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之渊源：陶唐、古唐、叔虞之唐

“唐”的源地在山西临汾，具体位置可能是古称“平阳”的临汾市区，或晋国早期都城所在的翼城县境。

汾河下游今地名与先秦晋唐古地名的分布示意图

第一个在史册上被称为“唐”的政权，应属尧帝所属的陶唐氏族部落，考虑到尧帝本身极有可能并不存在（至少无法“证有”），以及晋国立国以前确实有一个在史籍记载与出土文物双重证明了的“唐邦”存在。那么，我们只能确认：确实存在一个唐部落，活跃于夏商时期，并逐渐成为商王朝在晋西南一带的“与国”型唐邦。

至于，这个持续至公元前1046年前后唐邦是否能与早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灭亡了的陶寺文明并称陶唐，就难以轻易下结论了（考虑到襄汾与翼城并不算远，唐邦继承陶寺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虽然传统史家更容易把陶唐氏尧帝与唐邦并称，以至于习称“陶唐”，但以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文献学、考古学证据来看，似乎还是称之为“古唐”更为合宜。

周成王时期，古唐邦发生动乱，周王室派叔虞前去平定，一如伯禽封鲁、姜望封齐，均是具有军事殖民性质的周初分封。动乱平定后，封君叔虞的统治在三年之内便相有了显著的成效，并以一禾两穗的“嘉禾”向周王进献。

商周之际的古唐与叔虞所封之唐，应当处于一个位置，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来看，寒鲲猜测：翼城县西的“苇沟——北寿城遗址”或许便是古唐之城邦、叔虞之邦邑所在。

西周中前期（成康时期或昭穆时期），还有一批姬姓贵族被分封到了汉水东北岸的大别山麓，用来守护湖北大冶一带铜绿山开采出来的战略资源——铜，并将开采出的铜向西北运送到周王室官营铸铜作坊里，从而锻造成周王室的青铜礼器与兵器，这些诸侯国被称为“汉阳诸姬”，其中就有一个从汾水流域迁徙过来的“唐国”，被分封在如今的随州市唐城镇处，一直存续到后来楚国吞并汉阳诸姬。寒鲲猜测，这个唐国或许是唐叔虞的另一支没有掌握晋国政权的后裔。

祭奠唐叔虞及其母邑姜的太原晋祠

唐之光大：唐朝

唐朝之唐，来自李渊在称帝以前从傀儡皇帝杨侑那里封拜的王爵——唐王，李渊之所以称“唐王”，除了李渊祖父李虎、父亲李昺所袭唐国公爵位的因素（食邑或在古唐地附近？），也有起兵于晋阳的缘故，而晋阳之所以是“唐地”，其实是个误会。

我们都知道华夏文明在三代时期（夏、商、西周）的主要活动范围其实仅仅包括：关中平原、晋西南河谷、豫西丘陵、淮泗上游与河济冲积平原，这个范围内虽然也杂居了不少非华夏族群，但在这个范围以外是绝然没有华夏族群成员的。那么，被推崇出一个尧帝的陶邦或唐邦又怎么可能存在于晋中盆地呢？更何况，无论是陶寺遗址的发现，还是曲沃翼城一带关于唐晋古国的遗址的发现，都为唐在晋西南提供了充沛的实锤，唐尧在太原之说显然是荒谬的。

那么，太原（晋阳）又是怎么在隋唐之际被认为是“唐晋之地”了呢？私以为，这是因为汉唐之际的古人把赵简子营建的晋阳城（及由此而来的晋水）想当然地当做了燮父迁晋之所在，并进一步把叔虞之唐也强安了过来，这才有了“晋祠”这座本应当出现在晋西南的祭奠邑姜与叔虞的祠庙。从晋祠大规模扩建于北齐来看，或许也是汉唐之际晋阳城军政地位的不断加重，使得此处被政治性地强化成“唐晋源地”所致。换言之，古人对于“唐晋源地”的误会是晋阳城所致。

唐朝往往就被史家习称为“唐朝”，因为在唐朝的深远影响力面前这样称呼并不会有多少歧义。偶尔“唐朝”也会被称为“李唐”便是以姓氏冠名的显例。李与唐的紧密结合，亦可在下面将要提及的后唐与南唐中看到，若不是因为唐朝灭亡后不到四百年，统治者便不再流行使用古国名称来为自己的政权冠名，李唐或许也会像刘汉那样，再多产生几个李姓人创建的唐政权。

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前的丹凤门仿造建筑

唐之攀附：后唐、南唐

后唐与南唐在建立之时，距离悠悠大唐灭亡的907年分别只有16年与32年，不论唐朝后半期是怎样挣扎在藩镇林立、宦官弄权的苟活线上，“唐”在五代十国就像“汉”在魏晋南北朝时一样，具有远强于其他名号的政治号召力，而且这种号召力也与“刘汉”一样，需要结合特定的李姓人，方能不打折扣地发挥较强的号召力。

后唐与南唐均是根据“李姓”本身确定其国号的，虽然李存勖其实是来自西域的沙陀族群的赐姓军阀，李昪也是先以徐温养子徐知诰的身份称帝建齐（937）后改李称唐（939），前者绝对与李唐皇室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后者则极有可能是强行攀附。

后唐之“后”是因为五代中的梁唐晋汉周，均曾被使用过，为了与以前的“梁唐晋汉周”相区别，且保持五代的“命名统一性”，所以并称为“后”，是时间先后所致；南唐之“南”则是因为南唐的国都与主要国土均在中原以南的南半中国，是地理方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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