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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日知录·53】欧阳修与扬州



【国学日知录·53】

欧阳修与扬州

 ■ 王虎华


  欧公千年,千年一人。欧阳修曾在扬州待过。但他为何来扬州在扬州有何贡献?去?后来他对扬州是不是很怀念?且听我一一道来。

一、来扬州:“孤拙获全”,“移镇要藩”

欧阳修是庆历八年(1048)从滁州来扬州的。尽管他此前曾到过扬州,可此次情景完全不同。欧公出生不久,其父欧阳观改任泰州军事判官,襁褓中的他随父母经扬州转道泰州。几年后,五十九岁的欧阳观病死于泰州任上,四岁的欧阳修和二十九岁的母亲郑氏,只得去随州欧公叔父欧阳晔处请求庇荫。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应试崇政殿列甲科第十四名后,曾以准女婿身份伴随岳父胥偃经扬州游览。十八年后,欧阳修再来扬州,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庆历新政前后,欧阳修的政治生涯经历了跌宕坎坷,但他矢志不渝,坚持己见。守旧派视欧阳修为眼中钉,急欲除之而后快,不惜使用历代卑鄙小人惯用的伎俩,那就是从私德方面加以诬蔑陷害。恰巧这时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犯法系狱,有人机诽谤欧阳修与张氏有私,且企图谋取张氏钱财。尽管这些无稽之谈最后被一一澄清,但欧阳修还是被罢了官,贬到偏僻的滁州任知州。

欧阳修身陷诬害与冤情,却无力回天,胸中的愤懑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他还是按照自己的一贯主张,在滁州践行“务大体,简细事”的宽简政治。他一直认为,岁有丰凶,为政者应善于节制,凶年要节省开支,赈济灾民,年景一经好转,就应与民休息。在滁州,欧公顺应民情风习,决不苛扰百姓,理政很快见效。他颇为自得地说:“小邦为政,期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与梅圣俞书》)

史有类似,事有巧合。至道元年(995),王禹偁也曾由翰林学士贬知滁州。这位诗文革新的先驱者,是不畏权势、直言敢谏的刚正之士,所作《三黜赋》中说:“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在任不足二年,因有善政,滁州人甚为爱戴,在瑯琊山上立祠祀奉。欧阳修到任不久即前往拜谒,足见其对王禹偁的尊崇。

他写下《书王元之画像侧》:“偶然来继前贤迹,信矣皆如昔日言诸县丰登少公事,一家饱暖荷君恩。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间容貌任尘昏。”诗中充满了欧阳修对这位做官行事甚至遭遇都相似的“前贤”的心仪神往。作者在结句有注说:“公贬滁州谢上表云:诸县丰登,苦无公事;一家饱暖,共荷君恩。”“苦无公事”,既说明吏治清明,百姓安居,极少官司诉讼,同时也说明为政者体恤民情,推行简政,少有扰民之举。欧阳修将王禹偁的原句隐括入诗,其实也是自己心态的写照,映射出他的施政理念。如今若是哪个官员说“苦无公事”,定会被斥之昏碌无为,因为制造动静与影响早已成为时尚。联想到清代王渔洋在扬州“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常与宾客泛舟赋诗,移至今日,恐怕简直不成体统,足见不同施政理念的霄壤之别。

谪贬滁州两年之后,仁宗幡然悔悟,意识到对欧阳修的处置不公,于庆历七年(1047)十二月将他由骑都尉晋升为上骑都尉,由开国子进封开国伯,加食邑三百户。两个月后,又转起居舍人,依旧知制诰,徙知扬州。这表明朝廷已为他甄别昭雪,恢复名誉。他在《扬州谢上表》中写道:“孤拙获全,忠善者皆当感励;奸谗不效,倾邪者可使息心。”一吐胸中积愤,为个人荣辱,更为扶正祛邪感到宽慰。

但是,在官位上,欧阳修还是“地级官员”。他在京时原任龙图阁直学士、右正言知制诰兼知谏院,相似于皇帝的秘书兼监察部长,为三品高官,又系握有实权的朝堂要员。当初朝廷给他的处分是撤销龙图阁直学士衔,以知制诰的京官身份任滁州知州,即由“部级官员”降为“地级官员”。此时徙知扬州,只是“移镇要藩”(欧公语),但依旧是知制诰,谪贬性质并未改变。

 

二、在扬州:不为苛急去其繁碎

欧阳修到扬州任上的日期是庆历八年(1048)二月二十二日,次年三月移知颍州,在扬州一年出头。

前任知州韩琦,是庆历新政的中坚,因此欧阳修到扬州后,打算一切按照韩琦的“遗矩”所为。他在《与韩忠献公(琦)书·八》中说:“广陵尝得明公镇抚,民俗去思未远,幸遵遗矩,莫敢有逾。独平山堂占胜蜀冈,江南诸山一目千里,以至大明井、琼花二亭(即美泉亭、无双亭),此三者,拾公之遗以继盛美尔。”也就是说,除了为“拾公之遗以继盛美”而建造了平山堂、美泉亭、无双亭三处建筑外,在政事上一切按照韩琦的做法,“莫敢有逾”。这固然是客气与谦恭的表示,但却反映了欧公的施政思路与态度。

据载,欧阳修到任之初,人生地疏,公务繁剧,但他以在滁州推行宽简政治的已有经验,很快就把喧噪的衙署治理得如同僧舍一般宁静。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像和尚庙一样宁静的州衙署当是什么样的情景呢?联想现今喧嚣热闹的各级机关,很有些不可想象。从记载看,“如扬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间,事已十减五六;一两月后,官府阒然如僧舍。”(朱熹《考欧阳文忠公事迹》)此语或许不乏夸张,但基本史实大体无差。我们从中还是能清楚地找到问题的症结,那就是原本衙署冗务冗员太多,欧公将事“十减五六”,力度如此之大的删繁就简,“官府阒然如僧舍”就不奇怪了。时过千年,欧公当年的成功简政之举,今人却只能在故纸中找寻了。冗务冗员裁减之事仿佛已成不治顽症,足令欧公浩叹于九泉。

欧阳修的为政理念,对于今人甚有仿效价值。有人问欧公,如何做到“为政宽简,而事不废弛者”?他回答:“以纵为宽,以略为简,则弛废而民受其弊矣。吾之所谓宽者,不为苛急尔;所谓简者,不为繁碎尔。”(《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欧公道出了他简政高效的要决,即“不为苛急”为宽,“不为繁碎”为简,既宽且简,则事不废弛,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据朱熹《考欧阳文忠公事迹》云:“公尝语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医之至人家也,仆马鲜明,进退有礼,为人诊脉,按医书述病症,口辩如倾,听之可爱,然病儿服药,云无效,则不如贫医矣。贫医无仆马,举止生疏,为人诊脉,口讷不能应对,病儿服药,云疾已愈矣,则便是良医。凡治人者,不问吏材能否,施设何如,但民称便,即是良吏。’故公为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此看来,良吏如良医,庸吏如庸医,恶吏则如医中之“白狼”罢。有正确的为政理念,必有为百姓称颂的政绩。

后人将欧阳修在扬州任上所为概括为三大政绩,即劝农、御水、治狱。欧公在扬州的职务全称为“起居舍人知制诰知扬州军事兼管内堤堰桥道劝农使”,简称扬州知州。劝农是他的重要职责,他深入民间,调查生产状况,劝农颇有成效。当政之年,扬州农业丰收,有诗为证:“至日阳初复,丰年瑞遽臻。飘飘初未积,散漫忽无垠。”(《咏雪》,见欧阳修《居士集》)在水利方面,欧公实地勘察,他在一封信函中说到,旧有做法不适合当地情况,希望上司能在治水时免于扰民。在断狱方面,欧阳修尽量减少死刑。其子欧阳发在《事迹》中说:“公天性仁恕,断狱常务从宽。尝云汉法惟杀人者死,后世死刑多矣,故凡死罪非已杀人而法可出入者,皆全活之。”在任一年,有此三大政绩,确属难能可贵。

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载:“其政察而不苛,宽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扬之人,至为立生祠。”“生祠”,即百姓为在世者集资建祠,这是对为官者的崇高褒奖,非政绩卓著、有口皆碑者是不可能获得的。用如今流行的口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欧公可当之无愧罢。

至于欧阳修在扬州建平山堂、美泉亭、无双亭,则早已成千古佳话与千年胜景,给扬州百姓、中国历史和文坛都留下了宝贵遗产。岳阳楼因有范仲淹的记,滕王阁因有王勃的序,黄鹤楼因有崔颢的诗,因而千百年来屡毁屡建,可说是“楼以文贵”。而平山堂等建筑的情形则又有不同,它们既有欧阳修诗文的原因,更与欧公的为人、为政不能分开,因而千年不衰,永远不衰。

 

三、离扬州:难当众怒惟宜退迹

欧公知滁州时,四十岁左右即以“醉翁”自号,其心境可想而知。事实上他因仕途坎坷,家事多舛,以至未老先衰。四十三岁时,就已鬓须皆白,眼目昏暗。主政扬州的年底,眼疾发作,他在一封私函中如此描写:“其近以上热太盛,有见教云,水火未济,当行内视之术。行未逾月,双眼注痛如割,不惟书字艰难,遇物亦不能正视,但恐由此遂为废人。”(《与王文恪公乐道》)可见病情甚为严重。且扬州又是大郡,迎来送往的应酬很多,亦不胜其烦。欧阳修于是以眼疾为由,请移知小郡颍州(今安徽阜阳),即获准。

庆历八年之次年即皇佑元年(1049)三月十三日,欧公由扬州奉调至颍州。皇帝在制书中对他慰勉有加,看来龙图阁直学士衔恢复有望,欧公心中颇为愉悦。他在《颍州谢上表》中说:“神与明而并耗,风乘气以交攻。睛瞳虽存,白黑难辨……蒙尊号皇帝陛下造化陶钧……疗治有验,瞻视复完。”就是说他的严重眼疾,托仁宗皇帝之福,已经痊愈如初了。其实这一年他在若干私人信函中说“目疾”尚未痊愈,耽误了许多事情,可见眼疾与政事间还有些与事实不符之处。

欧阳修请移颍州的真实原因,从他的《谢转礼部郎中表》中可看得明白:“自遭遇圣明,骤蒙奖拔,急于报国,遂欲忘躯。结怨仇者,皆可畏之人;所违忤者,悉当权之士。既将行己,又欲进身,惟二者之难兼,虽至愚而必达。况臣粗知用舍,颇识廉隅。故其自被谗诬,迨于降黜。当举朝沸议,未尝以寸牍而自明;及累岁谪居,不敢以半辞而自理。其后再经宽赦,移镇要藩。曾未逾年,遽求小郡。盖臣知难当之众怒,尚未甘心;思苟免之善谋,惟宜退迹。”这段话披露了欧阳修庆历以来的经历和心态。原来自请移知小郡,眼疾只是作为借口的理由,而终极原因在于意欲避开守旧派的再度攻击。

皇祐元年(1049)年八月,欧阳修又复龙图阁直学士衔,官复原职,冤情终于彻底昭雪。这与他韬光养晦,自请移知小郡不无关系吧。要是欧阳修不患眼疾,要是他不请移颍州以退避,他当在扬州留得久些,在这里的政绩和影响当会更大。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欧阳修在扬州仅仅年余,却留下了遗响千年的政声,更能说明他的人格魅力。

 

四、思扬州:万井笙歌一樽风月

欧阳修在扬州虽只短短一年,他却对这段日子久久不能忘怀。离扬州去颍州不久,欧阳修就写过一首《西湖戏作示同游者》,诗云:“菡萏香清画舸浮,使君宁复忆扬州?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此处“西湖”是指颍州西湖,可见欧公身在颍州,依旧怀念着扬州的二十四桥明月。

事隔多年,欧公在开封所填《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词写道:“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古人送友赴任,通常只写诗而不写词,因为词历来被视为“艳科”。欧阳修写词送别,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成为词史上的一个创举。这一创举竟是从写平山堂开始的,这当是扬州人的荣幸。刘敞(原父、原甫)才思敏捷过人,写文章倚马而就,欧阳修常写信向他请教问题,对他十分佩服。所以欧阳修用“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送他。

关于“文章太守”是欧阳修指称刘敞还是自称,一直有不同看法。欧词乃因送刘敞出知扬州而作。《宋史》本传说:“敞学问渊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皆究知大略”,“为文尤赡敏”,“欧阳修每于书有疑,折简来问,对其使挥笔,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细读欧词,此处“文章太守”应指刘敞。一则就欧阳修服膺刘敞“博学雄文”(《宋史》本传赞语)一面而言,他以“文章太守”称之,实属当之无愧;二则就词作者与被赠者关系而言,如欧阳修在此处以“文章太守”自称,与情景及情理皆不符。本词上片着力描写作者对扬州的怀恋,怀念平山堂的晴空、山色,怀念堂前手植的垂柳,当然更怀念扬州的一年时光;下片则写对朋友的赞赏与相劝,大意是:你这才高善饮的文章太守啊,尚须及时行乐呀,你看看我这端着酒杯的糟老头子吧。

苏东坡《西江月》词“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句中,借欧词“文章太守”一语指称欧阳本人,则是明白无疑的。耐人寻味的是,“文章太守”四字,本为欧阳修送给别人的赞誉,最终成为后世普遍认同的送给发明者本人的赞誉,这在历史上实不多见。欧公独享此殊荣,足以说明其为官、为文、为人的品格。

欧阳修离开以后,写过不少题咏扬州名胜古迹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扬州的一再怀想。“万井笙歌遗俗在,一樽风月属君闲。”(《和刘原父平山堂见寄》)“欲觅扬州使君处,但随风际管弦声。”(《和原父扬州六题·自东门泛舟至竹西亭登昆丘入蒙谷戏题春贡亭》)“喜闻车马人同乐,惯听笙歌鸟不惊。”(《和原父扬州六题·蒙谷》)这些句子都是对刘敞政绩的称颂,但同时也能看出他对自己履职过的扬州,可谓思恋甚切,一往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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