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水浒》，半部在写英雄们如何被逼上梁山。上梁山前的英雄末路，形成小说明面的线索。其间，还贯穿着一条“逼上梁山”的暗线，也可以说是梁山泊英雄被逼的社会背景，就是地主豪强的活动，地主豪强如何称霸乡里。
《水浒》点点滴滴的地主活动情节，汇成了一幅完整图画，让我们看看在宋代，地主是咋个当起的。
首先是官僚豪强地主势力的作威作福。这是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兼并土地、垄断生产资料、逃避赋役之类的所作所为，主宰了社会政治生态、经济活动，决定了社会的基本面貌。《水浒》正面描叙这种情况的情节少，但从各种人物的活动轨迹中，又明白反映了这种社会面貌。
封建时代，土地资源的争夺历来是社会矛盾的关键点。宋代，豪强地主役使佃农少则几十家，多则几百、上千家。有些是世代相袭的主从租佃关系，佃农近乎奴隶。官府摊派的税赋、人工夫役，全都落在佃农头上。
有土地的自耕农甚至小地主，同样面临豪强地主对生产资料的侵夺。浙江的鉴湖，本来要灌溉会稽半个县的农田，由于豪强地主围垦造田，垄断水利，导致湖区灌溉功能一度完全丧失。
王安石变法，其中一项就是“摧抑兼并”，保护普通农户的生产能力，可惜变法未成。宋代朝廷每遇灾荒就大肆招兵，以免衣食无着的流民沦落为盗。
这些，在《水浒》对人物只言片语的介绍中，可以看到一些。比如，一再出现的“消折了本钱，回乡不得”，以及到处都有的占山为王之类。
蔡京等四大奸臣，可当官僚地主势力的形象代表。高俅因为历史积怨，逼走王进，是典型的滥权枉法，公报私仇。因为养子强夺人妻的卑鄙行径，高俅逼走林冲，逼死林冲娘子与张教头，也是赤裸裸的滥权枉法，假公济私。本属社会中产阶级的两个教头，一齐无缘无故着了高俅的道儿，一个流离失所，一个家破人亡，让人清楚地看到，社会中下层是如何被官僚地主的强横所逼。
滥权枉法，以公权逼迫，帮助小舅子殷天锡强夺人财的高唐州知府高廉，亦可当之。
仗势欺人，弱肉强食，同蒋门神这种地痞沆瀣一气，强夺施恩快活林产业的孟州张团练，以及与张团练狼狈为奸的孟州都监张蒙方等等，亦可当之。
有一种地主表壮里不壮，有特权而当不得真，有势力而离权力中心远，地位实在有点尴尬。
比如柴进、柴皇城这样的贵族地主，依靠与统治集团固有的历史渊源，在生产、生活资料占有方面拥有特权，也可以小小作奸犯科。一般情况下，还是尊贵而威风的。但是一旦与真正的官僚地主势力相碰撞，便只有头破血流的份儿。
如卢俊义，依托经济势力，在大名府算是名声大大的。名声就是社会影响力，就是通常环境下的特权。中国封建时代，宋代是唯一不抑制工商业的时期。大的工商业主，财力雄厚，役使雇工，单是从人数上说，有的已经达几百人，不亚于今天的中小企业。但是，显赫的卢大官人，一旦被人买通官府，也只有任人宰割的命。
有一种地主势力叫坐地称王的“土围子”。地位未必很高，却是实实在在的东方豪强。多半以家族势力为根基，聚合族权、地方行政权、经济支配权形成区域绝对权力，称霸一方。
如祝家庄的祝太公一家。庄园、田产，就不说了，佃农、雇工，直接编练成了私家军队。在内，对庄内一切事务，包括庄客、佃农的行动，形成了严密控制。在外，勾结官府，结连朋党。其间，自然不乏恃强凌弱，甚至对有结连关系的相邻农庄，如扑天雕李应的李家庄，也在恃强实施干涉。
同祝家庄结盟的李家庄、扈家庄，也是兵强马壮，在自家地盘，庄主都是一言九鼎，同属于此类。
射杀了晁盖的曾头市，同祝家庄一样，都有实力同梁山泊硬抗，也是属于此类。郁保四从北路贩马，途经曾头市，马匹竟被劫夺。仅此一端，可知其为害地方之甚，几与断路劫财的山大王无异。
有一种地主实为市井无赖，可径称地痞恶霸。有合法产业，有正常生产经营，更有勾结官府，裹胁地方恶势力，强取豪夺、为害一方，是其基本表现。
如阳谷县西门庆，依托经济势力，上结交官府，下勾连地痞，从而称霸一方。
登州府，强夺解珍解宝射杀的大虫，还要贼喊捉贼的毛太公父子，属于此类。
依仗高廉势力，强夺柴进叔父柴皇城房产的高唐州殷天锡，是此类。
更多的一类，是地位不定的中下层地主。他们是把持基层行政权力的头面人物，是家有余财、衣食无忧的体面人物，是依靠出租土地役使、剥削他人的剥削者，又是面临官僚地主威胁的受压迫者。
郓城县东溪村的托塔天王晁盖，郓城县宋家村的宋太公与宋江、宋清父子，华阴县少华山下史家庄的史太公与史进父子，白虎山下孔家庄的孔太公与孔明、孔亮父子，江州府揭阳岭下穆家庄上的穆太公与穆弘、穆春父子，其实都是属于此类。只不过，他们称雄一方却不曾作恶罢了。
地主豪强称霸一方，其间的矛盾交织，造成普通平民的沉重负担和生活痛苦。作为具体矛盾、具体事件的引火索、催化剂，甚至是终极杀伤性“武器”，这些东东的组合，形成了水浒英雄“逼上梁山”的一条暗线。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的时期。但是，地主豪强强取豪夺等等多种因素，导致普通民众生活负担仍然沉重。北宋淳化年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南宋建炎年间的钟相、杨么起义，都提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的主张，恰恰反映出当时地主阶级与劳苦大众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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