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莱（1792—1822年），被称为历史上最出色的英语诗人之一，8岁开始诗歌创作，12岁进入伊顿公学，1810年进入牛津大学，1811年因刊行《论无神论的必然性》一文被学校开除。因海难英年早逝。1819年创作《西风颂》，表现出浪漫主义的情怀，“让预言的喇叭通过我的嘴唇，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西风呵，如果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19世纪的英国，那么这个词可能就是“变化”。一切都在变化，利益集团和上升中的阶层，以及渴望大国崛起的历史阅读者，当然都歌颂和热切地期待这种变化，而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渴望分享变革带来的成果的人们，也是少有悲观，也是受到理性思想、激进思想和周遭变化带来的强烈渴望，陷入浪漫主义的情绪之中。
[新阶级的诞生]
工业革命，导致英国先后出现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社会的转型同时意味着财富标志的转型。农业社会的财富标志是土地，工业社会财富的标志是资本。19世纪是同时也是财富标志转型的世纪，这在阶级的变动中清晰地体现出来。工业革命前夕，“土地是最大的单一经济驱动力，财富的最大源泉是租金，土地也是最大的雇佣者。”
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1860年，只占世界人口2%和欧洲人口10%的英国，生产了世界工业产品的40—50%，欧洲产品的55—60%。
曼彻斯特成为英国的棉业之都，迅速崛起，并且带动了附近因奴隶贸易宣布非法衰落下去的利物浦重新崛起。
工业化改变了英国工农业的比重。1788年农业占英国总量的40%以上，1850年下降到21%。
工业化改变了人口结构。19世纪初，近40%的英国家庭务农，约40%的家庭从事工商业。184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成年男性事只有26%务农，在苏格兰则是28%。19世纪末，农业人口只占到劳动力总数的10%。
工业化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结构，把传统的等级社会改造成了现代的阶级社会。在传统的等级社会中，乡绅是天然的“家长”，庇护和照顾着下层民众，而民众则要服从上层统治，二者有着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也有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家长制社会中，尊卑有别，各安其分，秩序井然，社会矛盾被掩盖。蒸汽机把劳动力集中到了城市，工人成了自由劳动力，除了“做一天工，拿一天钱”之外，与工厂主人没有任何关系。
工业革命改变以社会的垂直结构。过去是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如今出现了中间阶级，规模大，财富多。1900年，英国只有524个贵族，其他有等级名号的人不超过200个。而且一些贵族也投资天矿藏、码头和运河，身份和利益关切也悄然改变。
当然，贵族虽然在19世纪是强弩之末，但依然把持着政府和军队。1843—1900年的10名首相中，7人是上院贵族，1人是贵族之子，1人是从男爵，只有格拉斯顿终生与爵位无缘。内阁也是如此，19世纪的英国内阁人数一般在10—20人之间，荣誉职位如大法官、枢密大臣、侍卫大臣和掌玺大臣，必须贵族领衔。殖民大臣、印度事务大臣、苏格兰大臣，习惯上也是贵族担任。1806—1900年的21位外交大臣中，只有乔治·坎宁是平民。1780—1820年所有的65名阁员中，贵族学43人，贵族之子14人，贵族之孙1人，余下的8人中6人出身乡绅家庭，而且3人退休后进入上院。
贵族还牢牢地控制着下院。1802年大选中有225名候选人靠贵族赞助进入下院，5年后这一数字上升到235名。直到1960年代，大约2/3的乡村议员有土地贵族的背景，1/3以上是世袭贵族，两党的阁员中有一半是贵族。只有到了1872年实行无记名投票后，上院对下院的操纵才慢慢削弱。
尽管如此，19世纪晚期，贵族处在了衰落的边缘。虽然，他们保留着声誉、地位和奢侈的生活方式，甚至语音和语调也与一般人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的魅力在下降。以前贵族过着两栖式的生活，在首都出席议会上院会议或从事社交活动，回到乡间则狩猎、掌管地产、兼任治安官、成为一方领袖。现在，资产阶级的娱乐方式如海滨度假等超过了贵族的悠闲，在引领文化时尚方面日益占上风。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取代了贵族式的乐善好施，资产阶级的进取勤奋取代了贵族式的悠闲散漫。资产阶级用财富创造财富，而贵族则将财富用于消费和聚敛地产。资产阶级强调自我奋斗，贵族强调血统和尊古。资产阶级强调工作，贵族则是有闲阶级。资产阶级崇尚节俭，贵族讲究大方豪爽。资产阶级注重物质利益，贵族相信荣誉，愿意为之献身。资产阶级指责贵族是寄生集团，贵族则以热情好客、家长式的慈善和公共责任感关心民众，鄙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不可否认，19世纪末的贵族作为一个整体真的是失势了。
工业资本逐渐主导下的企业家，主要有以下来源：一是独立的手工作坊主和工场主；二是发明家、创造家；三是一部分商人顺时创办工厂而变成工业家；四是有些贵族从事炼铁、制陶、采煤等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成为企业家。他们在政治上十分活跃也有势力，极力要求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
19世纪晚期，中等阶级占据了议会下院的约绝大多数席位，起着支配作用，掌握着经济和政治实权 。他们的生活方式弥漫于整个的社会。以前繁文缛节的华丽服饰让位于简单精干的西装革履，女性麻烦的裙服逐渐变成舒适飘逸的连衣裙‘贵族俱乐部让位于中等阶级的酒吧和咖啡馆，贵族社会的“社交季节”让位于大众休闲。绅士的西式燕尾服、高筒帽、文明棍成为19世纪男性行装的主流，女性则以裙装、小花伞、镂空手套引领服饰潮流。
中等阶级文化取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它宣传自助、自律和个人成功，这方面的故事总是让人心神恍惚。美术馆、博物馆、音乐厅、图书馆纷纷建立起来。
这一时期的英国贵族家庭人口总数仅4、5万人，而中等阶级则有400万之众，占据全国人口的1/6。1850年伦敦博览会召开，中等阶级的乐观主义充斥于整个的社会。
工人阶级相对于资产阶级，形成的晚，工作生活的状况糟糕：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生存条件恶劣，工作事故频发，居住环境肮脏，童工和女工问题尤其突出。经过工人阶级的斗争和有识之士的关注努力，1833年《工厂法》颁布，主要适用于纺织业，对上述问题作了许多法律上的回应。到19世纪晚期，这些法律不断修订和改进，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得到一定改善，促进了社会和谐，从而也根本上巩固了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大城镇，小乡村]
工业化推进了城市化，1911年，英国城镇人口高达79%，这尤其表现在伦敦之“大”。笛福把18世纪的伦敦说成了“巨型怪物”。19世纪的伦敦人口中央电视台以每10年20%的增长速度上升，到1901年伦敦人口等于排列在它后面的18个大城市人口的总和，几乎是欧洲大陆同4个最大城市（巴黎、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人口的总和。换句话说，在这个时期，每5个英国人就有1人生活在伦敦。威廉·科贝特把伦敦说成是一个肿瘤。
城市化催生城市群和城市带，也改变了英国经济地位的版图，制造了一系列的专业化城市，例如制造业城市、交通枢纽型城市、旅游休闲型城市和综合性大城市。伦敦是最后一种类型的典型，它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陆海交通枢纽，有人说：整个英格兰只是大伦敦的交警而已。伦敦市内有豪华的宫殿、壮观的政府大楼、巍峨的大教堂，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博物馆、俱乐部和艺术馆分布于城市之中。
当时的城市没规划，属于自由的野蛮生长，住房拥挤，环境肮脏，没有照明和排水系统，贫民窟散布其间，从陆地到河流的污染都非常严重，犯罪居高不下，儿童犯罪更是严重。于是，19世纪也是城市规划、改造、绿化、卫生治理的时代。这其中，也包括前面提到的警察制度的建立。
时代变迁带来生活变化。我们开始注意家居的舒适度，家庭装饰出现，铺设地板，张贴墙纸，肥皂和洗涤碱大量使用，机械洗衣房和煤气灶、照片灯迅速发展。工人的餐桌上也出现丰富的菜肴，美国谷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冻肉、水果输入英国。英国成长为一个消费的国家，成为一个“轻佻琐碎的、放纵浪费和肤浅的社会。”
人口出现了多元化的流动，城乡之间，乡村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英国与海外之间，人们的流动性加大，工作加快，移民是一个普遍的倾向，亲情和婚姻关系都出现新的趋势。单身和剩女现象开始出现，英国那时流行这样一则谚语，“当贫困来临时，爱情就飞出去。”
19世纪的英国婚姻，依然是普遍讲究门当户对，灰姑娘的故事不是常见的。中断婚姻的现象也是非常普遍，主要原因是死亡，因为当时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离婚的程序和成本非常的复杂且高，因此表面上看离婚率低，但人们的爱情和婚姻的状态就显得比较多元。这一时期，多子多孙是时尚，维多利亚带了个好的头，她短暂的婚姻存续期间，连生六位子女，被誉为“国民母亲好榜样”。家庭生活中依然是男权社会，大部分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形式，法律没有赋予已婚妇女的人格和身份，夫妇同一个法人，但这个法人是男性。
妇女解放运动也在进行中。南丁格尔是杰出的代表，她出身富裕的中等家庭，投身护士职业，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誉为“提灯女士”，后来军人捐款9000英镑，让她建立了第一所护士学校，她也就是现代护士的奠基人物。当然这一时期的妇女依然没有选举权，其地位提高的标志性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战争客观上提高的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
这个时段的历史阅读笔记中，省略了一些思想或思潮的探讨，如马尔萨斯人口论等，因其刻有太清晰的时代烙印。
[宗教信仰走向私人化]
19世纪的英国宗教方面也出现转型，信仰私人化。人们相信英国的繁荣和稳定，自由和帝国都植根于基督教的信仰之中，做礼拜是大多数英国人在星期天的选择。国教独尊，其正式的名称是“安立甘教”或“圣公会”，控制着洗礼、婚礼和葬礼人生大件大事。其中，洗礼由父母代办，葬礼由后人操办，婚礼则是自己安排。君主加冕由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议会的开幕、闭幕采取国教仪式，26个国教主教和大主教是上院的当然成员。英国王位必须由国教徒担任，王室主要成员是国教徒，国家的重要职务基本都是国教徒。19世纪政治生活中，非国教的内阁大臣几乎没有。牧师，尤其是国教牧师是英国最大的职业集团，人员远超于律师、医生和机械师。
宗教也向多元化发展，国教为主，天主教合法，新教少数教派也广泛存在，犹太教、伊斯兰教也允许存在。由于人们对国、《圣经》的权威性动摇，教会脱离群众，国教的地位也下降了。
[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
19世纪的英国教育，呈现着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两种趋势。牛津、剑桥等“重点”大学，伊顿、哈罗等“重点”公学，维持精英教育，培育绅士和官吏，学费昂贵，奖学金少，崇尚古典课程，讲究宗教意识，注重人文教育，看重体育活动。公学向英国输送了大量官员，1880年以来，60%以上的内阁大臣受到公学教育，其中伊顿就占有34，7%。90%的大贵族都上过公学，其中75%上过伊顿或哈罗；上层文官中71%上过公学，其中48%上过伊顿或哈罗。议员的相应数字则是69%和49%，企业家的数字是63%和42%，外交官中67%毕业于伊顿。
世俗大学开始创办。1828年伦敦大学创办，与宗教分离，有功利和实用倾向。1831年国王学院则遵守教派传统，承认国教地位。这两所大学只颁发毕业证，无学位授予权。1850年代，英国出现一批新式大学，突出体现了地方色彩、自然科学和新兴学科教学。女子学校、女子入大学也开始出现。1883年，英格兰教会在全国开办女子学校。1863年，剑桥大学同意让女生私下参加地方考试，两年后举行考试，当年126名女生参加考试。1869年，剑桥大学试行女子预考和普通学位考试，1880年允许女子参加荣誉学位考试，但不可获得正式学位。1877年，牛津大学也步其后尘，举办了独立的女子考试。直到20世纪，剑桥大学才给女性授予学位，当然在此之前，伦敦大学和其他的一些大学就已经给予女子授予学位了。1900—1901年，除牛津、剑桥之外，英国的全日制大学生达到14347人，其中2749名女生。
大众教育相对落后，19世纪识字率呈现下降，国家没有相应的教育政策，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毕业标准。私人、教会、慈善机构甚至企业都可以开办教育，而国家完全不管。“导生制”（教师教年龄较大学生，然后学生向低年龄学生教学）学校、“国民学校”对下层进行教学，也不是免费。1870年，《初等教育法》颁布，规定，一是全国划分学区，地方教育委员会统一管理，二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学校稀少的地方，创建学校委员会，三是每区由民间维系一所学校，对于付不起学费者可以免费。开始推行强制基础教育，凡6—13岁儿童必须入校学习，这是英国教育的转折性事件。1880年英国实施小学义务教育法，1899年英国成立教育部。
19世纪英国教育经历了从私人到公共，从地方到中央干预，从随意到计划的发展过程。民众整体文化素质提高，两性文化差异缩小。1897年，英国文盲率下降到3%。英国大众教育终于确立起来。
[注] 自《英国史》（卷五/光辉岁月/19世纪英国；第三篇社会1—5章阶级对抗/城市化与城市病。财富与贫困/人口婚姻与家庭/宗教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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