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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帝国的崩溃(004)被垄断的皇后

更始元年(23)十月,在绿林军所建立的更始政权的授命下,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北渡黄河安抚河北各州郡势力,以期将之纳入新生政权的管辖范围内。

良好的开局没有持续太久,两个月后卜者王朗即以汉成帝之子的名义自立为帝,并以十万户的封赏求购刘秀的性命。

各地郡县起兵响应者众多,其中包括另一位身处蓟中且势力较大的西汉王室宗亲刘接,而彼时刘秀正在蓟地。

在敌对势力的疯狂围捕下,一路逃窜的刘秀几次陷入绝境。

逃至饶阳时,饥饿难忍的刘秀等人通过伪装成王朗政权的使者,才在传舍中骗得一顿饱饭。

其后在滹沱河时又几乎被王朗的追兵捉住,幸而当时的河水结冰方逃过一劫。直到抵达信都而为此地太守所接纳后,一行人才脱离险境有了立足之地。

在依附于王朗的各路起义军中,真定王刘扬以十多万人马的雄厚实力傲立群。刘秀便派遣刘植说服对方脱离王朗而与自己结盟。

这一策略最终取得了成功,作为刘扬外甥女的郭圣通便是在这一时刻嫁给的刘秀。

“世祖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后汉书》如此明言。显然,刘秀娶郭氏为妻正是双方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

此后,经过一番苦战,光武帝最终消灭王朗进而拥有了自己的割据势力河北,为将来的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平定河北不久,实力尚且不足的刘秀在一众将领的再三要求下即了皇帝位,这一做法使得势力强大的真定王刘扬生出离心并造作谶纬谋求自立。

刘扬的举动给新成立的东汉政权带来致命威胁,刘秀只得采用诡计将其拔除——派遣刘扬的姻亲耿纯前往真定将其诱杀,如此,叛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在除掉刘扬兄弟二人后,刘秀非但没有株连其家人,甚至连原有的爵位也没有剥夺——刘扬之子刘得被光武任命为新一任的真定王。正是在此后不久,刘扬的外甥女郭氏被册封为皇后。

刘秀的这一以德报怨的举动看似不可理喻,但细察当时的形势后便知其中的政治韬略。

虽然号称真定王,但刘扬早在王莽新朝初年便以被废为庶人。然而在十几年后,他却仍能拥兵达十多万之众以响应起兵自立的王朗,由此不难看出这一家族在当地的号召力。

彼时,刘秀虽已消灭王朗但在河北仍立足未稳,对于各地州郡而言无疑是一个外来势力,稍有不慎便会让大好形势陡然逆转。在这一情形下,防止因为诛杀本土豪强代表的刘扬而引发集体反叛便成了当务之急。

于是,任命刘扬之子为真定王以保持该家族原有的势力,册封本地大族之一的郭氏女为皇后,并立其所生之子为皇太子等措施就此应运而生,目的都在于团结河北的豪族势力以巩固新生政权。

迎娶郭氏并立其为后对光武安定河北进而建立帝业根基居功甚伟,然而随着建武十三年天下的一统,河北势力对帝国的价值大大降低,而其与功臣中南阳派势力的矛盾却逐渐增大。

作为帝乡的南阳是王朝的根基,南阳籍功臣与外戚是刘秀集团的中坚力量和帝国大厦的支柱,而阴氏正是这一势力的代表。

为了巩固自身权势,南阳势力要求以阴氏为后的声音越来越大。这一举动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较量,因为按照子以母贵的传统,出自皇后的嫡长子显然是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刘秀一度陷入痛苦的抉择中,但最后还是于建武十七年顺应南阳势力的要求废除郭后而代之以阴氏,并在两年后另立阴氏长子刘庄为皇太子。

出于对各方豪族势力的妥协而非私人情感的表达,光武帝册封以及更换了他的皇后。这种表现在开国皇帝身上的妥协行为似乎成了一个标配,在此后的帝国行程中一再上演。

阳嘉元年(132),18岁的汉顺帝也陷入了立后的纠结之中。

受宠的贵人共有四人,顺帝偏爱才貌出众的窦氏然而呼声更高的却是梁商之女梁妠。为了争取最后一丝机会,顺帝甚至提出用抽签的荒唐方式来决定人选。

以胡广为首的大臣断然否定了这一提议,并以《春秋》经典的名义上书请求立梁妠为后,无奈的顺帝最终采纳了群臣的要求。

在这场立后风波中,梁氏的胜出取决于其背后的家族势力,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樊氏和阴氏的支持。而与之相比,窦氏虽也多结交宾客但总体势力仍相对较弱。

汉桓帝时,刘志宠爱出身卑微的采女田圣等人,并试图册立田氏为后。然而这一提议再次遭到了属意窦妙的大臣们更为激烈的反对。

陈蕃以窦氏家世优良而田氏卑微为由多次上书表达反对意见,史书以“争之甚固”四字描述了当时的僵局。

另一个大臣应奉更是不惜以周襄王娶狄女为妃而被入侵、汉成帝纳赵飞燕而断子绝孙为例来劝谏皇帝。

在这种情形下,无可奈何的桓帝只得册封群臣偏好的世家女窦妙为新的皇后。

然而也由此对窦氏更加冷淡,甚至极少光顾皇后的寝宫,这一举动又最终酿成了窦氏在当上皇太后后便立刻处死田氏的悲剧。

经由上述的几例个案,一个事实凸显出来:

以皇后为首的东汉帝室后妃基本被世家豪族所把持——尤以阴、窦、邓、梁四家最为突出,皇后的废立更是这些豪族彼此之间的权力游戏,至于西汉动辄以平民甚至歌姬舞女为皇后的故事早已是镜中水月。

此外,这些豪族本身便是地方上的权贵之家,成为外戚只是进一步提高了其所拥有的权势,其情形与西汉如卫青、霍去病一类陡然而富的外戚已是有了根本的不同。

故而,东汉的外戚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皇权的单纯依附者,而更多的是豪族势力在政治的一种体现了。

由是,外戚专权在东汉何以屡禁不止的缘由便逐渐明朗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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