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曾国藩评价：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
梁启超评价：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要而论之，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誉满天下，亦谤满天下。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评价：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清史稿》评价：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不愧为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李鸿章为曾国藩写的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功过难评的人物，赞同者称之为“国家栋梁”，摒弃者称之为“卖国老贼”，而他却自称为大清帝国的“裱糊匠”。
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他到底有怎样的风云机遇和人生传奇？此系列文章将为我们缓缓地展开李鸿章跌宕起伏的人生画卷。
李鸿章（1823—1901），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
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委员兼河北省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兼大军区司令），授文华殿大学士（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故世人多称之为“李中堂”或“李合肥”。
兄弟姐妹八人，李鸿章排行老二，故民间又称之为“李二先生”。
合肥李氏在李文安（李鸿章父亲）考上进士之前只是普通的耕读之家。历经十载寒窗，李文安终于蟾宫折桂。
是从他科举连捷之后，李家才开始实现社会层级的跃升，走上了发迹之路。
道光三年（1823）正月初五，李鸿章出生于庐州（今合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向来有许多“神秘主义”的土壤，因为李鸿章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财神”同一诞辰，所以李文安认为这可能是上天冥冥之中的特意安排，故此他对这个次子寄予厚望。
但是，在李鸿章几兄弟相继出生之后，李家的生活更加艰难，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窘迫境地。
此时，李文安一方面自己悬梁刺股、勤学苦读，希望通过科举来改变个人以及家族的命运；另一方面，他对几个儿子严格要求，希望他们能够饱读诗书，继承“耕读传家”的良好家风。
李鸿章少年聪慧，过目不忘，拜合肥名士徐子岑为师，攻读经史，从而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十八年（1838）对于合肥李家来说是一个永远难忘的年份，因为这一年李文安与曾国藩、林汝舟（林则徐长子）同时考中戊戌科进士，位列殿试三甲第112名。朝考之后，李文安以主事在刑部任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公安部某处处长）。
从此，李文安实现了阶层身份的巨大转变，开始从规则的遵循者向规则的制定者迈进，而这对于合肥李家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
如果我们把历史的观测镜拉长，就会很有趣味地发现：从家境上来看，几大中兴名臣中以胡林翼的家境排第一，属于高干家庭；李鸿章其次，属于后起的官宦阶层；曾国藩和左宗棠在伯仲之间，前者家境小康但文华不兴，后者书香门第却债务累累；而彭玉麟家境最差，属于殿后，彭家好不容易在他父亲彭鸣九任巡检（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镇派出所所长）时略有起色，不久就因为父亲的离职归乡、争产去世而使彭家陷入赤贫。
道光二十年（1840），李鸿章考中秀才，获得了进入士人阶层的第一张通行证。
道光二十三年（1843），李鸿章在庐州（今合肥）府学被选为优贡生。时任京官的父亲李文安望子成龙，写信催促李鸿章立即收拾行囊进入京城读书，准备第二年顺天府（今北京）的乡试。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其实相当于今天的“高考移民”。
众所周知，两江地区文华荟萃，科举考试的竞争极为激烈。明朝时期为了平衡朝政势力，避免绝大多数官员都出自南方的弊端，朱元璋还专门推行“南北榜”，采用“分别取士”的政策抑制南方士人，此举后来成为定例。
换一句话就是说——“不再全国统一划线，而是南方各省划一个分数线，而北方各省另划一个分数线，分别划分名额入取”。此举是为了打压江南的政治势力，以便实现南北政治平衡。
因此，南方的科举考试难度比北方大得多，这就让一些有资源的人打擦边球，实现清朝版的“高考移民”。
李文安在北京当了一段时间的官，被一些同僚们提醒，发现这其中确实有可以操作的空间。所以，虽然他对李鸿章的才华很有信心，但还是准备让李鸿章到顺天府（今北京）参加乡试，搞一个“双保险”。
而此时的李鸿章还是一个妥妥的乡下“土包子”，活动范围基本就在家乡的方圆几十公里之内。
因此，他收到父亲的书信得知能够进京城读书，去见见大世面，去认识其他的一流人物，欢呼雀跃之心可想而知。作为一名二十岁的有志青年，此时正是渴望去探索世界、去拥抱世界的年纪，李鸿章马上迫不及待地收拾好了行囊。
于是，李鸿章连续写了十首诗以抒发自己的愉快心情。篇幅所限，南山君摘录其中之二与诸君分享。
诗一：“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
诗二：“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此时的李鸿章还是一个胸怀壮志的热血青年，意气风发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他以诗言志，树立“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宏伟志向。
进入京城后，李鸿章在时任刑部郎中（相当于今天的公安部某司司长）的父亲引领下，遍访吕贤基（后任工部侍郎，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水利、工信、国土等部副部长）、王茂荫（后任吏部左侍郎，相当于今天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畇（父亲为状元赵文楷，李鸿章第二任岳父）等安徽籍京官，迅速得到了他这些老乡们的器重和赏识。
道光二十四年（1844），李鸿章应顺天府乡试，考中第84名举人。发榜后，李文安马上把李鸿章介绍给同年（同学）曾国藩，住在曾国藩的家里让他指导学问和科举考试。
此举有两方面的意图，从中可以看出李文安的精明之处。
第一，李文安认为这个同年（同学）曾国藩前途远大，而且在京城人脉广泛，未来成就不可限量，所以早点把儿子送到曾国藩门下，有利于加强父子两人和他的关系粘性。
第二，此时曾国藩正在翰林院任侍读，主要负责陪皇帝读书或者给皇子讲学问，有时给皇帝提一些建议，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中办秘书处司局级干部的角色。
近水楼台先得月，不论是从典籍学问、科举经验来说，还是从信息灵通程度来说，曾国藩的指导都对李鸿章未来的科举考试很有利。
道光二十五年（1845），因为考试经验不足，李鸿章的第一次会试名落孙山。
但是，以他的年龄暂时不要着急，所以李鸿章稍稍沮丧了一阵，就马上在父亲李文安的点拨之下以年家子身份正式拜入曾国藩门下。
这就是典型的“务实模式”——先把能抓住的机会抓在手里再说。
当时的曾国藩正患有肺病，居住于城南的“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人谈经论道，治学养病。
“报国寺”又被称为“慈仁寺”，曾经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之所。
此时的大清王朝面对内忧外患，已经露出颓败之势。有识之士陶澍等人已经高瞻远瞩地重新扛起“经世致用”的大旗，对此曾国藩深表认同，并以“亭林”（顾炎武）自喻。
曾国藩在京城的学术圈中对陶澍等人的观点进行呼应，毅然提出：“在桐城派的‘义理、辞章、考据’等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应该增加‘经济’一项，即‘经世致用’之学。”
在大家讨论学问的时候，李鸿章作为后辈刚好帮助倒倒茶，摆上一点水果，所以有幸听到当时一些顶尖学者之间的思想碰撞和交流，这对他未来学识素养的提升有很大的助益。
所以，这段时间李鸿章不仅照顾曾国藩的身体起居，而且在学问上“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同时，他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了一本书——《经史百家杂钞》，让曾国藩大为称赞其“才可大用”。
道光二十七年（1847），李鸿章考中丁未科进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成绩靠前，所以朝考后任翰林院庶吉士，为自己未来进入官场顶层取得了一张关键的入场券。
恰巧这一科的主考官是潘世恩，而房师孙锵鸣则是翁心存的得意高徒。这两个人是什么来头，南山君不得不简单介绍一下。
潘世恩，字槐堂，号芝轩，清朝名臣，出身徽商又身为苏州世家。嘉庆年间历任侍读、侍讲学士、户部尚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部长）等职。道光年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上书房总师傅，太子太傅。
潘世恩为官五十余年，历事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被称为“四朝元老”。同时，他也是潘祖荫的爷爷（潘祖荫救左宗棠一命的典故见前文《胡林翼系列》）。
翁心存就不用说了，更是牛的一塌糊涂。“常熟翁氏”是清朝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在士林的影响力还远在“湘乡曾氏”和“合肥李氏”之上。翁氏一门五进士，叔侄两状元。四代入翰林，一门两帝师。门第之盛，无与伦比。
所以，李鸿章通过科举考试与这样两个超级牛人联上了关系，他在官场的运气和人脉已经不在当年的曾国藩之下。
同时，李鸿章与沈葆桢（晚清重臣，林则徐女婿，前文有介绍）是丁未科的同门同房，属于最硬的同门关系，交情非同小可。
原本因为林则徐的关系，在“经世派”内沈葆桢属于左宗棠同一阵营，理当同气连枝。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也是推荐沈葆桢接任他的“福建船政大臣”一职。
想不到他后来被李鸿章捋了一下思路，回忆了一下当年相逢于微时的同窗之情，在左李相争的关键时刻反戈一击，导致左宗棠郁闷得吐血，这就是因为左宗棠忽视了他们之间当初的这一层硬关系。
丁未科人才济济，但是李鸿章这一房只考上两个人，这个局面让房师孙锵鸣牢骚满腹。因为这些学生都是他未来官场上的重要资源和有力的支持者。
因此，孙锵鸣郁闷地与自己的老师翁心存谈起心事。翁心存善于“风鉴之术”（呃，这好像是古代牛人的必备技能），就让他把这两个新科进士带来看看。
于是，李鸿章和沈葆桢二人就前往拜访太老师，想不到翁心存认真打量了李鸿章和沈葆桢几眼，稍稍聊了几句就让他们回去了。
李、沈两人走后，翁心存大惊失色地对孙锵鸣说：“锵鸣啊，你完全不要沮丧。以我的相人之术来看，李鸿章将来的功业还在我辈之上，而沈葆桢也将成为国之名臣。你这一房考中人数虽少，但是影响力可能要称冠于丁未科。你好好谋划一下，未来大有可为。”
道光三十年（1850），李鸿章授翰林院编修，有闲之时继续跟着曾国藩读书。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才学极为满意，把他和曾门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人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由于科场顺利，李鸿章在京城交游广泛，眼界不断开阔。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科）、丁未（进士科）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国家重臣和封疆大吏。
李鸿章始终与这些同年（同学）们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为他未来打造“淮军系”和“北洋系”奠定了坚实的根基。（篇幅所限，留待后述）
下期导读：
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府当中最怕什么？他又为什么会与老师曾国藩闹翻，从而拂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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