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电视新闻的画面切换到英国议会下院辩论或首相发言的场景，我们看到的场景似乎是千篇一律的：座位“U”字形排列，首相或发言人站着发言，执政和在野党议员相向而坐，从来没有满座，时常有人走动，有时传来嘘声，很少秩序井然，难闻全场鼓掌。狄更斯讽刺英国议会是一架“声音嘈杂而相当肮脏的机器”。
就这样一个不断地变化着成员、增加着规定、终日争吵不休的机构，在19世纪更加牢固地控制着国家的权力和走向，国王终成“偶像”，警察应运而生。国王的婚姻和家臣都开始受到议会或政府的干预，而警察则完全属于首相下属的统领，民间乡绅出任治安官的体制告别了历史。
英国政治的中心，就是在从西敏寺到苏格兰场之间不到200码的区间，也即大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市。
[让权力在笼子里运行]
1688年“光荣革命”后，国家权力集中到了议会，议会改革运动是英国19世纪政治变革的分水岭。议会改革是英国19世纪政治领域变革的主线，目标是从寡头政治向大众民主制度转变。1832年议会改革前后，英国的议会政治分别被称为“旧制度”和“新制度”。
英国的议会政治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开放和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最大特点就是把君主一个人的统治转变成贵族集体掌握国家政权，也就是把“专制的权力关进了制度（议会）的笼子”，从而克服专制王权。由于当时的财产形式是土地，土地贵族是英国最强大的社会力量，所以，贵族集体掌握政权就是土地贵族集体掌握政权。
“旧制度”之“旧”，在于三处：一是选区的划分和议席分配不合理，出现许多“衰败选区”；二是选民资格不合理；三是选举方法腐败。如何的不合理呢？接下来描述一下。
一是选区划分和议席分配不合理。英国选区分郡选区和城镇选区（选邑）两种。1800年爱尔兰并入后，英国下院有658名议员，1830年分配比例如下：英格兰489名，苏格兰45名，威尔士24名，爱尔兰100名。议席分配的依据是13世纪以来君主给某些特定城镇颁发的特许状。由于历史变迁，过去繁荣的城镇，许多如今已经衰败。例如17世纪时的老萨勒姆，如今已经没有人居住，只有田地存在，谁购买或继承了此处的产权，谁就拥有了选举权即对应的议席。1831年选举中，这里有11张选票，可以选出2名议员。另外，工业革命前后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些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等，历史上都不是选邑，也不能独立选举议员，而需要参加郡的选举，也即属于农村选区的一部分，而这些城市在1831年的人口数分别是18，2万、14，4万和12，3万。19世纪初，英国49个大城市中有21个不是选邑。另外，由于历史原因，英格兰的议席相对于其他三个区域，也明显过多。
二是选民资格规定的不合理。这个依据源自1430年：凡年收入40先令以上的“自由持有农”拥有选举权。18世纪以来，这个钱数已微不足道，但“自由持有农”随着圈地运动而大幅减少。19世纪初，符合这一标准的只有18万人。在1831年，有选民资格的人只占农村人口的4%。而城镇选民的资格又千奇百怪。每个选邑有不同的标准，有六类之多。如此，往往一个选邑有几种不同资格的选民，而一个人可能在几个选区都有投票资格。再说，选举方式是公开记票而非无记名投票。于是，在1832年议会改革之前，男性中只有11%—16%成年人拥有选举权。当然，女性全体没有选举权。
三是选举方法腐败。大选中，许多选区是不需要竞选的，因为贵族就可以直接提名，而有的选邑，矛盾也只在贵族家族之中平衡和妥协，走走形式罢了。1832年前，只有三分之一的选区有竞选。于是，没有竞争的选举在衰败选区频繁发生，一些重要人物可以直接控制。需要竞争时，贿赂就是关键，按照惯例，选民的旅行、住宿和就餐费用都是候选人提供的。一张选票的价格往往明确，一手交钱，一手交选票。投票又是公开的，所以一般没悬念。而且，暴力、胁迫、绑架，甚至假冒投票人的事件，也一再发生。
工业革命改变社会格局，新的有产阶级出现，财富上升超过土地贵族，必然要求政治权力或代理人。城市人口集中，生存状态恶化，他们同样需要有政治代理人，工人也开始要求普选权。于是议会改革的呼声在英国不同层面展开了。
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经过一波三折，最终在议会获得通过。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扩大选举权，增加选民人数，二是重新划分选区和议席。下院权力和声望也随之增加。改革消灭了衰败选邑，贵族在下院影响减小，无记名投票开始适用于选举之中。以和平、渐进和方式完成了改革，此后的改革不断进行，直到20世纪完全确立现代民主制度。
在议会改革这条主线之外，由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化，社会分化，利益冲突，新的诉求不断涌现，社会呈现出动荡，出现了许多以政治诉求或经济利益为目标的运动。例如，以捣毁机器为目标的卢德运动、以争取普选权为目标的宪章运动、反《谷物法》运动、费边社的和平改造运动，还有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当然，这些运动有时也会突破和平界限，导致暴力冲突。
[国王徒有“虚”名]
国王权力衰微是19世纪英国政治又一特征。光荣革命后，国王仍然有相当大的行政权，操控议员、任命税官等其他官员，贵族从理论上整体都是国王授予的，而他们集中在上院，控制着立法。1782年，在辉格党的主导下，下院通过了三项限制王权的法案：《伯克法》废除了政府和王室对闲职的任命，更严密监督王室的经费使用；《克鲁法》禁止由王室提名的财政官员担任议员；《克拉克法》禁止政府承包商担任议员。
“王后事件”的发生，说明国王已不能左右自己的婚姻，私生活也受到政府的干预。乔治四世继位之前，是威尔士亲王，1785年与天主教徒身份夫人的婚姻，不被政府承认，无奈之中接受家庭安排，另娶表妹卡洛琳，但一夜之后即告感情不和，长久分居，未来的“王后”最终长期生活在意大利。1820年，乔治四世继位，卡洛琳要求回国就任王后，乔治四世拒绝。但伦敦街头，标语满街：“王后永远是王后”、“把国王扔下河去”。卡洛琳本人，则被民众簇拥着在繁华大街上招摇过市，使得新任国王乔治四世十分的难堪。他要求议会按法律程序剥夺这位王后的身份未果，于是谋求以解散内阁相威胁，也不能奏效。不幸中的万幸是，他加冕不久，王后去世，风波才告一段落。
1830年，海军出身的威廉四世继位，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国王无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组建政府，虽然他利用手中权力成了历史上最后一个解散政府的国王。此后，国王不再解散拥有下院多数席位的内阁，以免再次出现难堪。
1837年，威廉四世去世，他的侄女、也就是乔治三世的孙女维多利亚18岁即位。直到1901年，她成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达63年多的、第二长时间的国王。第一名是伊丽莎白一世。青春年少时代，维多利亚不谙朝政，多被大臣摆布。甚至发生了首相要求女王解聘自己身边具有辉格党倾向的侍女事件，这就是所谓“寝宫危机”。
1840年，维多利亚与表兄阿尔伯特亲王结婚。婚后，亲王实际成了女王的私人秘书，直到1861年亲王去世。她在位时期，英国国富民强，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历史的评价是，女王的身载盛誉，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正是因为她没有做什么，成了名符其实的“虚君”。
英国的政党政治终于走向成熟。由于下院地位逐渐上升，而且内阁出自议会下院多数党，久而久之，英国政坛出现议会下院与内阁同进退，内阁成员与首相同进退的规则。
[“苏格兰场”]
由于政党政治的轮替，内阁共同进退，政党一旦上台，就在各部门竭力安排本党同志，形成裙带。“无论哪派贵族掌权，都要将大小官职分发给在争权斗争中立下功劳的人，然后再分给盟友或儿子的朋友等等。为了谋得官职，人们就必须攀枝依附、请人说项、拉各种关系、走各种门路，无所不用其极。”政党一旦下台，即刻重新洗牌。
随着工业社会出现，内外事务繁多，政府机构日益庞大，行政经费上升。追求用人和经费的透明的预算制度也逐渐成熟。政府也开始关注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新的事务，例如公共卫生、环境问题、新济贫法、地方行政改革，司法改革也推进之中。
英国的警务改革，也是顺应而生的新生事物。1829年以前伦敦的警务工作分五部分：一是在弓街的地方行政长官，他拥有侦查队和巡逻队；二是1792年建立的7个地方法院内负责侦查事务的警务；三是泰晤士河码头警卫；四是伦敦城巡捕；五是伦敦地区的教区警务官和巡夜人。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的变革等原因，19世纪以后伦敦的发案率高，警察力量弱，素质低，权力又有限，也没有合作。发生突发事件，依靠军队出场。
罗伯特·皮尔内政大臣提出方案，1829年《大伦敦警察法》生效。伦敦地区组建统一的警察队伍，统一着装，配备蓝色燕尾服上衣，皮革硬领巾，加厚陀螺帽（1864年换为头盔），外加一手摇警报器（1846年换为口哨），上衣领口印一字母，代表警察所属警察署，字母后面是他自己的编号。警察总部设在白厅街4号，因相邻一个名叫“苏格兰场”的院子，人们于是用“苏格兰场”来称呼伦敦警察。
大伦敦辖区分若干区，每区设一警察署，各配警监1名，警督4名，每个警督手下警佐4名，每个警佐指挥警务官9名。所有警察均归警察厅长统领。
1856年，《郡市警察法》颁布，警察制度推行全国。各郡、市都要建立警察队伍，财政部给予经费补贴，内政大臣通过国王任命的警务监察，对郡、市警察工作进行监督。这一法规是英国现代警察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里程碑。
同一时期，宗教法、健康法、劳工法、教育法、经济法相对制定出台。到了20世纪初，农业时代家长式的统治方式已经基本结束，一种现代形式的治理模式基本定型了。
当然，一部英国议会制度史，是一部漫长的变革史，其总体是在渐进、和平（非暴力）的基调下演进。
[注] 自《英国史》（卷五/光辉岁月/19世纪英国；第二篇政治1—4章议会度改革/社会民众运动/政治体制沿革/行政制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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