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商王朝的灭亡与其与东夷之间的战争有很大关系。
从民族史的角度来看，商王族本出东夷，是东夷诸族的一支系，商汤灭夏之后，其部族逐渐前以往西，至今河南中部地区，但其部族并没有完全与东夷其他部族脱离关系，东夷诸族正是其西征南讨北战的政治与军事基础。商王朝经九世之乱而不亡也正是因此。
但是，经九世之乱之后，出了一个中兴之王，即武丁，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武丁之所以被称为“中兴之王”即在于他在位期间使得商王朝的实力重新得到了充实，势力重新强大了起来，这其中既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也包括军事的，实际上，开疆拓土便是其两项重要功绩之一（另一功绩便是前面说的开创“嫡长子继承制”），其对之后商王朝的政治军事发展可谓是影响深远。
现在已知的武丁的两位夫人妇好和妇妌，而且这两人也是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受封为诸侯的女军事统帅。妇邢被封于井方，也即今河北邢台，邢台之作为地名也即是由此而来。根据甲骨文献的记载，在武丁的六十多为后、妃中地位仅次于妇好，她不仅为武丁管理农业和内政，而且还曾与妇好一样多次率军远征。妇好是我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第一位女军事统帅，同是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宗教家，她曾主持武丁朝的各种祭祀活动，她曾率领军队征讨四方，前后击败了北土方、南夷国、南巴方，以及鬼方等20多个小国，为商王朝开疆拓土立下了不朽战功。由此可见武丁时期军事力量与活动之一斑。
但武丁朝的开疆拓土期间曾攻灭了东方的两个重要诸侯即势力庞大的方伯大彭和豖韦。大彭和豖韦尽管实力坐大，但却是牵制东夷的重要力量，而武丁攻灭这两个方伯之后，东夷也就失去了牵制，于是武丁就又进而将东夷诸族视为了征讨对象，最终导致之间同盟关系的彻底破裂，从而拉开了商与东夷历时数代的战争的序幕。帝辛辛与东夷的战争便是因此而来。这场战争持续了两百多年，到帝辛时，集全国之力最终彻底征服了东夷诸族，但长期战争使商王朝自身元气大伤，再加上战争期间俘虏战俘过多，一时之间难以消化，这就给了藏于西方一直对之虎视眈眈的周以可趁之机。
周一直被后世文人赞许为圣代，周文王、武王以及周公旦被后世称为“三圣”。其实最初的周只不过是流浪于西北不毛之地的戎狄之族，这一点在《诗经》中的周族史诗中有明确记载。
周族自大王季历时开始向周边大肆扩张。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商帝武乙时，季历曾“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四年，伐余无之戎，克之。文丁（太丁）四年，伐燕京之戎。七年，伐始乎之戎。十一年，破翳徒之戎。后又先后攻程，攻鬼方。文丁遂封季历为殷牧师，即诸侯之长。季历的扩张引起了文丁的注意，遂借召其觐见之机将其拘禁，后以故杀之。
季历被杀之后，继位的是文王昌，他并没因其父的结局而稍有收敛，而更是变本加厉，其继位的第二年变攻灭邘（今河南沁阳北）；三年，攻灭密（今甘肃灵台）；五年，攻灭黎（今山西长治）。邘、黎属于商都朝歌的环卫之地，周攻灭此二国，目的已非常明确，商王帝辛自然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于是在其即位后第四年便出现了所谓的“黎之搜”，也即在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后来也有人认为所谓的“黎之搜”实际上是“黎之战”也即商、周在黎进行了一次大战，周战败西逃。到二十二年又“大搜于渭”，也即为了打击周的嚣张气焰，深入周的腹地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或者亦与周人发生大战，周侯昌被捉，囚于羑里，这就是历史上所谓“文王拘羑里”。至于文王这次被捉的结局如何，到目前为止，史学界尚无定论，《竹书纪年》《左传》（史记）等文献说是帝辛最后有条件地释放了姬昌，但一些当代人认为是帝辛果断杀了姬昌。
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继位的周武王在厘清内政的同时，更理频频观兵孟津，为报仇雪恨。攻伐大商做准备。然而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周武王始终对商王畏惧至深。根据文献记载，第一次观兵孟津，诸侯皆曰可伐，武王却因害怕而托词“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战前夕，周武王仍战战兢兢，不敢应战，是吕尚强迫其出战，才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竹书纪年》《史记》《左传》等文献的相关记载都说明了在商帝国面前，周是显得多么的渺小，以至于临到开战之际还在内怯。由此可见商周之战的，帝辛的败亡完全是由于周依靠微子等叛党的情报，趁虚而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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