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由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创建的特务情报机构，其针对对象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汪伪政府、侵华日寇及国民党内部蒋介石的敌对势力。
中统和军统可以说是蒋介石进行特务活动的“左右手”，它俩“一文一武”，中统侧重于党内统治和对外情报，但也有暴力的一面，如绑架暗杀、间谍活动和军事作战等等。他们为维护蒋介石的血腥统治犯下了滔天罪行。
（接上期）
（七）中统局的组织架构
中统局1938年成立后，由于特务活动的需要，“原特工总部”的组织架构扩大为三组、三处、五室和四个委员会。
第一组所辖为原特工总部的第一科、第二科和译电室。组长是大特务梁辅承，后来是中统四朝元老、大特务张国栋。
第二组所辖为原特工总部第三、第四、第五科和密电研究室。组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老牌特务王思诚。主要针对共产党展开工作，在中统的历史上，第二组曾经“功勋卓著”。
第三组所辖为原特工总部第六、第七、第八科，负责编印《每日敌伪情报》、《每日党派情报》、《每日党政情报》，组长是中统的“少壮派”分子、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后留学意大利，接受过法西斯特务培训的高春，后由中央党校毕业的谢永存接任。谢永存负责特务训练、外围组织工作和经济调查，权力极大。
徐恩曾要求特工人员培训必须贯彻陈立夫的“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能滥”的原则。徐恩曾在“培养特务”方面可谓用心良苦，他曾要求特务培训班的考官们：“一个孙猴子顶一百个猪八戒！”，意思还是在“质”上下功夫。
中统局的三处为：交通管理处、统计处、特种经济调查处。交通管理处管辖电讯、运输、总务三个科和电讯总台。处长一直由徐恩曾兼任。
统计处负责中央党部各部处和中统局的各项统计及档案资料工作，处长是郑尧泮。
特种经济调查处的表面任务是获取沦陷区的经济情报，实际是获取敌后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在各战区的活动情报。该处经济独立，权利很大，处长陈介生与朱家骅关系密切，不受徐恩曾管制。徐恩曾后委任李超英继任处长。
中统局的五室分别是秘书室、人事室、机要室、会计室、专员室。其四个委员会，即训练委员会；纪律审查委员会；海外工作委员会和党网建立与运用委员会。
后来，中统局还成立了“重庆实验区”，主要目的是试验大量新颖的特务方式，用来对付抗日战线上的共产党。包括对中共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等进行秘密监视。
中统局的人员组成有CC系成员、共产党的叛徒、大学生（黄埔生及各中央党校学生）、黑帮流氓、特务培训班培养出来的特务以及内部高参推荐来的人员。
中统局成立后，比原来的“党务调查科”和“特工总部”有了实质性的扩展，徐主任也堂堂正正地成了徐“局长”，风头“一时无两”，真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呀！
到1941年，中统局已有13000多名正式特务人员。据统计：局本部有488人，实验区有137人，各省市分部有9655人，各部单位有2000人，民众团体有300人，外围骨干有690人，共计13270人（当然和戴笠的军统局5万特务人员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八）残酷迫害共产党人
徐恩曾号称“共党问题专家”，由于他策反了许多中共高级党员加入中统，因此他对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很了解。尤其在电台搜集情报、破译电台密码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利用自己的这些特长建立了庞大的电台网络，这更利于他全面系统地搜集情报。为了对付共产党，徐恩曾绞尽脑筋，想了很多办法：
其一：利用青洪帮（青帮与洪帮），对共产党进行渗透和破坏。上海是青洪帮分子的聚集地，包括许多“大佬“在投身革命之前都曾加入过青洪帮，如陈其美、蒋介石和汪寿华等。当时，国民党中统便利用青洪帮首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等与国民党特务合作屠杀共产党人，瓦解共产党组织。
其二：徐恩曾碍于特务“身份”不便公开，便与宪兵队和警察局合作，他将特务们“洗白”身份，在宪兵队和警察局正式挂职，利用“合法”身份进行搜查、抓捕共产党人。
其三：通过建立无线电台，破译共产党的电台密码，截获共产党的电台信息。徐恩曾是电台方面的专家，没进党务调查科前，徐恩曾就帮助国民党中央党部安装、调试了民国第一部大功率电台，受到蒋介石：“可顶三个师！”的夸奖。
徐恩曾把无线电台像蜘蛛网一般覆盖了整个中国，特务们靠无线电台截获和破译电报，在这方面，中统局应该强于军统及其它特务组织，包括破译日本在中国的行动策略等情报，大家最熟知的便是中统池步洲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可惜未引起美国人的重视。
其四：用严刑拷打来对付那些意志薄弱、受不了皮肉之苦的共产党员。徐恩曾拿下国民党的所谓“反省院”后，一方面采用“攻心”的办法，一方面用严刑拷打逼迫他们叛变。位于南京瞻园的特工总部“刑讯室”，丝毫不亚于重庆的渣滓洞、白公馆。而且还专门研究了一套“严刑拷打”的方法，来“瓦解”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人的信念。
其五：培养“线人”，从内部搞垮共产党组织。徐恩曾不仅利用各地的“特务室”，通过散布谣言、捏造事实、制造“事件”，瓦解共产党的革命力量。还曾想与美国FBI等机构交流经验，甚至还招募过一些爆破高手，专门负责爆破共产党的地下据点。
更绝的一手，就是在“细胞内部培养细胞”。徐恩曾多次强调“细胞”的作用，这些“细胞”分两种：一种是打入共产党内部的特务；另一种是策反分子。共产党曾经的上海沪西区委负责人徐阿六、闸北区委负责人姚长庚等，均是中统局发展培养的“细胞”！这些人在共产党内都有一定的地位，窃取了许多共产党的秘密信息，给共产党地下组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后来，徐恩曾还发明了用“细胞”培养“细胞”，即在党内发展“内奸”！许多意志薄弱的革命党员经不起诱惑，转而成了国产党的策反分子，成了“细胞”中的“细胞”！
其六：利用电台、报纸等媒介，攻击、诋毁共产党的形象。这是陈立夫的一贯策略，徐恩曾将其“发扬光大”。他认为对付共产党，除了血腥镇压外，还要实施“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攻心”策略，许多共产党人在徐恩曾的“扩大自首”政策面前背叛了革命。
甚至在抗日“国共合作”期间，徐恩曾仍然“阳奉阴违”，谨遵蒋介石的心思，时刻不忘继续反共。中统局虽然表面上成立了一个“日伪调查科”，但其只是一个摆设而已，抗日八年，“日伪调查科”未破获过一起日伪间谍案。
徐恩曾明目张胆地对属下说：“抗日不是咱们的事，咱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对付共产党！”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抗战时期，中统特务做汉奸的人数要远远超过军统。尤其是大特务丁默邨和李士群，后来都成了汪伪76号的重要成员。
徐恩曾不但消极抗日，还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破坏。中统高级特务范振中、刘桂、田崑生等人，就是这个时候被派去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卧底、收集情报的，只是由于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团结一致，警惕性非常高，致使潜伏的特务们要么暴露被抓，要么无功而返，阴谋很难得逞。
与此同时，为了响应蒋介石的“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徐恩曾在中统掀起了一股反共高潮。中统配合国民党军在1939年的4月至1940年底，逮捕杀害共产党数千人。其中：1939年4月，在山东博山县杀害八路军及护送人员200余人，制造了“博山惨案”；1939年6月，在河北深县杀死八路军后方机关400余人；1939年11月在河南确山，新四军留守处200余名伤病员和家属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1940年，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成立“特种工作委员会”，联合徐恩曾手下的特务强行抓捕了中共南昌市委书记张绍祖，严刑拷打下致其叛变，使江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陆续被中统特务抓捕，使中共江西省委以及南方工委受到极大的破坏。共计逮捕2000多名共产党员，管制了2000多名农村党员。这是徐恩曾在“反共”工作中，较为重大的一次胜利。
徐恩曾尽管使出了对付共产党的多种“组合拳”，花样百出，但是这些办法“效果”都不太好！因为共产党赢得了民心。就连陈立夫都不得不承认：“在某些地方，共产党确实有过人之处，不得不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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