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我在湖南铁路中学念高三，日本人愈演愈烈的暴行，激起我强烈的愤恨，投笔从戎参了军，并在湖南的宪兵学校，修完了军训课程。
1942年，我们部队调驻兰姆伽盟军总指挥部附近，我们的宪兵营房就建在离三国联合办公室不远处的一块高地上，不仅能十分清楚地看到三个国家的国旗和人群，就连每一个国家的升旗仪式，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看清全过程。
我军的升旗班，严格按照国内的规定，每到指定时间，清一色全副武装地举行升旗仪式，还有一个班的人在广场上集合，庄严地向国旗行礼，直到仪式结束，降旗亦是如此。
而英美两国却不同，他们不搞任何仪式，只是在升降国旗时不管有事无事，有意还是无意，只要在场都得立正，而且只需立正即可。
我国驻印军的军训开始了，各个部队都有美国教官前去授课，中国军队的中下级军官一丝不苟地将《步兵操典》、《射击训练》搬上训练场。
就以射击为例，步枪射击有立式、跪式、卧式三种，要求出腿几厘米，两腿之间几厘米等等，排长就在旁边手把手地教，直到每一个动作都符合要求为止。
兰姆伽军营射击训练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稍有不对就骂，严重的还让士兵跪着晒太阳。可是，美国人很是反对这种训练方法，他们主张自由、舒适、不受什么姿势限制，只要你觉得舒适平衡，能开枪射击就行！
于是，摩擦开始了，首先是我军的下级军官故意不将美国人那套放在眼里，摆出一副这是我们的兵，你们管不着的神情；
而美国教官则根本不把中国军官当一回事儿，表现出一副我是盟军指挥部派来训练你们的，连你也得听从我命令的样子。
就这样，中国人按典范严格要求，美国人讲究实用舒适，各抒己见，各个部队的训练就在摩擦中进行着。
因为语言的不通，我们交流起来有些困难。但是，美国人很是豁达大方，一见面就说“顶好”，有的还上前拍拍肩头、拥抱，表示友好。据说，驻印军的副总指挥郑洞国，曾在一次团级以上的军官会议上，鼓励全军士兵尽可能地多学英语，并要求各级军官带好头。
我们看到，美国大兵也很热衷于对中文的学习。在驻地，时时可以看见这样的情形：中国兵哼着《雪绒花》，而美国兵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双方见了面也时常相互请教。
美国人的地方口音很重，两个美国兵谈话的时候，你根本只能听到叽里呱啦的一连串音符。
我军的军官，大多数都有一些高高在上的通病，士兵路遇长官，必须立正，敬礼让路，如在交通车上，士兵得敬礼让座。
美国人则不同，他们除非有事要向长官请示报告须行礼之外，平时都无须敬礼、让座，可以和长官平等相处。
美国军队除了营级以上的军官外，官兵一律拿着饭盒排队打饭，可我军原本在国内，排、连长不和士兵同吃同住，给养也比当兵的高。到了印度之后，连长以下的军官给养与士兵相同，所以，很多老军官就感到很是委屈。
还有些老兵班长、排长喜欢对士兵进行体罚，这一点，是美国人最看不惯的，时常加以阻拦，边摇手边说：“不好！不好！”老兵却不予理睬，棍棒底下出好人，那是我们的祖训！何况，连孙将军都没禁止，你来掺和什么。
这时候，孙将军时常到队里来看看的习惯始终没变，我们还听说，那位美国的将军史迪威也是没有架子的，甚至还不戴军衔，穿一件便服就满战区到处跑。
一天，营部下发了通知，要各连选送三至五名宪兵到总指挥部，史迪威将军要见大家。
我和孔详鹏排长还有吴国民下士等五人匆忙前往，到了总指挥部门口，排长按照惯例脱帽行礼：“报告！”里头响起一声回答：“请进！”
进去一看，一个身着美国咔叽夏威夷军便服的消瘦老人坐在屋里。排长又喊了一声：“敬礼！”我们便行了一个军人室内礼。
老人一摆手，说：“随便点！”然后谦和地笑了一笑。
我这才反应过来，这就是史迪威将军！他果然如传言所说的一样，没有戴军衔！
大伙儿原本打算好了，将军问什么我们就答什么，没想到他竟然什么都没问，冷了两三分钟的场。
他见我们没说话，便开口对大家讲了一些盟军应同心协力的话语，然后要大伙儿随便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孔详鹏排长第一个问道：“将军，为什么我们中国兵的薪水、食品等要美国人来发呢？”
史将军反问道：“中国军官有吃缺（克扣东西中饱私囊）的吗？”
孔排长回答：“是有的，但我们宪兵队绝对没有！”
史迪威将军笑了：“我很理解你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不管你们那里有没有，既然这种现象存在，我们就得想办法杜绝它。
而据我所知，这种现象在中国军官中由来已久，想要一下子杜绝是不可能的。而让美国人来管理此事，就避免了这个问题的发生。也不用时常核查那么麻烦！”
一一回答完我们的问题之后，他又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说：“要照顾好自己，健康是胜利的基础！”
1943年秋，我调驻利多时已成为一名有些资历、有些经验的老兵了。进驻地是利多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我们到达的时候，气氛十分紧张。
指挥部获得可靠情报，日军扶植了缅甸八莫傀儡政府后，训练出一批由印缅混血儿组成的奸细，已潜入印度境内利多进行情报和破坏活动。
于是，巡逻的重任便落到了我们头上。每晚四个人一组（中国兵两名，美国兵两名），我和杨思聪成了搭档。
中美士兵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防止敌机空袭，这里的路灯都未架上，夜里一片漆黑，又没有规范的人行道。行走时，常被周围的树、雨季时搭的竹棚等挡住去路。
而且，地面潮湿，积水使路变得泥泞滑脚，即使铺上竹片、树枝也还是难以行走。
美国宪兵的长筒胶底带钉胶鞋，既轻便又不打滑，穿上它甚至可以轻巧地爬树，我们穿的只是普通的胶鞋，有时行动相对迟缓，他们就会上来拉我们一把。
换岗下来时，美国兵时常邀我们去吃夜宵，他们有一个冰柜，打开来奶油、面包、牛肉、鸡腿等应有尽有，自己去取也用不着客气。
我那时是第一次见到冰柜，心想，要是哪天我们国家也能拥有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就好了。
这时候，由于下了接连数日的雨，巡逻的困难更加大了，美国宪兵的卡宾枪可以挎在肩上，披着雨衣戴着雨帽行动仍旧无碍；我们拿的是步枪，刺刀又重又长，也只好把枪膛部位尽量藏在雨衣内，迈步困难。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思聪腿骨扭伤，整整三天无法出勤。
有一次夜里九时左右，我们正在一株大树下避雨，稍作休息，我用聚光筒搜索着河岸，发现岸边有一截横放着的死树。
树有水桶粗，树干上似乎堆着什么东西，看样子应该是一个人卧在那里。“哪一个？”我立即端起枪大声质问。
半晌没有回答，只有风雨声。其中一名美国兵叽里呱啦骂起来，摸出卡宾枪。“什么人？！再不出来就开枪了！”我将子弹上了膛。
“砰”的一声，杨思聪先警告性地朝天开了一枪，美国兵再次将光束交叉着射出去，果然是一个人，他装作被射中的样子，稍作停顿后，匍匐前进，向河奔去，企图逃走。
我又射出一枪，击中其大腿，两个美国宪兵已经走了下去，我紧跟在后面。相距其实不过五十多米远，但坡陡路滑耽误时间，那人就死命地向着河边翻滚，我赶紧又补了一枪，此时，美国宪兵已追了上去，一把卡着那人的后脖子提了起来。
我们用电筒照着，问他话，他咬紧牙一句话也不说，随后，在身上搜出缅刀一把、卢比若干等，看其穿着却是印度的黄军服。
我们把他扭送到指挥部，经过审问，此人系缅甸籍，因为会说缅、印、越土语，被日本军方抓走了亲人，经过间谍训练后，要他潜入印度境内活动，要他盗取盟军指挥中心的文件，立功受奖后方放其亲人。
到了1943年冬，我们宪兵连参加了丛林战训练。有一个中国、两个美国共三个教官，中国教官是新38师的上尉连长；美籍教官都是美国陆军中尉。
驻印军丛林训练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丛林训练的科目很多，有侦察、联络、爆破、劈刺（肉搏）等，三名教官分别交叉讲解，美籍教官讲解时，就由翻译官在一旁逐字逐句翻译出来。
翻译官姓杨，是国内刚出来的大学生，不懂军事专业术语，多次翻译出错，弄得美国教官很是生气，尤其是夜间演习，翻译配合不好，我们都很有怨言。
好在，我们都不是新兵，多多少少对丛林战有点儿认识，摸索着学习，也还跟得上进度。
中国教官新38师的上尉连长，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时常在讲课时引用战争实例，还指出了中国部队的特点：打完一仗，中国人首先问的是缴了多少枪，费了多少子弹；驾驶兵翻车了，先问车还能不能用，出了严重一点的事故，士兵还要受罚。
而美国人则不同，他们会先问死伤了多少人，驾驶兵有没有事，再领一辆车就行了。
不过，这样的差别也不是我们的过错。因为我们的国家穷啊！所以，我们更应该努力奋斗，将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让我们也能对一辆翻了的汽车毫不在意，让我们在战场上也能自己供给充足的枪弹！
听了这话，大伙儿更加努力起来。
在森林里训练，只有米和水，没有任何炊具却还要我们做出米饭来，我们急得干瞪眼，美国教官却笑着上来作示范。
他告诉我们，选择地方时应选择逆风林或几株大树的中间，因为这样才能不被敌人发现，也避免了被人闻到烟火的气味。
只见教官砍下了一截竹子，装进一半水和一半米，然后，在地面掏了一个竹筒大小的洞，将竹筒正正地放进去。
筒口用树叶或芭蕉叶扎严实，再盖上一寸左右的细土，轻轻拍结实即可点火，听到竹筒的爆炸声立即灭火，饭就熟了！美国教官笑着拿给我们品尝，味道还真是不错！
教官见大家都喜欢，更加高兴了，又介绍了另一种方法：用清水将米浸泡十五分钟之后，拿鲜芭蕉叶包扎三层，再挖一个洞，将米放进去煮，一会儿饭就熟了！
丛林战训练结束之后，大家都受益匪浅，也对美国人更增加了好感。1944年冬，我奉命调驻，工作是在离印度汀江十八千米的咚不咚马小镇旁的办事处担任警戒。
这时，学生兵一批又一批地运到兵站，他们都巴不得能马上到前线打小日本，时时缠着我们了解分配兵种的情况。
1945年，部队办元旦晚会时也请了美军前来观看。那台晚会从筹备到演出还不到一个月，各部门分工明确，效率也很高，很快就推了出来。有歌有舞，还有诗朗诵、快板儿等，真是品种齐全，连演了两天。
第二天的演出，除了口琴、二胡独奏外还加上了口技！临到结束，大伙儿放开喉咙高唱《毕业歌》《抗战进行曲》，并喊着：“打回祖国去！打通中印公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
果不其然，同年8月，日本小鬼子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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