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际，北族铁骑历史上第一次饮马南海之滨，地处偏僻的闽粤两地亦难免兵燹之灾。元军三入广州，广州港因备受蹂躏而元气大损。元朝统治者对广州军民的韧性抗争感到恼怒，至元十五年（1278年）初下令“夷广州城”，更使长期繁荣富庶的广州遭受灾难性打击。相比之下，泉州所受战争创伤要轻微许多，由于当时已升任南宋福建、广东招抚使，兼统两省海舶的地方实力派蕃客蒲寿庚叛宋降元，泉州城市被保住了，港口贸易亦未曾中断。至于蒙古统治者，更是对海外贸易采取了积极提倡的态度。泉州归属元朝后，即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特别重视和大力扶持，至元十四年（1277年），当东南一带还是烽烟滚滚的时候，元世祖便下令首先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招徕海外贸易。元政府为了确保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优先地位，甚至还在至元18年特地规定：“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不再抽分。”此后，大德元年（1297年）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时甚至徙治泉州，作为行省的政治中心，这在泉州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与此同时，蒲寿庚又一次升官，被元朝皇帝任命为福建行省左丞，掌泉州市舶司，负责招海外诸国贸易。这就使得入元之后，泉州港作为国内最大海外港的地位更加巩固，并迈入其黄金时代。
众多的阿拉伯式、波斯式、印度式、意大利式和中国式的宗教建筑，把这个国际都市点缀得奇瑰无比，光怪陆离。这里的居民成份从来没有这时复杂。除了汉人和蒙古人外，来自阿拉伯、波斯、亚美尼亚、印度、占城、爪哇、吕宋，以及遥远的非洲和欧洲各地的人们，简直象潮水般涌入这个城市，这些外国人，无论人数或国籍，都要比南宋时多得多。在这些肤色不同、服饰各异的人们中，又以头裹白巾，来自波斯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居多，故当时的诗人描写道：“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倍多海宝。”这构成了元代泉州都市的最大特色。
作为东方第一大港，处于鼎盛时期的泉州港，以其空前的繁荣和多色调的都市风貌，为世人所注目。欧洲人所称中世纪的四大游历家，即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和伊本·白图泰竟都也来过泉州，并为它的极盛历史作证。第一个为我们揭示这一幕历史场景的，乃是中世纪最著名的游历家、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刺桐”港的繁荣富庶尤其是这里的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赞不绝口。他在著名的游记里写道“……到第五天傍晚，抵达宏伟秀丽的刺桐城。在它的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船舶装载商品后，运到蛮子省各地销售。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细，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吧。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每一个商人，必须付自己投资总额百分之十的税收，所以，大汗从这个地方获得了巨额的收入。”
元代泉州港的富庶繁荣影响所及，甚至远在波斯的伊利汗国著名史学家拉施特也在巨著《史集》中提到，“刺桐为商港，海舶辏集”。可以相信，在13, 14世纪，它的名字是那样为世人所熟知，就象现代的人们熟知纽约、东京一样。甚至到了15世纪70年代，当著名的航海家哥伦布着手进行东航时，也知道在令人神往的中国，有这么一个举世无匹的巨港。当时，意大利学者保罗·托斯加内里为他介绍东方情形的信中就这样写道：“盖诸地商贾，贩运货物之巨，虽合全世界之数，不及刺桐一巨港也”。足见黄金时代的泉州港，给遥远的欧洲人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泉州这座 “夷夏杂处，权豪比居”的东南巨镇，在当时甚至被著名文人吴澄更盛赞道：“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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