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王李自成之所以能够在其起兵初期势如破竹，风扫大明，主要原因是其执行了打击官僚地主阶级、保护农民阶级利益的政策。“跟了闯王不纳粮”的政策大得农民阶级之人心。但是为了解决“不纳粮”所造成的军饷空缺问题，李自成以“追赃助饷”来代替田地赋税，靠让当地豪强地主出钱来维持基本军费支出。其本质其实就是抄地主、富商、王公、贵族的家，没收其所有财产，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收其“非法所得”。1643年10月明军主力孙传庭所部被李自成消灭后，明朝绝大部分官员为自身利益考虑，纷纷归顺李自成。他们把李自成看成了另一个朱元璋，希望追随他建立新朝，并确保自己的“核心利益”不受损害。
而此时李自成性格中自小养成的“任性执拗”劲出现了，他坚持维护农民利益的治理原则。在“追赃”过程中官僚地主们“非法”得来的家财难以保全，有的官僚地主甚至还要遭受牢狱之灾，这对于归顺大顺政权的官僚地主阶级来说是始料未及的。史载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后，自二十七日起，农民军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城中恐怖气氛逐渐凝重，人心惶惶，“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且李自成手下士卒抢掠，臣将骄奢，“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大顺军于占领区皆设官治事，首为追饷，例如在城固县，“贼索饷，加以炮烙”；在汾阳，“搜括富室，桁夹助饷”；在绛州，“士大夫惨加三木，多遭酷拷死”；在宣化，“权将军檄征绅弁大姓，贯以五木，备极惨毒，酷索金钱”。明朝遗老们在受到李自成的“迫害”之后，不由恍然大悟：“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贼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以吴三桂之父吴襄为代表的明朝“精英集团”集体投向了关外的皇太极清朝政权——虽然是异族，但比起家破身亡来说，这种选择无疑是最“明智”的——因为整个大明，本没有把这些“精英”当回事，而且经过数百年前的蒙古屠杀，中国有骨气的士人们早已丧失殆尽，在朝为官者皆为“势利小人”，因此对他们来说，投降不过是家常便饭。而且，他们深受政治斗争的熏陶，如果真让他们在皇太极的新体制下发挥作用，他们的潜能无疑是巨大的。很快，李自成这群泥腿子就被一群大明“精英带路党”领着“满蒙八骑”和“汉八旗”大军打得落花流水。李自成横扫天下所建立的“大顺政权”遂成为中国历史的昙花一现。
关于李自成的失败反思，近代以来多有所学者关注。尤其是郭沫若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可谓影响深远。本着独辟蹊径的原因，《要略》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反思这场于我们更加切近的历史话题：其一，得农民之助者得天下。自古以来，中国都是靠农业立国，是以其最大的阶级永远都是农民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讲，谁得到农民的最大限度的支持，谁就能最终得到天下；其二，谋农民之利者得农民之助。因为农民的生活环境和认识局限性，他们对“利”的看重较之于其他阶段更为迫切，比如一个知识分子可以为理想而战，但一个饥饿的农民只能为一个馒头而战，这是本质；其三，与农民以理想者治天下。当满足了农民的“利”，为政者就是给农民以更大的理想，让他向往新的生活和空间。那么，谁来给农民以理想？当然是具有“理性”的知识分子或者“精英”。因为系统地治理国家，不是“泥腿子”的蛮干所能替代。正如我党领导人民大众打了天下，便努力争取最广大的知识分子和中小地主和中产阶级的拥护一样。李自成所以不如共产党者，即其成为中国最大地主之时，其思维仍然是农民思维，此其败亡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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