博士放在眼里。他公开说过：“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
胡适像
在一次演讲中，胡适用英语念了首荷马的诗。辜鸿铭在台下立刻用英语讽刺胡适那是“英国下等人的发音”。从此二人就结下了梁子，再没解开过，且越结越深。1919年春，辜鸿铭以“冬烘先生”的化名，发表了《北京大学校文字风潮解惑论》一文，对《新潮》和《新青年》大肆抨击：“近日北京大学校校长蔡鹤卿先生，纵使教员，学徒出《新潮》《新青年》诸杂志，丑詈旧学，诋毁伦常，几欲棰击孔孟而后快……今日我经生学士之视我华数千年来声明文物如土苴，而终日口不绝爱比西地A、B、C、D之音声，潜心于彼物理哲学怪诞不可思议之异说，岂真以为其中有何奥理奇趣而心乐之哉”！《新潮》杂志为胡适所资助，辜鸿铭在文中对其大加批判，甚至使用近乎谩骂的词句，足见其对胡适及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排斥。
北大红楼
胡适也曾用“天风”的名字，刊出了两篇逸闻，调侃辜鸿铭的辫子。然而，就在两人明争暗斗之际，辜鸿铭却遭到了当时北大学生罗家伦等人的“弹劾”。罗家伦是胡适爱徒，他上书抨击辜鸿铭在课堂上宣扬“君师主义”。要知道，这个罪名在当时可着实不轻。后来，又有人发现辜鸿铭在报刊发表了“借助外国力量，以帮助中国恢复帝制”的言论。结果这篇原本以英文撰写的文章引发了轩然大波。此事一出，蔡元培即便再爱才，也无法坚持让辜鸿铭继续任职于北大了。到了民国八年的暑假以前，校方停发他下学年的饭票，被“挤”出北大。胡适对辜鸿铭的反击，绝非停留在白纸黑字上的交锋，而是上升到了“釜底抽薪”的层面。只是，这所一向兼容并包的学府，还是给足了辜鸿铭颜面，对外宣称是辜鸿铭自己辞职离开的。
罗家伦像
六、桀骜不驯，独来独往
民国时期，国人总共只剩下了三条辫子。一条是牵引着帝国复辟噩梦的张勋；一条是在昆明湖上打了个死结的王国维；还有一条就是牵扯住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辜鸿铭。1919年，张勋六十五岁生日时，辜鸿铭给“辫帅”送一副贺寿联，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灭亡了，那顶官帽已经全无着落，但还留下一条好端端的辫子，足可笑傲于这个寒光闪闪的时代。辜鸿铭用苏东坡《赠刘景文》诗中名句做寿联，与其说是夸赞张勋的遗老骨气．还不如说他纯然作为自我表彰。毕竟张勋曾经上演过复辟闹剧，他那条辫子已经臭名昭著；而辜鸿铭的辫子，大家无论是否情愿，确实承认它具有传统文化的符号意义。辜鸿铭说：“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辫帅”——张勋像
辜鸿铭辞职离开北大后，经人推荐到一家日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192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时，辜鸿铭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文坛大腕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在泰戈尔面前，辜鸿铭狂性不改，认为泰戈尔不通易经，没有资格讲演中国文化，劝他回印度整理诗集去。在一次宴席上，辜鸿铭大放蹶阔：“恨不能杀严复和林纾以谢天下”！当时，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萃萃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
泰戈尔与辜鸿铭等合影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在日本东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主题为《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的过程中，他在演讲一开头就点明：中国才是培育日本文化的土壤，离开了中国，投向西方思想、逐日西化的日本，只能是无根之花，会迅速枯萎。随后，他语出惊人地提出：“日本人都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的观点，立马遭到了台下不少中国学生的反对。而辜鸿铭不慌不忙地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一番阐释。他认为，日本人是唐代的中国人。随着蒙古人的入侵，当时的中国人，都已经被蒙古人同化。那个时代的中国精神，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失传了。而日本人之所以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因为他们继承了真正的大唐文化，而正是由于日本继承了大唐文化，才得以有了今时今日的强盛。
日本东京大学
在之后的演讲中，辜鸿铭也提出，中国是一个包容文化的环境，是培育优良文化的土壤，日本在全力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不仅不应该对中国持敌视的态度，反而还要再向中国学习优良的东方文化，只有东西方文化水乳交融，才能成就更强大的民族。当时，正是日本谋划着侵略中国之时。辜鸿铭希望以言论警醒日本政府，放弃侵略中国的企图。1927年，辜鸿铭的妻子去世，他从日本回国，日本人推荐他当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觉得这位身穿前清服饰，头留小辫的老古董很奇怪。便直截了当地问：“你能做什么事？”辜鸿铭怔怔地看着这位大帅，丝毫也找不到当年张之洞总督那待人如宾的影子，随即拂袖而去。
“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
1928年4月，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本有意前往执掌。但染了感冒一直不见好转。同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尽管辜鸿铭当时保守的做派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里势必会失败，但他却为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更难能可贵的是，在饱受西方文化“洗礼”后，他依旧能返璞归真，对祖国文化爱的深沉。也有人说他是“清末怪杰”，不错，能够顶着辫子在北大校园教授英语，实属罕见。辜鸿铭的一生也是饱受争议的一生：从民国至今，世人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有喜欢他的人，说他真性情，有才学！也有讨厌他的人，说他迂腐，顽固。从他身上，你似乎总能看见“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孤独与慷慨。究其一生，他更像是一个“斗士”，为弘扬中国文化而斗，为宣扬中华文明而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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