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由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创建的特务情报机构,其针对对象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汪伪政府、侵华日寇及国民党内部蒋介石的敌对势力。
中统和军统可以说是蒋介石进行特务活动的“左右手”,它俩“一文一武”,中统侧重于党内统治和对外情报,但也有暴力的一面,如绑架暗杀、间谍活动和军事作战等等。他们为维护蒋介石的血腥统治犯下了滔天罪行。
(接上期)
(七)中统局的组织架构
中统局1938年成立后,由于特务活动的需要,“原特工总部”的组织架构扩大为三组、三处、五室和四个委员会。
第一组所辖为原特工总部的第一科、第二科和译电室。组长是大特务梁辅承,后来是中统四朝元老、大特务张国栋。
第二组所辖为原特工总部第三、第四、第五科和密电研究室。组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老牌特务王思诚。主要针对共产党展开工作,在中统的历史上,第二组曾经“功勋卓著”。
第三组所辖为原特工总部第六、第七、第八科,负责编印《每日敌伪情报》、《每日党派情报》、《每日党政情报》,组长是中统的“少壮派”分子、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后留学意大利,接受过法西斯特务培训的高春,后由中央党校毕业的谢永存接任。谢永存负责特务训练、外围组织工作和经济调查,权力极大。
徐恩曾要求特工人员培训必须贯彻陈立夫的“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能滥”的原则。徐恩曾在“培养特务”方面可谓用心良苦,他曾要求特务培训班的考官们:“一个孙猴子顶一百个猪八戒!”,意思还是在“质”上下功夫。
中统局的三处为:交通管理处、统计处、特种经济调查处。交通管理处管辖电讯、运输、总务三个科和电讯总台。处长一直由徐恩曾兼任。
统计处负责中央党部各部处和中统局的各项统计及档案资料工作,处长是郑尧泮。
特种经济调查处的表面任务是获取沦陷区的经济情报,实际是获取敌后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在各战区的活动情报。该处经济独立,权利很大,处长陈介生与朱家骅关系密切,不受徐恩曾管制。徐恩曾后委任李超英继任处长。
中统局的五室分别是秘书室、人事室、机要室、会计室、专员室。其四个委员会,即训练委员会;纪律审查委员会;海外工作委员会和党网建立与运用委员会。
后来,中统局还成立了“重庆实验区”,主要目的是试验大量新颖的特务方式,用来对付抗日战线上的共产党。包括对中共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等进行秘密监视。
中统局的人员组成有CC系成员、共产党的叛徒、大学生(黄埔生及各中央党校学生)、黑帮流氓、特务培训班培养出来的特务以及内部高参推荐来的人员。
中统局成立后,比原来的“党务调查科”和“特工总部”有了实质性的扩展,徐主任也堂堂正正地成了徐“局长”,风头“一时无两”,真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呀!
到1941年,中统局已有13000多名正式特务人员。据统计:局本部有488人,实验区有137人,各省市分部有9655人,各部单位有2000人,民众团体有300人,外围骨干有690人,共计13270人(当然和戴笠的军统局5万特务人员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八)残酷迫害共产党人
徐恩曾号称“共党问题专家”,由于他策反了许多中共高级党员加入中统,因此他对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很了解。尤其在电台搜集情报、破译电台密码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利用自己的这些特长建立了庞大的电台网络,这更利于他全面系统地搜集情报。为了对付共产党,徐恩曾绞尽脑筋,想了很多办法:
其一:利用青洪帮(青帮与洪帮),对共产党进行渗透和破坏。上海是青洪帮分子的聚集地,包括许多“大佬“在投身革命之前都曾加入过青洪帮,如陈其美、蒋介石和汪寿华等。当时,国民党中统便利用青洪帮首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等与国民党特务合作屠杀共产党人,瓦解共产党组织。
其二:徐恩曾碍于特务“身份”不便公开,便与宪兵队和警察局合作,他将特务们“洗白”身份,在宪兵队和警察局正式挂职,利用“合法”身份进行搜查、抓捕共产党人。
其三:通过建立无线电台,破译共产党的电台密码,截获共产党的电台信息。徐恩曾是电台方面的专家,没进党务调查科前,徐恩曾就帮助国民党中央党部安装、调试了民国第一部大功率电台,受到蒋介石:“可顶三个师!”的夸奖。
徐恩曾把无线电台像蜘蛛网一般覆盖了整个中国,特务们靠无线电台截获和破译电报,在这方面,中统局应该强于军统及其它特务组织,包括破译日本在中国的行动策略等情报,大家最熟知的便是中统池步洲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可惜未引起美国人的重视。
其四:用严刑拷打来对付那些意志薄弱、受不了皮肉之苦的共产党员。徐恩曾拿下国民党的所谓“反省院”后,一方面采用“攻心”的办法,一方面用严刑拷打逼迫他们叛变。位于南京瞻园的特工总部“刑讯室”,丝毫不亚于重庆的渣滓洞、白公馆。而且还专门研究了一套“严刑拷打”的方法,来“瓦解”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人的信念。
其五:培养“线人”,从内部搞垮共产党组织。徐恩曾不仅利用各地的“特务室”,通过散布谣言、捏造事实、制造“事件”,瓦解共产党的革命力量。还曾想与美国FBI等机构交流经验,甚至还招募过一些爆破高手,专门负责爆破共产党的地下据点。
更绝的一手,就是在“细胞内部培养细胞”。徐恩曾多次强调“细胞”的作用,这些“细胞”分两种:一种是打入共产党内部的特务;另一种是策反分子。共产党曾经的上海沪西区委负责人徐阿六、闸北区委负责人姚长庚等,均是中统局发展培养的“细胞”!这些人在共产党内都有一定的地位,窃取了许多共产党的秘密信息,给共产党地下组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后来,徐恩曾还发明了用“细胞”培养“细胞”,即在党内发展“内奸”!许多意志薄弱的革命党员经不起诱惑,转而成了国产党的策反分子,成了“细胞”中的“细胞”!
其六:利用电台、报纸等媒介,攻击、诋毁共产党的形象。这是陈立夫的一贯策略,徐恩曾将其“发扬光大”。他认为对付共产党,除了血腥镇压外,还要实施“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攻心”策略,许多共产党人在徐恩曾的“扩大自首”政策面前背叛了革命。
甚至在抗日“国共合作”期间,徐恩曾仍然“阳奉阴违”,谨遵蒋介石的心思,时刻不忘继续反共。中统局虽然表面上成立了一个“日伪调查科”,但其只是一个摆设而已,抗日八年,“日伪调查科”未破获过一起日伪间谍案。
徐恩曾明目张胆地对属下说:“抗日不是咱们的事,咱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对付共产党!”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抗战时期,中统特务做汉奸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军统。尤其是大特务丁默邨和李士群,后来都成了汪伪76号的重要成员。
徐恩曾不但消极抗日,还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破坏。中统高级特务范振中、刘桂、田崑生等人,就是这个时候被派去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卧底、收集情报的,只是由于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团结一致,警惕性非常高,致使潜伏的特务们要么暴露被抓,要么无功而返,阴谋很难得逞。
与此同时,为了响应蒋介石的“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徐恩曾在中统掀起了一股反共高潮。中统配合国民党军在1939年的4月至1940年底,逮捕杀害共产党数千人。其中:1939年4月,在山东博山县杀害八路军及护送人员200余人,制造了“博山惨案”;1939年6月,在河北深县杀死八路军后方机关400余人;1939年11月在河南确山,新四军留守处200余名伤病员和家属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1940年,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成立“特种工作委员会”,联合徐恩曾手下的特务强行抓捕了中共南昌市委书记张绍祖,严刑拷打下致其叛变,使江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陆续被中统特务抓捕,使中共江西省委以及南方工委受到极大的破坏。共计逮捕2000多名共产党员,管制了2000多名农村党员。这是徐恩曾在“反共”工作中,较为重大的一次胜利。
徐恩曾尽管使出了对付共产党的多种“组合拳”,花样百出,但是这些办法“效果”都不太好!因为共产党赢得了民心。就连陈立夫都不得不承认:“在某些地方,共产党确实有过人之处,不得不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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