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民（1920～1995），1920年11月12生于哈尔滨市，原籍江苏川沙（今属上海）。
1932年，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毕业后入东吴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
在大二时，投笔从军担任译员，随远征军在缅甸、昆明任美军联络员。抗战胜利后返校继续学业，1947年毕业。
1949年到台湾后，成为台湾外国文学研究专家。1995年8月19日病逝于台北。
朱立民口述：
抗战开始以来，随着战事的进展，美国顾问团来的人逐渐多了，训练国军需要翻译员。
当时，我进入中央大学第一年第一学期，快接近期末考时，军委会外事局正式行文给学校，鼓励有兴趣的学生去考外事局的译员。
我们中央大学有十七八个人去应考，我是其中之一，还有好几个华侨学生，通通都考取了，当上了译员，人家都称我们翻译官，好像在政府做事就一定是官。
考取后，我们都很高兴，也就没心念书了，而且，我们报到的日期就在大考之前，刚好不用考试，可以早点去报到。
在局里受了两三天的职前训练，就被派到昆明去。那时，昆明有一个步兵训练中心，叫步校，一个炮兵训练中心，叫炮校，而我被派到步校。
当翻译官非常顺利，我们第一批招考的译员英文程度都很好，虽然我一年级还没念完，有的则是三四年级的，而且，回国念书的侨生很多英文程度都很好，中英翻译本身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在于我们不懂军事术语。
后来，由美国军官和中国军官在中间替我们协调，一两个星期下来，我们很快就学会了常用术语。
担任翻译队队长的是一位军校毕业、英文很好的周少校，美方单位主管是阿姆斯将军。后来，周少校要跟阿姆斯将军一起调走，就向上面推荐要我接任翻译队队长之职，我就接了下来。
刚去时，大家都是上尉官阶，我升了队长就变成少校，紧接着，很多人也升了少校，变成了资深的翻译官。
由于美国的顾问军官和士兵越来越多，训练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除了国内的之外，还有印度的，所以需要的翻译官越来越多。
昆明训练中心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政府没有办法，就征调大学毕业生，不管什么系毕业的都征调，连英文最差的中文系也被征调，他们到底怎么翻译的，我不知道，反正有很多中文系出身的也的确做过翻译官。
翻译官的事情很杂，不一定是去上课，英文差一点也不一定不行，总是有事给你做就是了。我们曾经负责好几班的翻译官训练，因此，后来我们也变成了教官。
我去当翻译官，哥哥、姐姐都不赞成，他们认为，我应该把大学念完再去。后来证明，如果那个时候不去，后来也会被征调。
后来征调的，开始时也是给上尉的官阶。这些人有一部分后来丧失了生命，因为他们受训后，就被派到前线去了。从师部一直派到团部、营部或连部，派到连部的就非常危险了。
我认识的有几个就是在前线，他们不是在作战，而是帮美国军官跟中国部队联络，炮火是不长眼睛的，身在前线很容易被波及。
我们训练的内容很多，有的教如何使用新式武器，有的讲将来到印度或缅甸时应该怎么打丛林战，有的讲理论方面，有的则是实际操作。
我军士兵的纪律和学习能力都很好，而且，美国军官的训练方法设想都很周到。受训都要考试，他们知道，很多受训的中国士兵根本不认识字，于是，就把这些士兵分成两组：
不识字有不识字的考试方法，用问答及实际操作；识字的除了实际操作之外，再加上书面考试。
说实话，不是每个士兵都有机会受训，来受训的人都是经过挑选的，文化程度较好，脑筋也比较灵活。一次训练好像两三个月，但也要看课程而定。
另外，中国长官来视察的时候，我们要把他的演讲翻译成英文，美方当然也要说几句客套话，我们再把这些话译成中文。
翻译美军的话非常容易，替中国军官翻译就非常困难。那时，中国的高级军官也有的不识字，是靠经验、战功升上来的。
我翻译的大都是最高级的长官，像西南干训团的教育长梁华盛，这批人的知识很好，讲话也有内容，但是，也跟张道藩向我们训话的情形一样，非常啰唆，一讲就讲两个钟头。
在外国人面前，他们当然不好意思讲那么多，但是，他们喜欢说中国的固有道德，什么信义和平啦，孔夫子说什么啦等等，我们非常烦恼。
他们演讲，只有几个人能上去翻译，要怎么办？如果忠实地照翻，我们也翻不来，因为，他们讲起话来没有逻辑，我们英文程度也没高到能随时将话翻得非常漂亮自然。于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决定采取一种折衷的办法。
他们的话我们句句都听得懂，但是不要每句都翻，等他讲了一段话后，司仪请他暂停，我们心中已经组织好了，几句话就应付过去。
后来，有些长官就问我：“朱翻译官，我刚才讲了很多，你怎么那么快就把它翻完了？”这种趣事也偶尔发生。
我们在昆明步兵训练中心时，一度接受美方的资助。我记得，因为我们待遇很差，曾经向政府反映薪水不够用，希望政府给一点津贴，当时甚至要罢译。
有一个外事局的办事处听到这消息，就找队长来商量：“千万不能罢译！”
美方怕事情扩大，也知道我们待遇不好，就选了几个工作特别勤奋、成绩非常好的翻译官商量，美方说：
“必要时，你们可以脱离外事局，由我们来付薪水，替我们做同样的事。”
于是，我们就拿了几个月的美金津贴，当时，也没想到这是不合法的。后来上面知道了。说不可以这样做，只好算了，但也没有受到处罚。
我在昆明服务了大概十个月，那里训练中心的中国长官是赵家骧，就是后来“八二三”金门炮战中死去的副指挥官。
赵家骧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以翻译官的立场来说，他是最理想的长官，因为他讲话非常有分寸、有组织，想都不用想，就可以翻译出来，外国人也最喜欢跟他打交道。
他没有留过学，可是，对外国人的心理有研究，知道如何跟外国人来往，所以，我们做他的翻译官非常的轻松。
他的中国文学底子非常好，会写诗，我们都称他为儒将，他太太的弟弟跟我们在中央大学是同学。
赵家骧很了解青年的心态，常找我们到他家去聊天，不分阶级，有几次，不但找我们聊天喝茶，还请我们吃饭，对于提高我们的士气非常有用。
有一次，在他家吃饭，我上了一个大当。我是不吃狗肉的，可大家事先都不讲明，他们都吃了之后也叫我吃，我就吃了，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事后，他们才告诉我那是狗肉，那时的感觉好像是比较热一点。
到了周末，训练中心就拨一两辆卡车，载我们进城看看电影，吃个饭，也有人去看女朋友，或者游山玩水等，礼拜六只有半天，礼拜天可以出去一整天。
至于伙食问题则很伤脑筋，因为要我们自己来办，凡是广东人或广东籍的华侨同学办伙食的话，就一天到晚吃牛杂，我实在吃不下，只好花钱到外面的摊子吃。
说起看电影，那时候昆明城里也有几家电影院，最苦恼的就是人很多，买不到电影票。
我们最气的就是空军单位在昆明的人很多，航校也在昆明，他们也是周末出来玩。他们如果想看那一部电影，而且人数很多的话，我们就很难买到票，因为，他们就用两个大个子抬着一个人，像飞机一样，从人群中冲过去，冲到售票口去买票。
我们毫无办法，打也打不过他们，这种情形也不常有，只是看过这样的情形，都是敢怒不敢言。当时，到底看了些什么电影，现在也没什么印象。
昆明很热闹，城外的名胜很多，气候也很好。周末如果我们不出来的话，就跑到附近的山上去，带个毯子躺在山上，在温和的阳光下睡觉，很舒服的。
当时，西南联也在昆明，我有几个老朋友在那儿念书，大家时有来往。我是教会中学毕业的，在那里念书不一定要信教，只是觉得每个礼拜天去做个礼拜，也很有意思。
既然不能每个礼拜天都找个地方玩，就利用礼拜天的上午到教堂里做礼拜，或者加入唱诗班。
我在昆明就遇到一位同学，他拖我入唱诗班，所以，我有一个时期每个礼拜天都去唱诗。没有几首圣诗是我会唱的，只是跟着他们唱，反正跟着起哄就是了。
唱诗班里有好多女孩子，这也是我们加入唱诗班的原因之一，借这个机会去接近她们，有时候，运气好的话，可以约好下午见面吃个饭、看个电影等等。
我们附属的单位都是美军直属机构，只有昆明步兵训练中心是一个教育机关，有中国军官，也有美国军官，但是，中心的行政是美国人负责，所以管行政的全是美国人，而受训的全是中国人。
我们只有上课的时候，才跟受训的人接触，平常没有什么接触。要接触最多的只有赵家骧将军，而他令我们佩服得不得了。
那时，我们都觉得，如果中国的军人都像他这样的话，我们早就强起来了。
昆明步兵训练中心上课时，分成不同班次，譬如说上丛林战，我们就在野外上课，很少在教室里。
训练士兵多半是实际操作，教士兵如何使用迫击炮、机关枪、步枪、手枪等各种新运到的武器。
那时，中国军队虽然有很精良的武器，但是只有某种部队才有这种装备，很多部队的装备非常差，有些部队甚至连机关枪可能都没见过，所以，抗战时每支部队的武器，都非常不整齐。
当时，常常有美国来的明星或演艺人员来劳军，像鲍伯·霍柏，我们当然没接待过鲍伯·霍柏，他不会到我们这个小单位来。
别的演艺人员倒是来过，他们也欢迎同单位受训的中国人参加，但不会给中国人安排特别的座位，好像摆明了这是给美军看的表演，我们只是客人而已。
这件事情，使得中方很不满，因为每次有京戏来表演，我们都把前面最好的位子留给美国军官及士兵。问题是美国人不喜欢京戏，也不领情。
我做了队长之后，想办法让单位给中国翻译官的福利改善一点。以前，周末派车子去昆明，都是派很烂的货车，我去了之后，头两个礼拜安排很漂亮的新货车，后来，维持不下去，他们说调度有困难。
有的时候，也有进城去玩的美国军人，看见我们的车停在那儿，不但上了车，而且要坐在司机旁边那个最好的位子。
有一次，我就上去跟那些美国军人交涉，有一个就说：“这是美军的车子，我是美国军人，有权坐在这儿。”
我也不能跟他硬来，就说：“请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他说：“好。”我说：“我明天要把这件事向司令官的参谋报告。”他说：“你去报告好了。”
我报告之后，由于没有把他的名字搞清楚，他们一查没有这个人，就不了了之。
美国军官的素质还不错，有些士兵说话比较粗鲁。有一个年轻少尉刚刚到中国，什么都不懂，就对我说：
“朱先生，我想你们翻译官应该以'Sir’（长官）称呼我们。”
我说：“你知道吗？我们都有上尉或少校的官阶。你们才应该以'长官’来称呼我们。”
我这样一说，他也就没话讲了。
1943年，我们在昆明的十个月（或是一年）之间，中国方面的长官赵家骧被美方邀请到印度去参观国军在那边训练的情形，他因为不懂英文，就找我陪他去。
于是，我们搭美军的飞机到加尔各答，后来，还到其他地区参观。
那时，印度还是英国属地，英国的风气很盛，我们住在最好的宾馆，一天要吃五顿饭。
起床之前，是床上早餐，梳洗完毕下楼是正式早餐，中午有中餐，下午有下午茶，晚上是晚餐。
所有的侍者都是印度人，黑黑的，穿着白制服，头巾上都有亮晶晶的饰品，腰带是金色的，一双脚却是光着的，黑得发亮，对比非常有趣。
在那里，任何时候你留在旅馆都不得不打开窗户，因为没有冷气，热得不得了，只有靠风扇。可是，一打开窗子，就什么声音都进来了。
最难受的，就是外面有人在唱歌，印度歌凄凉无比，好像在呻吟。当然，可能也是我们艺术欣赏程度不够，不是所有的歌都这样，但是，我们听到的好像都是非常非常凄惨的歌。
我们一出大门，往往就会被一群乞丐包围，胆子大的还抱住你的两条腿，不给钱就不放人。不过，他们对英国人就不敢，英国军官有鞭子，会打人。
乞丐一看，就知道你是哪一国人，对美国人及中国人都是用这种方法，他们知道，这两国人不会打人，而且一定会给钱。
有时候，给了钱就散开了，然而另一群又上来，所以，上街也是麻烦。不过，也不是每次都会遇到这种情形。
后来，缅甸前线需要翻译官，我们又被调到前线去，我被调到缅甸，就是史迪威下的命令。
当时，我们已经有好几个师进去缅甸了，曾经救过被围的英军，由于八莫还有残余的日本兵，史迪威要我们中国军队负责消灭他们。
载着我们几个翻译官的飞机在八莫降落，没有机场，只有跑道，日军打过来的炮弹落在我们飞机附近，我们就赶快下飞机跑到掩体后面，后来，中国军队大概一个月之内就把日本人解决了。
在那个月里头，史迪威曾经亲自到我们营地视察，下达作战命令，我就是翻译官。当时，我很紧张，因为从没有翻译过作战命令，结果一看很简单，就是哪一个部队明天什么时候开始向哪方面作战，如此而已。
史迪威在前线研究作战计划 图片来自网络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中国方面有四个师长聆听这个作战命令，美军方面则有当地的司令，还有参谋长，我翻译之后，就散了，彼此也不商量，好像各做各的。
我就留下来跟那四个师长聊天。非常可惜的是，那时我没有记日记，认识那么多位军人，结果一个都不记得，只认识赵家骧。
其中一位师长好像是用四川话或湖南话对我说：“朱翻译官，你对他们比较了解，他们怎么都要吃过早点以后才开战，都是八点开战，这明明要我们吃完了早点才开战，哪有这种事啊！”
第二天，他们果然没有按照命令指定的时间进攻，而是拖到第二天的半夜才开战，结果把剩余的日本人消灭了。
他们向美方报告的时候，美方也没有话讲，因为虽然他们没有按照命令时间开战，但是任务毕竟完成了。
那次作战，还抓到一部分俘虏，其他日本兵有的被打死，有的自杀了。不过，所有被日本征调的随营妓女——就是慰安妇都还在，大概有十几个。
由于有沟通上的困难，就调了几个日裔美国人来翻译。当时，有很多在美国的日本人都已经被关起来了，也有被美国征调出来服务的，他们不打仗，而是做翻译或别的工作。
他们用日本话审问那些被俘虏的日本兵及营妓，我们才知道，那些营妓都是朝鲜人。
由于我们的阶层太低了，关于史迪威的一切只是听闻而已，我个人倒是确定了一件事。
好多人说他的中文好，其实，他的中文很烂，只是能听懂而已，说话都说不清楚，只有简单的事情可以用中文表达。
我看得出这个人的脾气很坏，很不耐烦，有点独断独行的倾向，在我看见史迪威的场合中，他与中国高级军官的来往，没有什么值得提的事情。
在缅甸，我们也有休假的时候，假期大概是一个礼拜，休假的目的地一定是加尔各答——要离开丛林，就只有到都市去玩，因为，我们在缅甸都住在丛林里，睡行军床。
从缅甸到加尔各答，坐飞机要好几个钟头，而且一定得坐飞机，陆路没办法。
因为我们属于军委会外事局，拿的是中国政府的钱，不是拿美方的钱。在缅甸时，待遇比较高一点，是以卢比计算，而且，在缅甸工作，根本没有花钱的地方，所以，一到加尔各答买起东西来就像疯子一样。
那时，我买了很多书，我们在缅甸的待遇，比国内的翻译官要好很多。国内的翻译官给上尉或少校阶级，并不是因为你有上尉或少校的资格，而是，因为以少尉或中尉的军阶叙薪钱太少了，为了想办法多给你一点钱，才给较高的军阶。
尽管如此，还是不够用，到缅甸后就好多了。
翻译官当中，有很多都是成熟的男人，甚至有些是有家眷的，也有单身或比较单纯的大学生，任何一个这样的团体，总有人要找女人。
他们到了加尔各答，这方面就很容易解决。可是我们几个不敢去，就在旅馆的咖啡馆聊天，或者上街走走，等他们回来，听他们讲经验。
他们去的一定是专干那一行的地方。对干这一行的女人而言，根本就不把这当一回事。
她们不会把感情融入，因为人太多了，有美国人、英国人、中国人，还有当地的印度人，都需要排队，而且，每个人只有几分钟，如果慢一点，她还会催你。
那有什么意思呢？找高级的要多花钱，他们又舍不得花，所以，后来就不去了。
在同搭飞机或同住旅馆时，我曾看到国军各部队到加尔各答办事的军需官，手上金戒指一大堆。
他们没有办法用别的方法来存钱，就买金戒指。他们中间有油水可捞，在加尔各答把事情办完了，能揩的油揩了，就买金戒指或金块回去，一看就知道有问题，这些人都在发国难财。
有一次，我陪美方一位维塞尔将军到缅甸视察，那位将军要去视察一间离前线不远的野战医院。
缅甸中国远征军野战医院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因为接近前线，他想先到前线去看一看，所谓前线就是连部，前面几百米就是敌人了。
我身上带了一把卡宾枪。我当翻译官也很久了，但是，连敌人都没看过。那天大雾迷茫，什么都看不见，只知道敌军就在前面两三百米的地方，我就拿枪往那方向开了几枪，算是“出了任务”。
这件事，其实还有两点值得一谈。第一，这位美国长官是位准将，肩上挂了一颗星，他明明知道要视察的野战医院接近前线，如果有太阳的话，他肩上的星会闪光，这样就会被敌人发现。
也许他有先见之明，知道会有大雾，不会发生什么事故。也许他没经验，因为，他是直接从美国调来的，在美国是一个装甲师的副师长，没有作战经验。
第二，我们到野战医院之前，医院派了一个少校军官来接我们，在吉普车上，他就问美国长官：“将军，你要走快捷方式，还是走正路？”当然是越快越好。
结果，那军官就带我们冲进湖里，就往湖里头走，医院就在湖的对面。这位维塞尔将军比我还高一个头，但水都到他胸前了，他就回过头说：
“我们非涉水穿过这个湖不可吗？非这样不可吗？”
“不，长官！但这是快捷方式。”
这话把他气坏了，我是更紧张了，因为，我不会游泳。
最后我们折了回来，另外绕路去，真是莫名其妙。可见，在美国军队里头，也有对长官的话，不加分析就执行的现象。
最快的路要穿过一个湖，都快淹死了，怎么会叫作快捷方式呢？实在是莫名其妙。
八莫之战胜利之后，缅甸的局势逐渐平静，同时，听说德国在欧洲已经投降，所以，大家认为日本人投降的日子也不远了。
这时候，逐渐有翻译官开始辞职回国，预备回去念书，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是走新开的八莫—昆明公路，走过很多山才回到云南的，每个车队都是几十辆卡车，由一个美国军官带队，有一个中国翻译官陪着他坐第一辆车。
我不晓得自己是第几个梯次的。准备回国的翻译官中，有很多人也动脑筋想发一笔小财，有的带香烟以及美军军官供应处里可以买到的东西，如咖啡、做冰淇淋的奶粉等，这些东西，到云南都可以卖到好价钱。
还有人带军火，美国士兵对自己的手枪、步枪等都很随便，好像没有稽核一样，想卖就卖了。
我们就买啊！我也买了一支手枪，后来想想不好，万一落到土匪手里就糟了。我这人还很天真，赚钱居然还要想到别的问题。
于是，我就把它卖掉，买了大批香烟带上吉普车，准备带回昆明去，谁知道，到了昆明就被熟朋友一抢而光。
我是在昆明当翻译官时学坏的，又喝酒又抽烟，美军军官供应处里什么牌子的香烟都有，在缅甸还有英国烟。
我就每一种烟买一罐（那时是罐装），摆在自己的桌上，一会儿抽这支，一会儿抽那支，这样一抽也抽了四五十年了，刚开始，只是为了好玩而已。
那时候有几个会打扑克的翻译官赚了不少钱，美国人打扑克，精的人很少，有很多很笨，我们随便弄一弄，就赚好多钱。
回来之后，我马上就把辞职的事办好，然后回重庆念书。我以前二年级的学分根本没有念满，不过政府有一个办法：
凡是在抗战时期做过翻译官或是从军的学生，回到大学念书，如果共同必修科没有念完的话，可以全免。
这样一来，很多课程我就不必念了。所以，我在中央大学念书，算算在沙坪坝一年，回到南京复校两年，三年就把外文系必修的课程都念完，然后就毕业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毕业成绩单上，只有108个学分。就因为只有108个学分，1954年，我申请美国大学的研究所时，有几个学校认为我还没有毕业，要我补修大学学分。
我两年内把三年的课程念完，其实都安排得很好，没有什么困难。唯一的麻烦是法文。
那时，规定第二外国语要念三年，我只有两年，只好先念一年法文，第二、三年的法文同时念，这都是变通。
当时可以办得到，现在不可能办到了，现在的教育部，什么事都管得很厉害很清楚。
我在四川时，从来没有觉得有隔阂。也许是因为语言上的关系，虽然我不能讲很土的四川话，但也学会了他们说的那一套，而且，我说国语他们也听得懂，因此没有感觉到四川人有排外的心理或举动。
说实话，抗战时期，很多有权有势的人，生活其实过得很舒服。有一次，美国记者来访问，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就招待美国记者吃美式早餐，有鸡蛋、熏肉、果汁等，跟普通美国早餐完全一样，这在当时的重庆算是很奢侈的。
记者就故意问：“现在你们抗战，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困苦，请问部长，您的早餐是不是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这也是人家在外国报纸上看到后，告诉我的，他如何答复我不知道，我想一定是很尴尬。
当时，我们的确听到好多传闻，说重庆有钱有势的人如何享受。重庆买不到的东西，可以从香港空运进来，像上海的大闸蟹。
如果说像蒋夫人带点私人东西，我想是很普通的事，一定是有的。就像现在美国总统的幕僚长，把空军飞机当作私人飞机一样。
有权势的人，随便揩揩油觉得无所谓，这种事，不讲出来就无所谓，讲出来就变成丑闻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