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帝
“争国本”“妖书”“梃击案”等事件的接连爆发才是导致万历帝采取“无为”战术对抗朝臣、长期怠政的根本动因。“争国本”事件起于万历14年，直至万历29年长子朱常洛被封为太子，前后长达15年之久，“妖书案”“梃击案”分别发生在万历11年和万历43年5月。三个案件的中心都是围绕皇位继承这个亦国亦家的中心议题，而作为皇族和大明帝国的法人代表，万历帝的后半生一直纠结于其中，身心交瘁，欲罢不能，欲言还休。
万历14年，在万历帝长子朱常洛出生5年后，刚刚闯入他视野和身心4年的知己郑氏也临盆产子，名唤朱常洵。郑氏作为商人后代的精明和果敢，最为后宫女人的柔媚和粗放，常常将青春万历帝撩拨得心花怒放，心襟动摇，在她入宫仅两年便封之为郑贵妃，朱常洵的诞生更加重了万历帝对郑氏的垂青，马上迫不及待的加封郑氏为皇贵妃，
坦率地说，万历帝既有执着真爱的权利，也有分封后宫嫔妃的权利，这不仅是普通百姓的自由，也是帝王的自由。但他在满足自己感性需要的同时，大抵没有充分考虑到紫禁城下那一帮臣僚的理性目光，尤其如上所述，在言官制度发展到明中后期而日渐成熟和偏颇之时，这种所谓的理性已经相当程序化、模式化。于是，万历帝很快遭到这帮言官的围追堵截。
最先发难的是户部给事中姜应麟，这位言官上疏万历，要求圣上收回对郑氏的册封，或者先封王氏为皇贵妃、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之后，再另行分封郑氏，理由很简单，“立嗣以嫡”，正宫皇后的儿子当立为皇位继承人，若皇后无子则应遵循“无嫡丽长”之成例。这位好事的言官刺到了万历帝的痛处，万历帝破例抛却了之前申时行传授的应对臣僚不利奏疏的“留中”之法，马上批示道，郑贵妃只因对朕服侍周全才得以晋封，于是否生子毫无关联，至于立谁为太子，“立储自有长幼之别”，何须你姜某人干涉？不久，便将姜应麟赶出了京城。
万历帝本以为自己的亲批和处罚可以堵住臣僚的嘴，但他们没有想到。正是他的快速反应中了言官们的算计。姜应麟走了，一位位站了出来，请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的奏疏如雪片般向他袭来，而且内容越来越详实，语言越来越尖锐。除了臣僚们，皇太后也加入到拥立太子的战斗中来，力挺长子朱常洛。起初，万历帝一再托词儿子年幼，可待长成后加封，更何况皇后年轻尚有生育嫡子的希望。可后来，朱常洛、朱常洵日渐长成，朱常浩也出生了，仍不见皇后生子。在诸臣僚言官们穷追不舍的激烈争论下，万历29年，已年满20的长子朱常洛终于被封为太子，朱常洵也同时被封为福王。
朱常洛像
万历帝累了，在这长达15年的争吵中，他经历了太多的无奈与痛楚。他曾顶戴天子之尊、男子之坚，关闭宫门与爱妃分享青春浪漫，也曾怀抱幸福、手捧宠子，尽情享受慈父的温馨，也曾信誓旦旦，在佛塔前虔诚应诺于心爱的贵妃。但事实如此残酷，作为一代帝王的他却无能为力。在被迫诏封长子朱常洛为嗣、爱子朱常洵为王的一瞬间，他是多么的茫然，多么的落魄啊。
正当万历帝因“争国本”事件，对言官臣僚们深恶痛绝之时，那些沽名钓誉的言官们却因常洛荣升太子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他们正伺机炮制更多更大的新闻和舆论，以此换取功名，同时激发这位久不上朝的天子的脆弱神经。
“争国本”事件尘埃落定不久的万历年，紫禁城内又爆发了声势更为强大的“妖书”案，一大批人勾连其中，党派纷争，滥杀滥捕，整个京师都人人自危。
“妖书”案缘起于万历18年刑部侍郎吕坤在出巡山西期间，撰写的一本书。该书名曰《闺范图说》，以图解方式讲述历代贤德女人之事。万历24年，该书经万历帝转至郑贵妃，后者又将书转交给其哥哥郑国泰。郑国泰觉得此书教育意义甚大，可惜没有近世“靓妹”，于是将包括郑贵妃在内的12人增补入书。郑贵妃看后凤颜大悦，亲为作序。
这本属于文艺界内部琐事，但好事的言官们望文生义，不断放大，逐步演化为一起震惊京师的政治案件。
先是礼科给事中戴士衡跳将出来，上疏攻击《闺范图说》的作者吕坤，继而全椒县知县樊玉衡紧跟其后，上疏弹劾郑贵妃，直言“皇上不慈，皇长子不孝，皇贵妃不智”。帝妃隐忍未发之际，万历26年，托名朱东吉者又为该书作跋，名曰《忧危竑议》，委婉指出《闺范图说》是吕坤为郑贵妃“夺嫡”，欲废太子立常洵造势。万历帝忍无可忍，传讯戴士衡、樊玉衡，将之一并贬谪。
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波未息，波澜再起。万历31年，托名郑福成的作者旧事新题，炮制了一本名曰《续忧危竑议》的书，并将之置于大臣朱赓门前。万历帝览后，更加恼怒，斥之为“妖书”，指令对造势者进行捕杀。但究竟谁是始作俑者，谁是操盘手，君臣均莫衷一是。而当时升为次辅的沈鲤与首辅沈一贯不和，双方派系借妖书相互指责，大打出手，一时间谣言四起，杀机四伏，血泪横飞。直到最后，究竟孰是孰非，便如无头丝麻愈来愈乱，搞得万历帝悚然无措，难以决断，最后只得按部署意见，胡乱处决一批牵连其中的所谓“妖人”了事。
“妖书”案虽然稀里糊涂地平息了，但臣僚之间的争斗却由此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展开新一轮的大规模政治博弈。万历31年，两大势力借助好不头绪的“妖书”案，混淆是非，相互谩骂陷害，不亦乐乎。“妖书”案过后，两派又以6年一度的“京察”制度为平台，相互诋毁，排斥异己，直至万历45年浙党主持京察时，东林党人几乎被驱捕殆尽。
万历帝是无奈的，也是无辜的。面对繁杂的派系斗争，他本可以帝王之尊加以干预和制止，但他惧怕由此而来的更大的麻烦。避之不及，何必自扰？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但作为家长和君主，他受到的伤害无疑是最大的。
正当万历帝采取留中办法和无为战术，自恋自弃于后宫之时，一根木棍从天而降向他袭来，将这位早熟的帝王提前拖入老态龙钟的境地。
万历43年，震动朝野的“梃击案”两次将万历帝浸入噩梦。而在此之前，他一直赖为精神领袖的生母慈圣太后刚刚撒手人寰，他一直宠爱有加的福王朱常洵也在臣僚的逼迫下离他而去。在他尚未走出生母离子的情感阴霾时，“梃击案”发。
是年五月初四夜晚，名唤张差的野汉手持木棍，击倒守门护卫后，直奔太子朱常洛的慈庆宫而来，终被捉拿归案。起初，万历帝和朱常洛并不在意，毕竟没有出现重大伤亡。当晚执勤的御史刘廷元在草草审问后便回奏说，此人似有癫痫，但为了推卸责任，又补充说，此人相貌狡黠，可再严加审讯。
原来这名张差小名叫张五，事发前已被郑贵妃内侍庞保、刘成豢养了3年。是夜，在庞保、刘成的指使下，张差伺机进宫梃击太子朱常洛，可惜被当场抓获。
所谓真相大白于天下后，举朝震惊。言官臣僚们自然欢欣鼓舞，他们不仅捉到了不屑一顾的幕后操作手郑贵妃，而且此案充分印证了此前他们一直对太子废立问题不安的正确性。事发如此突然，结果如此震惊，言官臣僚们欢欣鼓舞，郑贵妃则无地自容。好在，太子如此宽厚仁慈。他先是原谅了贵妃的忏悔，继而又陪伴父皇走向前台，与万历帝一道会见群臣，作秀般的展示了皇家的亲爱和谐。
这是万历帝自1590年不在朝见臣僚年后，唯一一次亲见群臣，也是其驾崩前的最后一次。臣僚言官们自然无比兴奋，但这种兴奋相对于万历帝心中的痛楚，无奈、孤独、愤恨来说，实在是太多渺小而短暂。
至此，万历帝朝见臣僚言官们的一万条理由均已随风飘逝，隐隐作痛的召见的零星期望已荡然无存，他只能痛苦的蜷曲于紫禁城那座壁垒森严、单调乏味的后宫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