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帝禹的时代，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已经彻底瓦解，已经开始出现奴隶制国家的雏形。禹死后，政权表面上落到了公推的东夷族首领伯夷手中，但禹之子姒启则依靠强大的家族军事力量攻杀伯夷，取而代之，建立了我国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之后夏后启又经过一系列的征讨战争，最终巩固了夏后氏的统治地位。夏后启通过武力取得政权，但却一直沉湎于酒色淫乐之中，而且其继任者也都治世乏力而淫乐则无不求其极。因此可以说，作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虽然有开创之功，但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腐败的王朝之一。夏王朝尽管采取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但由于统治无方，期间权柄曾数易其主，夏后氏尽管最后又重新获得了王权，但还是在贵族的淫逸享乐中被新崛起的军事贵族集团成汤所灭。
到了中国远古民主制的末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劳动剩余产品也越来越多，于是家族私有制也逐渐发展了起来。而相传为黄帝之后的夏后氏的势力则正是在这种逐渐兴起的家族私有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壮大的。夏后氏家族本属于东夷族群，但其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向西迁移，最后以今河南嵩县的三涂山为中心迅速发展壮大，尤其是经过姒鲧和姒禹等几代人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中原大地上最强大的部族，而这正是后来姒启攻打同属于东夷部族的首领伯夷，并取而代之的重要基础。当帝禹之时，原始的氏族民主制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军事议事制内部的主要人物都已经被帝禹委以心腹，多数都属夏后氏部族的贵族，因此，虽然帝禹驾崩之后，表面上是要将权力交给东夷族首领伯夷，实际上却早已为姒启继承王权铺好了道路。
关于这一点，在当时实际上就已经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不争的事实。因此，帝禹驾崩后，由天下公推的继任者伯夷结果权杖之后，首先做的便是妥善处置以帝禹之子姒启为首的势力强大的夏后氏贵族。关于这一点，古文献多有提及，如《竹书纪年》说，“益干启位，启杀之”，《晋书》也有相同的记载，到清代，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说：“《竹书纪年》载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伯夷作为天下公推之君主，其之幽禁姒启当是除了夏后氏之外的中原诸族首领的共同决定，而从这一点也正可以看出夏后氏在当时的势力之强大，足以对当时的军事民主制构成严重的威胁。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说，“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战国策·燕策一》中甚至直接说，“禹授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尽管伯夷率先一步幽禁了姒启，但终究还是被夏后氏所攻杀，政权终究还是归入姒启之手。但是，夏后氏尽管通过武装叛乱夺去了政权，曾受到一部分家族的拥护，但在当时还是遭到了大多数地方家族的反对，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当时的势力同样强大的有扈氏。
有扈氏与夏后氏一样，本是同族，也是姒姓，同属于原东夷族群。后来与夏后氏共同西迁，夏后氏落于今河南嵩县一带，以三涂山为中心而迅速向东北的伊洛平原发展，并定都于阳翟。而在西迁途中则北行，到达了今郑州以北的原阳之原武一带。这里的自然生存条件自然要比夏后氏所在的伊洛平原要优越得多，故其发展也非常迅速。有扈氏和夏后氏地域相邻，随着二者族众的不断繁衍，势力的不断发展，二者之间便不断产生摩擦冲突。其中最严重的冲突便发生在夏后启的父亲帝禹当政之时，《庄子·人间世》曾说，“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显然，帝禹之攻有扈氏并非因为有扈氏不服从中央王权之名，而帝禹尽管打着中央的旗号，但却名不副实。由于有扈氏所居为水土肥沃之地，物产丰富，故在当时诸部族中最为富有，而帝禹之攻打有扈氏乃是出自个人攘夺他人财富的目的。但尽管战争异常激烈，甚至将有扈氏的城郭都变成了废墟，可似乎帝禹也损失惨重而并没有取得胜利，而有扈氏的势力依然强大，因此之后终帝禹一生都对之无可奈何。
公元前1978年，帝禹驾崩，天下共推东夷诸族首领伯夷为主，夏后氏依靠强大的家族武装攻杀伯夷，夺取王权。之后姒启为了表示他的权力是天下所公认，便在夏后氏都城阳翟（即今河南禹县）召集个诸侯方国树龄，举行议事会议，以争取个部族的支持，并举行了异常盛大的祭祀活动。但有扈氏则与夏后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明确表示反对夏后启继任君主，放弃参加议事会议和祭祀活动，这就引发了后来的激烈的甘之战。
当初夏后启为夺天子之位，曾攻杀东夷诸族首领伯夷，这就使得在夏后氏与有扈氏的冲突中，东夷诸族自然也就站到了有扈氏一边。而且事实上，此后终整个大夏王朝数百年，东夷诸族一直与中央王权不和，之间时起冲突，以致于到了太康之时，王权曾一度被东夷诸族中军事实力强大的有穷氏所夺取。而生活于南方地区的三苗诸族，曾受到夏后启之父帝禹的猛烈攻击，几乎达到灭族的境地，自然与夏后氏有着难以消除的世仇，也坚决反对夏后氏。
夏后启之祖鲧，我们前面提到，说是因为治水无功而被帝舜命祝融杀于羽山。但实际上，这只是其被杀的一个方面的原因，而此外则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篇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於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帝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吴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可见鲧曾与虞舜争夺王位，其之被杀主要应是因争位失败的而致。那么，以此以来，有虞氏与夏后氏自然也不和睦，也算世仇。而有虞氏都城在蒲阪，从地理上讲，在夏后氏都城阳翟之西偏北。
除了这些之外，北方诸族、东南的淮夷等族也都站在有扈氏一方，坚决反对夏后氏。而当时夏后氏的都城阳翟则正处于反对势力的包围中心，作为当时的一个部族，夏后氏的势力再强大，也是难以与天下为敌的。于是，在夏后氏来讲，当务之急是要跳出这个包围圈。于是夏后氏便做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迁都。夏后氏放弃阳翟，向西北迁都安邑，即今天的山西夏县。这里正属于陶唐氏故地，地处汾水流域，四周有高山阻挡，而且河谷地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在当时气候温润，是一片理想的沃土。
迁都之后，夏后启便开始着手准备与有扈氏等部族的战争。大约到了公元前1973年前后，夏后启打着名不副实的中央王权的名义向有扈氏挑起了战争。双方在洛阳新安的甘地相遇，于是展开了一场激战。关于这次战争，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史记·夏本纪》中说，“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在《尚书》中还有一篇名为《甘誓》的文章，应是夏后启在攻打有扈氏临出发前所发表的一次演讲：
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战争最终以有扈氏的失败而告终。战争失败之后，有扈氏部族彻底崩溃，而夏后氏则将大批的有扈氏族众俘虏为奴隶。
进过激烈的甘之战之后，夏后氏基本上巩固了攘夺来的政权，尽管还有东夷、南蛮以及淮夷诸族的不服，但因这些部族的活动范围离夏后氏的统治中心较远，故而夏后氏亦对之无可奈何。
经过夏后启的十多年的征伐，后又历经几代夏王的拓展，夏朝的疆域空前扩大，版图大约以今天河南省的西部为中心，北到河北，南到湖北；东到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的三省交界处，西到山西南部。那个时候，由于交通工具有限，人们的活动范围还不是很广阔。
从夏朝开始，帝王诸侯开始注重他们的食色视听的娱乐活动。他们修建宫苑来彰显自己的气派，突显自己的神圣地位，他们不停地寻求着美食美酒美女等等。总之，这个时代也不是以审美谐趣为宗旨的旅游，而是为了满足娱乐欲求寻找刺激的淫游。并且，帝王诸侯之游乐是残酷的、随心所欲的，更有甚者是将欢乐建立在奴隶们和平民们的痛苦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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