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1990年10月1日实施的时候，各方媒体对这部法律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是开了历史上“民告官”的先例。
殊不知，在这部法律实行的100年前，清政府已经和自己治下的子民对簿公堂了，当时的地点是上海租界内。
对于清政府放下脸面和自己的子民对簿公堂，是清政府被逼无奈，还是立志变革政府的顺应时代潮流的开放姿态呢？
鸦片战争以后，让中国沿海的数个城市成了通商口岸，在上海城内也随之出现了国中之国之称的“租界”。
报纸就是在这个时候，在租界里，有外国人带来的。
就在当时，一个叫胡璋的人开办了一份名叫《苏报》的报纸，这份报纸起初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这份报纸几经易手以后，到了一个叫陈范的人手上，由于他改版后，更加贴近了当时的政治生活，所以很快地就成为比较有影响力的报纸。
由于清廷对一些新鲜事务采取了鼓励的态度，所以报纸就首当其冲的成为了最大的收益者。这样变法维新派和早期的革命者积极的在报纸上发表言论，成为了当时的潮流。
就像当时的蔡元培、章炳麟这样一些当时顶尖级的教员，也来为《苏报》撰稿，这样苏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很快就成了当时学潮、爱国学社以及教育的一种机关报纸。
清政府起初的时候，对这些言论基本上是比较宽容的。但是随着一些革命思想的言论在报纸上发表，而且《苏报》上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竟然慢慢演变发展成了公开主张革命。
特别是在1903年的五月初五，《苏报》介绍了两个人和他们的著作：一个是章炳麟的《驳康有为政见书》；
另一个是从日本归来的革命者邹容，以及他的著作《革命军》。
这两本书一经发表，便迅速风靡，而且是公开呼吁革命，终于引起了清廷的惊恐不安。
按照当时清廷的法律，公开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论，应当凌迟处死。
但是清廷也很为难，因为这份报纸是在英租界的地盘上办的，清廷是不敢派人去英租界地盘上抓人的。
如果任其这些颠覆政府的言论，清廷的威严又何在！
心有不甘的清廷经过和列强几轮协商，终于同意清廷抓捕邹容和章炳麟。
章炳麟抱定了“志在流血”的决心，所以，安坐待拘；而邹容原本已从后面逃走了，当他听说章炳麟被捕，就毅然到衙门自首了。
虽然列强同意了清廷抓人，但是必要的条件就是，必须在租界内审理，判罪后还要在租界内的监狱里来执行。
更重要的是，审判的方式必须采用西方国家通行的普通法庭形式，也就是当庭控辩形式进行，并且同意由清廷来主持这次审理。
于是，一幕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出现了，一边是堂堂的大清王朝，一边是自己的臣民，在外国的法庭上，大清王朝控告自己的臣民，这算得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民平等对簿公堂。
《苏报》案发生以后，章炳麟付出了三年的牢狱之灾，而年仅20岁的民主革命先驱邹容，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史无前例的案件，让当时的反清的革命者清楚的认识到，他们在租界内从事舆论宣传，可以回避清廷的制裁。从此以后，租界内就成了反清革命人士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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