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总绪论”在谈到“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时，提到了“地域的不平衡这一现象。该书指出：“所谓地域的不平衡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不同的朝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有盛衰的变化，呈现此盛彼衰、此衰彼盛的状况。”“二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特色，至少在形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注：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总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尽管该书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显得非常简略，但我还是为此感到高兴。因为自从1905年刘师培先生发表《南北学派不同论》（注：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3至第10期）、1906年王国维先生发表《屈子文学之精神》之后（注：王国维：《屈于文学之精神》，《教育世界》总第140号），直到20世纪90年代，除了极少数专家（如金克木先生1986年发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外，八十多年间，似乎很少有人就文学的地域性问题做过专题研究。
八十多年的时间不能说短。为什么没有人来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既费时，又费力；二是受不正常的学术空气的影响。我们知道，建国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地域性、地理环境这一类的问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谈地域性，谈地理环境，便有“地理环境决定”之嫌；而“地理环境决定论”，被看作唯心主义的观点。
只有在今天，在社会的学术文化空气相对自由的时候，在学术研究开始走向理性和成熟、开始出现个性的时候，才会有人重提这个问题。这正是我在读到袁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上述内容时，为之高兴的原因。
以往的中国文学研究，大多只注重史的探索，而不注意其空间组合规律；只注重编年，而不注意系地；只注重时代性和民族性的阐述，而不注意地域性或地域风格的考察。因而这种研究，往往是一维的，单向的，缺乏立体感和丰富性。事实上，历史总是在一定的空间中层开的。时间和空间，是事物的两种最基本的运动形式。“地理是历史的舞台，历史即地理之骨相。读历史如忽略地理，便失去其中许多精彩的真实的意义。”（注：王恢：《中国历史地理·编著大意》，台湾世界书局1975年版）文学研究如果只注重其时间关系（时代性），而忽略其空间关系（地域性），就很难解答文学史上的许多谜团。
司马相如画像
譬如：同是中国诗歌之源，为什么《诗经》和《楚辞》的文化意蕴和审美形态判然有别？同是汉赋名家，为什么司马相如和扬雄的赋那样恢宏和瑰丽，而班固和张衡的赋却那样质朴和典雅？同是唐诗巨擘，同样漫游大江南北，同样经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巨变，为什么李白的诗歌是那样的飘逸洒脱，而杜甫的诗歌则是那样的沉郁顿挫？为什么在先秦、两汉、三国、西晋和隋唐时期，中国的文学家总是北方多于南方，而在东晋、南北朝、宋、元、明、清时期，南方的文学家又大大地多于北方？为什么在唐代还是默默无闻的江西文坛，在宋代却是那样的振聋发＠①，不仅文学家的数量增加了十多倍，而且名家辈出，佳作如林，俨然执了两宋文坛之牛耳？为什么领一代之风骚的宋词多情语、多艳语、多妮子态？为什么在明代文坛的复古派与革新派这两大阵营中，复古派的领袖多为北方人（如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谢榛、李攀龙），而革新派的领袖则多为南方人（如李贽、袁中道、袁宏道、袁宗道、钟惺、谭元春）？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仅仅用历史的方法是说不清楚的，必须同时采用地理的方法，因为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都涉及到文学的地域性问题。
中国文学的地域性，是一个客观事实，不是承认与不承认的问题，而是如何认识、如何解释的问题。而要科学地认识和解释中国文学的地域性，必须完成一个前提性的工作，这就是搞清楚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一是分布格局，二是分布成因，三是分布重心，四是分布规律。
关于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首先要确定什么样的人才是文学家。这里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古代很少有专职的文学家，绝大部分有文学作品传世的人，都是集文学家和官僚于一身；其二，文学家的身份，是由他所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来确定的，但是在汉魏以前，许多作品往往是文笔不分的。这样的作品，说它是文学也可以，说它是历史或哲学也未尝不可以。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算作文学家？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区究竟有多少文学家？往往人言言殊，缺乏一个统一的界定和标准。好在前辈学者和时贤们已经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例如编撰了若干种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这就为我们省去了一些翻检之劳。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 中华书局出版
但是甄别工作是不能省略的。我们考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目的在于考察一个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生成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而历代的史传碑文（包括有关方志和笔记）记载人物的籍贯，往往把传主的出生地、祖籍和郡望混为一谈，后人所编写的多种文学史和文学家辞典，也都存在这个问题。即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为例，这一方面的问题就很多。仅仅是唐代诗人的籍贯问题，就错了30多处（注：张国光；《文史哲学新探·唐代诗人占籍辨证》，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文学家的籍贯问题的确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我这里所讲的文学家的籍贯，是指其出生地。我的做法是，一方面以大家公认的编得比较好的谭正璧先生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为统计对象，一方面则尽量利用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材料来纠正其中的错误。
谭正璧先生所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上起李耳，以迄近代。凡姓名见于各家文学史及各史之《文苑传》，或其文学著作为各史《艺文志》及《四库全书》所收者，靡不收录”（注：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例言》，上海书店1981年版），共得6800人。除去辛亥革命以后去世的40人，朝鲜、蒙古和越南籍的7人，籍里不详的467人，有籍贯可考者为6286人。兹将这6286人的地理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由上表可知，周秦时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重心在今天的山东、河南和湖北三省，也就是当时的鲁、宋、卫、郑、韩、楚等国；
两汉时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重心在今天的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和安徽诸省，也就是当时的京兆尹、右扶风、南阳、陈留、河南、汝南、颍川、安平、北海、齐郡、沛国和会稽等郡国；
三国西晋时期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在今天的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江苏和安徽诸省，也就是当时的京兆尹、北地、颍川、梁国、陈留、汝南、河内、河东、太原、高平、琅邪、平原、广陵、吴郡、会稽和谯郡等郡国；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重心在今天的河南、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和湖北诸省，也就是当时的颍川、陈郡、平原、琅邪、南郡、会稽、吴郡、南兰陵、晋陵、建康、南东海、南兖州和淮南诸郡国；
隋唐五代时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重心在今天的陕西、河南、山西、甘肃、河北、江苏、浙江、湖北、福建诸省，也就是当时的京兆、华州、河南、郑州、太原、蒲州、绛州、秦州、深州、定州、贝州、赵州、幽州、扬州、徐州、常州、润州、苏州、睦州、杭州、越州、湖州、荆州、襄州、泉州等州府；
宋辽金时期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重心在今天的安徽、江苏、江西、浙江、四川、福建、河南诸省，也就是当时的歙州、苏州、常州、润州、吉州、饶州、抚州、洪州、建昌、杭州、湖州、庆元、婺州、台州、温州、眉州、福州、建州、开封、河南等州府；
元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重心在今天的安徽、江西、江苏、浙江、河北、北京、山东等省，也就是当时的徽州、吉安、饶州、抚州、平江、扬州、杭州、湖州、温州、绍兴、庆元、婺州、台州、福州、建宁、晋宁、真定、大都、东平等路府；
明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重心在今天的江西、江苏、上海、安徽、浙江、广东、福建、山东等省，也就是当时的吉安、抚州、南昌、常州、扬州、应天、苏州、松江、徽州、杭州、绍兴、嘉兴、湖州、宁波、金华，广州、福州、兴化、济南等州府；
清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重心在今天的江西、江苏、上海、安徽、浙江、广东、福建、山东等省，也就是当时的南昌、抚州、苏州、常州、扬州、镇江、江宁、太仓、松江、安庆、徽州、杭州、嘉兴、绍兴、湖州、长沙、广州、福州、顺天、济南、青州等州府。
总的来讲，以地理学上的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周秦、两汉、三国、西晋、隋唐时期，中国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多在北方，主要是黄河中下游流域；而东晋南北朝、宋辽金、元、明、清时期，中国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则多在南方，主要是长江中下游流域。
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分布重心的形成，与以下环境有着绝大关系：
第一，京畿之地
凡享国在一百年以上的王朝，其京畿之地的文学家数目都很可观。如西汉时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东汉时的河南尹，东晋、南朝时的丹阳尹，唐代的京兆府，北宋的开封府，南宋的临安府，元代的大都府、清代的顺天府，都是如此。历代的京畿地区，除西汉之外，都只是当时的一个二级行政单位，其版图不及全国的百分之一，其所拥有的文学家则将近全国的十分之一。这个比率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京畿地区既是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和人才中心。京畿地区文化和文学人才的兴盛，主要是由政府的行政力量促成的。一是移民。移民当中的优秀人才往往多过当地土著。二是兴办学校。京畿地区的学校，大多具备当时最优越的教学条件和最优秀的教师，生源也比较广泛。由京畿地区的学校输送的封建官僚和各类文化人才，简直不计其数。三是收藏图书。无论哪一个朝代，都重视图书的收藏工作，而京畿地区的图书量，往往居全国之冠。这就为广大文化人的读书和写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四是开科取士。科举考试的最后一道程序是在京师完成的。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在此获得晋升的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一点，对京畿子弟无疑是一种最有效的激励。另外，京畿子弟参加考试，同外地考生相比，还享有近水楼台之便。
唐朝京城长安
就全国而言，文学家分布较多的地方在京畿；就有关州、郡、府、路、省而言，文学家分布较多的地方则在其治所。因为这些治所，也就是各有关州、郡、府、路、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道理同京畿地区是一样的。
第二，富庶之区
中唐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流域，尤其是今陕西的西安一带，山西的太原一带，河南的洛阳一带，山东的淄博一带，堪称富庶，因而这些地区的文学家也分布最多。在南方，比较富裕的是今湖北的荆襄一带，江苏的南京、苏州、扬州一带，以及浙江的绍兴一带，因而这些地区的文学家分布也较多。中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移至江南，尤以今四川的成都，江西的南昌、吉安、抚州，安徽的徽州（徽州本地不怎么富，但徽商富甲天下）、安庆，湖南的长沙，江苏的南京、苏州、常州、扬州、镇江，上海，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福建的福州、泉州、建宁，广东的广州，最为富庶，所以这些地区的文学家占了全国的绝大多数。
经济对文学的作用不是直接的。在富庶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学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中介，这便是教育。中国古代的教育分私学和官学两种。官学到处都有，私学则以经济发达地区为多。以两汉时期为例。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关中、中原和齐鲁三地，而当时的私学教育，也以这三地最为兴盛。自宋代开始，中国的私学教育发生重大变化，这就是书院教育的蓬勃兴起。宋代及以后的元、明、清各代，中国的经济重心稳定在南方，中国的书院也以南方为最多。一个地方的官私教育发达，与教育有密切关系的刻书、藏书事业也随之发达，这一切，为文学人才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北宋汴京
富庶之区不仅官私学校发达，图书事业兴旺，而且交通方便。这里的文学人才除了受到良好的教育之外，还有条件外出漫游。这一点对文学家的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的文学家，真正意义上的穷人很少。这些人要么是官僚，要么是地主，要么是商人，要么是官僚、地主和商人的子弟。他们并不以文学为专业，做官才是本行。孟浩然、顾炎武以及后期的陶渊明不做官，但是他们都有田庄，都有可观的经济收入。所以所谓的“诗穷而后工”这个“穷”字，是穷通的穷，是指政治上的不得志，不显达，不是指经济上的贫寒。试想，没有钱怎么读得起书，应得起考？怎么“行万里路”？人生的目的不外两点：一是求生存，一是求发展。读书、交游、写作，都是求发展的行为，只有生存问题解决了，才能谈发展的事。真正的穷人连饭都吃不饱，还当什么文学家？
第三，文明之邦
这是指那些文化传统悠久、文化根基深厚的地区。文明之邦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旦形成，就有相当的稳定性，不会因政治、经济等外在条件的改变而立刻改变。文明之邦即便不是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重心之所在，只要不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萧条，仍然可以开放出灿烂的现实文明之花。文明之邦是文学家的一个渊薮。中国古代的文明之邦，在北方首推曲阜、临淄、济南及其附近地区，其次是太原、西安、北京、开封、洛阳等地；在南方首推苏州、南京、扬州、杭州、绍兴、福州，其次是常州、宣州、徽州、嘉兴、湖州、泉州、荆州、南昌、吉安、成都、长沙、广州等地。
文明之邦有这样几个优势。一是文化传统的悠久。上述文明之邦，少说也有上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一旦形成，便有一种坚韧的力量，具有一种历久而弥新的品格。传统和现实是一个动态的关系。传统之所以成其为传统，就在于它对现实发挥着作用；而现实，则是从自己的这一端来解释、承续和利用着传统。文化传统是不易被瓦解、被割裂的。例如秦汉之际，齐鲁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的摧残，然儒学传统仍不绝如缕。秦朝刚刚灭亡，鲁国便在楚汉纷争之中兴起礼乐。刘邦兵临城下时，“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注：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齐鲁地区再次成为著名的文化发达区。
中国科举博物馆
可见文化传统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突破时间的限制而把历史和现实衔接起来，把古人和今人联系起来。哪个地方的文化传统得以形成，并且得到弘扬，那个地方的文化便能保持发达的状态。二是文化积累的丰厚。文化传统是一种观念形态，文化积累则是种种物质载体，例如学校、图书、碑刻、器具等等。前者是软件，后者是硬件；前者可以承传，后者更可以承传。三是文化领袖的激励。文明之邦的主体，是对本地区的人才或潜人才的思想与行为产生直接的激励作用的文化领袖。文化领袖有本地人，也有在本地流寓、做官和讲学的外地人；有古人，也有时贤。譬如汉时的蜀郡，在西汉前期，其文化仍比较落后。至“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这里才出现了一些文化气象。洎至“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这里的读书人受到很大的震动和激励，于是“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司马迁尝云：蜀地文化的发达，究其因，乃系“文翁倡其教，而相如为之师也”（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可见文化领袖的启蒙和激励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开放之域
开放在这里有两重意义，一是地理上的开放，一是文化上的开放。地理上的开放，说得具体一点，即指境内外交通的便利。我们上面所列举的文化发达地区，就地理条件而言，无一不是交通发达的地区。交通发达的地区不一定全是文化发达的地区，但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则一定是交通发达的地区。地理上的开放，是文化上的开放的前提。
交通的发达，为文化的交流和建设至少提供了两大优势。一是物质交流的优势。物质属于广义的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物质的生产和流通包含着人的价值观念、审美风格和文化取向，物质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尤其在文化传媒比较单一的古代，物质的交流乃是整个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大凡交通发达的地方，便是物质交流频繁的地方；而物质交流频繁的地方.也就是文化交流活跃的地方。汉唐时的长安、洛阳，两宋时的汴梁、临安，元时的大都，明清时的北京、广州、泉州等等，莫不如此。二是人员往来的优势。人，既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又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
人员交流的广泛与频繁，乃是一个地区的文化建设的一种重大的推动力。一个地区一旦成为交通发达之区，境内的官僚、武弁、士子、商人乃至僧道、医卜、艺伎等等总是络绎于途，境外的使臣、学者、商客、传教士等等也是接踵而至。唐时的长安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需要说明的是，文化的开放并不限于像长安这样的京畿之地。战国时候的临淄，新莽时候的会稽，东汉末年的荆州，唐代末年的成都，五代时候的福州等等，都是这样。
综上所述，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与开放之域，正是关系到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重心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狭义的）和地理四大要素。在这四大要素当中，最直接与最稳定的要素便是文化。文化的重心在哪里，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在那里。周秦、两汉、三国西晋时期，中国的文化重心在黄河中下游流域，文学家的分布重心也在黄河中下游流域；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文化重心转移到长江中下游流域，文学家的分布重心也转移到长江中下游流域；隋唐五代时期，文化重心再次回归到黄河中下游流域，文学家的分布重心也随之北返；宋元明清时期，文化重心再次回归到长江流域，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又随之南来。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的基本规律就是这样。
通过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可以考察文学家所接受的人文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通过文学家所接受的人文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可以考察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地域性；通过文学作品的地域性，可以了解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可以解释文学史上的许多未解之谜。
唐宋八大家
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某种文体是从某个地区产生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个地区的特点。例如元杂剧，它的激昂、明快，听起来“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注：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剧论著集成》第三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与“婉转、妩媚为善”（注：王炎：《长短句序》，《双溪类稿》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宋词判然有别。因为元杂剧本是根植于以大都为中心的山西、河北、山东一带的一种文体。它的作者以北方人居多。据王国维统计：“六十二人中，北人四十九而南人十三。而北人之中，中书省所属之地即今直隶、山东、山西产者，又得四十六人，而其中大都产者十九人。”（注：王国维：《元剧之时地》，《宋元戏曲史》之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而宋词则是具有浓郁的南方文化色彩的文体，它的作者，80%以上都是南方人（注：按：据《全宋词》和《全宋词补辑》两书统计，宋代有姓氏可考的词人为1493人，词作共21055首，其中无名氏1569首。如果无名氏的作品不计，则1493人，人均作词13首。以存词13首以上（含13首）的词人为统计对象，共得203人。这203人中，隶籍今浙江、江西、福建、江苏、安徽、四川、湖北、广东、重庆、湖南者168人，占总数的82.8%，隶籍今山东、山西、陕西、北京者仅34人，占总数的16.7%）。
文学的地域性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同一种文体在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特点。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以唐宋古文为例，同为古文大家，韩愈的古文和欧阳修的古文就不一样。“六一之文，与昌黎同出太史氏，而韩得其刚，故其文雄；欧得其柔，故其文逸。”（注：陈起昌：《唐宋八大家文章论序》，引自张仁福：《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一刚一柔，一雄一逸，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原因何在？还是应该从作家的地理分布上寻求答案。韩愈是河南孟县人，欧阳修则是江西永丰人，他们所接受的人文地理方面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从文学的层面来讲，研究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对于考察文学的地域性，进而考察文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是有重要意义的。另外，从教育的层面来讲，研究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对于了解人才的生成环境和生成规律，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当然，无论从哪一个层面来讲，上述研究都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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