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隐龙
诸葛亮称曹魏为“贼”，而王朗尚能将刘备称为“将军”，蜀汉看似正邪分明，其实背后正凸显了其实力上的羸弱，故而不得不过分强调其天命正统。曹魏与蜀汉对彼此的称呼虽然不一，但双方均能在各自的天命理论中体系内自恰，那孙吴呢？
孙吴的开国君主在曹丕代汉后适时称藩，自然与天命无缘。当时孙权与蜀吴之间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夷陵之战，孙权求和不得，也不容其不向曹魏低头。刘备死后，蜀汉由诸葛亮执政，迅速与孙权交好并开始筹备北伐事宜，孙权遂下定决心自立为帝。
三足鼎立，两弱结盟抗强是求存之道，然而孙权称帝一事，却让蜀汉在政治上陷于两难的境地。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在于其君主的汉室血统，孙权称帝意味着叛汉，这时作为汉朝的继承国，如何能与这样一个僭国结盟？然而不结盟势必不能对抗强大的曹魏。面对孙权称帝之举，蜀汉群臣多有主张断绝盟约者，此时诸葛亮立排众议，将政治诉求强压了下去。他如此说道：
“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雠我必深，更当移兵东戍，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辑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守，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
这一番言语，完全以军事压倒政治，其表述需要极大的勇气。从国策层面来看，如此直白的论调，在三国时代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都是不多见的。这诚然是诸葛亮的无奈之举，而且此举也的确有着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刘备以汉室正统自居，待其死后的执政者却与叛汉的孙权保持了联盟关系，这已经危及到了蜀汉政权的合法性来源。此后，诸葛亮又遣使与孙吴约定合力北伐，中分天下，在法律层面承认了吴帝与汉帝的平等地位，此时的诸葛亮可以说已经放弃了——至少是从形式上放弃了蜀汉的天命。真正的天命是绝不可平分的，蜀汉立国，其正统性来源主要依靠其天命理论，而现在诸葛亮居然权宜而弃之，这对蜀汉人心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也正如诸葛亮的使者邓芝所言：“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既然是天命，终究不能中分，这一点孙权不仅心知肚明，甚至可以与蜀汉的使者直言，也算是一时豪杰了。
诸葛亮因为结盟而削弱的汉朝的天命，然而对于孙权来说，这一次结盟在政治上则有着无以伦比的利好。相比于曹丕和刘备，孙权太缺乏称帝的政治资本了，而现在蜀汉——名义上的汉朝继承国已经正式承认孙吴的天命了，这一政治事件成了孙吴天命理论最强大的基础。孙权既不想承认蜀汉的天命，又需要蜀汉的天命为其地位背书，得失进退之间的矛盾，非个中人难以体会。
蜀汉与孙吴既然已为盟国，则彼此独立且相互尊重对方的一半“天命”，官方称呼自然也依对方的国号而定。蜀汉称孙吴为“吴”，孙吴称蜀汉为“汉”，这是国与国之间的礼仪。然而，在私下里，孙吴的群臣则一向以“蜀”或“西蜀”相称，比如孙权所说的“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无所负之。何以致此？又司马懿前来入舒，旬日便退，蜀在万里，何知缓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汉川，此间始严，亦未举动，会闻魏还而止。蜀宁可复以此有疑邪”，或是钟离牧所言的“西蜀倾覆，边境见侵，何以御之”，可见蜀汉的国威，也仅止步于外交礼节了。
当然，两国为避免这一尴尬，不约而同地在通关文书中采取了另一个淡化政治取向的作法：蜀汉称孙权为“东尊”、“东家”、“东主”，称自身为“西朝”。诸葛亮在与其兄——同时也是孙吴臣——诸葛瑾的书信中，也用“东西”二字：“赞述东西，欢乐和合，有可贵者。”三国时代的三分天命，就在这样的小心翼翼中，一直延续到西晋灭吴。
在日后的岁月里，中国还有不少大分裂时代，然而三国时代的天命路线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不源于三国本身，而源于后世历史的阴差阳错。如果三国中有任意一国能统一天下，那在日后的史书中将会出现明确的正统与僭闰。然而，三国最终由代曹魏自立的西晋统一，而西晋速亡，渐变成了偏安于江南的东晋，这一幕又与蜀汉何其相似……三国时代的天命论，就在这一段岁月中成为后来人称帝时不可不辨明的历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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