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
三朝百战名将，人称“福将”——陕甘总督、一等昭勇侯杨遇春（1760-1837）
杨遇春字时斋。四川崇州人。赠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入祀贤良祠，谥号“忠武”，故后世称其为“杨忠武侯”。著有《武备制胜编》，今已佚。
早年生涯，勇敢当先
杨遇春出身于四川，早年开始读书，六岁时开始读书，十七岁时因家道中落转而习武。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考中武举人，任四川材官。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朝廷选用杨遇春担任督标。他后来跟随名将福康安镇压甘肃田五起义、台湾林爽文起义以及贵州、湖南苗民起义，深受福康安的赏识和提拔，接连升任青云把总、千总。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即尼泊尔）封建主侵犯清朝西藏地区，攻进日喀则，破坏札什伦布寺。次年，朝廷派福康安为统兵大臣，进行反击。杨遇春因随福康安出征有功，升任四川城守右营守备。乾隆六十年（1795年），古州苗民起义爆发，杨遇春随福康安率军镇压，期间亲率壮士冲击，夺据对山，纵横决荡，当者辄靡。福康安望之惊叹，立擢参将。克复乾州，擢广东罗定协副将。赏戴花翎，并赐号“劲勇巴图鲁”。
早年的杨遇春因家道中落被迫弃文从武，中武举人后不久就跟随福康安征战四方。平定廓尔喀后，杨遇春已经由普通的士兵升为正五品的守备。后跟随福康安平叛乱，勇悍绝伦，表现极其抢眼，福康安大力提拔。到福康安去世即嘉庆初年的时候，已经提拔为从二品的副将了。
转战四方，功勋显赫
从嘉庆二年（1797）起，杨遇春开始率军与白莲教作战，在多年的征战中，战功显赫，深受经略大臣额勒登保的倚重信赖。
从嘉庆二年（1797）到五年（1800年），杨遇春率军随额勒登保独立作战。川鄂白莲教的著名领袖覃加耀、罗其清、冷天禄、阮正隆、王廷诏等多人先后被杨遇春率军斩杀或者俘虏。即因功赐云骑尉世职。在不断的作战中，经略大臣额勒登保对杨遇春赞赏有加，称：诸将中惟遇春谋勇兼优，可当一面。请益所部兵，与经略、参赞分路剿贼。从此，杨遇春开始独自领兵作战。到嘉庆七年（1802）秋，歼苟文明，调固原提督。寻以大功戡定，诏遇春功尤著，歼首逆独多，晋二等轻车都尉。
嘉庆十一年（1806年）六月，陕西宁陕镇驻兵因减发银两而哗变，变兵攻城劫狱，杀死官员，发展到一万余人。当时，杨遇春行至西安，闻变，与陕西巡抚方维甸驰往。奏请由德楞泰赴陕治其事。杨遇春扼守方柴关，贼锐甚，兵交数失利。当时乱军首领蒲大芳望见到了杨遇春，下马遥跪，哭诉营官贪污军饷的行为，杨遇春晓以顺逆，知可以义动，与总兵杨芳商量，同主抚。当时领兵将帅尚存犹豫，杨遇春按兵缓攻，令杨芳单骑入营晓谕。数日后，蒲大芳竟缚倡逆之陈达顺、陈先伦诣遇春降。遂率大芳邀击余贼于江口，斩其渠朱先贵。德楞泰疏陈叛兵穷蹙乞命，请释归伍，诏斥纵叛废法。因为宁陕镇隶属固原提督，杨遇春时任固原提督，虽然不是他激起兵变，但终究有责任，杨遇春被降为宁陕镇总兵，大芳等二百余人皆戍新疆。此次兵变，主要责任人是总兵杨芳不知情行，停发了士兵的盐米银，发包穀充粮。不过事情平定的很快，杨遇春和杨芳了解情况较为及时，处理还是比较得当的，主要以安抚解决，没有一味用强。这也体现出杨遇春还是比较会做下属工作的，而不是如其他的武将一味地蛮干。嘉庆十三年（1808年），杨遇春入朝觐见，兼任乾清门侍卫，仍授固原提督。
嘉庆十八年（1813），冀鲁豫三地发生了天理教起义，由李文成以“奉天开道”为旗帜，于九月份发动起义。此次起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发生在清政府统治的核心地带北方的冀鲁豫三省，同时竟然在皇宫中也有响应，嘉庆就曾哀叹到：“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这是清朝统治中国170多年来，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对自己的统治权力产生巨大危机感的反映。不过杨遇春却因平定有功，获得封赏。杨遇春以参赞大臣的身份随直隶总督那彦成率军平定起义。在战中，起义军将精锐集中于道口镇，杨遇春率亲兵八十人，沿运河西进窥测侦察，遇贼数千，即率队突击，贼避开，然后杨遇春率军追击渡河，擒斩二百；收队少二人，复冲入贼阵，夺二尸还，贼为丧气，遂断浮桥，烧毁渡船，进攻，贼望见辄靡。寻克道口，复击走桃源、辉县援贼，合围滑城，用地隧轰破之，文成自焚死。十二月，滑县平。杨遇春因战功晋封二等男爵，赐黄马褂。次年，陕西南山矿工万五倡乱，杨遇春移师往讨，斩万五及其党，两个月即平定，晋一等男。不久，杨遇春进京陛见，嘉庆慰劳有加，命至膝前，执其手曰：“朕与卿同岁，年力尚强，将来如有军务，卿须为朕独当一面。”手赐珍物，见遇春长髯，称美者再。时遇春弟逢春为曹州镇总兵，命绕道视所练兵。
在嘉庆年代，白莲教与各地的起义不断，最后全部被平定，在这些作战中，杨遇春几乎每战都参加，有时候经常亲身涉险。嘉庆年间的各种起义，杨遇春率部所歼灭的为数不少，史载：遇春谋勇俱绝，剧寇半为所歼。虽然平定这些起义，对清军难度不大，却也丰富了杨遇春的实战经验，加速了杨遇春的提升，并得到了嘉庆的嘉奖与肯定。杨遇春也成了嘉庆年间少有的可以独当一面的将领。
平张格尔叛乱，出任陕甘总督
嘉庆二十五年（1820）八月，嘉庆帝去世，旻宁即位即日后的道光，加杨遇春太子少保衔，赐双眼花翎。道光六年（1826），新疆发生张格尔叛乱，南疆西四城沦陷，震动全国。道光令伊犁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先调兵六千增援，紧接着令固原提督杨遇春署理陕甘总督，率陕甘绿营兵五千五百人前往哈密督师，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后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道光命长龄为扬威将军，杨遇春与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大臣，会兵与阿克苏，然后前往南疆平乱。
道光七年开春后，新疆大雪封山结束，清军开始大举反攻。在长龄和杨遇春率领下，清军连败叛军于洋阿尔巴特、沙布都尔、阿瓦巴特，擒斩数万，追至浑河，距喀什噶尔十余里，贼悉众抗拒，列阵二十余里。正遇到大风阴霾的天气，前队迷道，未即至，长龄想暂时退兵十余里，待天晴而进，唯杨遇春力谏不可，称这是天助我军，天气阴霾不定，敌军也不知我军多少，我军宜立即进攻。况且大军远来利于速战不宜拖延（“天赞我也，贼不知我兵多少，又虞我即渡，时不可失！且客军利速战，难持久。”）。长龄同意了杨遇春的建议，于是派遣千余骑兵绕道趋浑河下游牵制贼势，杨遇春与长龄自率大军乘晦雾突然渡河上游，炮声与风沙声相互交杂在一起，乘势冲入叛军阵中，叛军大败。三月，遂复喀什噶尔，甫旬日，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相继收复。杨遇春因功加太子太保。西四城收复后，张格尔远逃，道光命长龄率杨芳等率一部分兵力继续追剿张格尔残部，命杨遇春统领其余大部兵马先行入关返回陕甘。次年正月，长龄、杨芳擒张格尔于铁盖山，正值杨遇春在京入觐，捷报传来，道光大喜，赐杨遇春紫缰，实授陕甘总督，图形紫光阁。御制赞曰：少年从征，进不知退。拍马横矛，善穿贼队。参赞戎机，克城贼溃。畀以封疆，无惭简在。
平定张格尔叛乱，是杨遇春一生中最后的一战了，也是杨遇春一生的闪光点。平张格尔之乱，杨遇春虽是副帅，辅佐长龄，但许多时候他依然身赴一线作战，尤其在关键的浑河之战中突袭制胜，如果没有杨遇春的谏言，长龄真的后撤，那么必将使得战局陷入一定的拖延状态中，久则生变。此战，杨遇春的谏言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勇于担当。
凭借着凭借张格尔叛乱的功勋，杨遇春被实授陕甘总督。陕甘总督这个职位至关重要，管辖陕甘两省绿营和南疆新疆的绿营换防兵，并兼甘肃巡抚，同时对新疆和青海的事务也有相当的发言权。陕甘总督的辖区实际上成为全国总督辖区中面积最大的。正因为陕甘总督的重要，历任陕甘总督几乎都是满蒙八旗人员出任，汉人只能偶尔署理，偶有汉军旗人。他也是自雍正年间岳钟麒以来，第二位实授陕甘总督的汉人（雍正年间的年羹尧和乾隆年间的李侍尧是汉军旗人）。
陕甘任内，身后哀荣
从平定张格尔叛乱的道光八年（1828）到道光十五年（1835），杨遇春一直任职陕甘总督，这是他最后的一段时光。中间因为道光十年（1830）玉素普之乱，原来平张格尔叛乱的人马大多曾再度前往或者赶赴新疆。长龄出任伊犁将军措置善后事宜，而陕甘总督杨遇春再次作为钦差大臣由总督署兰州前出肃州（酒泉）处理后方调度后勤等事务。
在陕甘总督任内，杨遇春主要做了几件事，如请免陕甘口外的梨贡，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裁减军队的冗余人员，训练军队，增强其战斗力；组织屯垦，发展生产；合并冗余的机构，提升办事的效率。而杨遇春作为行伍起家的军人，任内也十分重视辖区内的马政。依例，陕甘总督管辖陕甘和新疆境内的绿营马厂。绿营马厂有甘州提督管辖之大草滩马厂， 肃州镇总兵管辖之花海子湃带湖马厂，凉州镇总兵管辖之黄羊川马厂， 西宁镇总兵管辖之马厂，巴里坤镇总兵管辖之东厂、西厂、济木萨厂三马厂。这些马厂大多从乾隆时代创设，乾隆、嘉庆时期，甘肃和新疆马政空前繁荣起来，哈萨克良马源源不断地涌入，官厂也良马充厩。乾隆五十一年（1786），巴里坤诸厂有马1.5万余匹，因牧厂窄狭难以容纳，不得不裁汰马匹1570余匹。乾隆五十七年（1792），各厂马匹又增加到1.8万余匹，再次载汰厂马3000余匹。然而到了嘉庆十年(1805年)，厂马更剧增到了31359万匹，不得不考虑另设新厂。杨遇春总督陕甘时代，各马厂所容纳的马匹实际上已经非常多，但也蕴藏着巨大的隐患。一方面因为马厂场地有限，而马匹日渐增多，必将拥挤不堪，互相挤压，必将使得马匹质量下降，同时因为马匹数量增多，而草场场地有限，也会使得马匹的饲料来源不足，也会使得马匹质量下降。在无法新增和新建马厂扩大的同时，杨遇春希望以不断的挑变来维持马匹的质量。即规定各马厂的定额数量，裁汰相对较弱的马匹，保留优良马匹。而裁汰下来的相对较弱的马匹尽量以相对低廉的价格来出售给普通平民，以减轻民众的购买负担。这些举措，有的得以实施，但有的因为军机处兵部没有同意，无法实施。杨遇春任内根据实际情况会同新疆地方官员三次奏请变革马政，要求从所辖马厂的3.6万多匹马中挑变一万多匹，不断强大这是从挑变之数的确定完全是从草场资源的实际出发。但中央兵部的官员与地方官员看马政，立脚点是不同的，要求陕甘按照惯例，只能百匹内挑变六匹，后来答应让步可以百匹挑变十匹。究其不准的原因，还是在于管理制度与需求观念的影响，也就是说，部臣们承认马厂草场狭窄之现实，也承认是各马厂普遍存在的现象，但就是不肯因地制宜，因草场减少牧放量，始终怀疑挑变量过大，不能满足人们对马匹的需求，有碍于马政而罢。杨遇春从草场载畜量的实际出发而主张变革马政的愿望也随之破灭。这对于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以渔猎为生、有丰富饲马经验、深知草场多寡丰歉与牲畜数量有对应关系的满族而言，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讽刺。当然在即将步入世界格局突变的近代后，马匹在战争中的角色发生转变，马政废弛虽属必然，但亦有以 “口内成案”治理“口外马政”的内在原因。
总体上来说，杨遇春任职陕甘陕甘八年的时间内，还是有所成绩的。史载：务持大体，不轻更张，讨蒐军实，镇驭边疆，皆有法。
道光十五年（1835），杨遇春以年老辞官返乡。杨遇春辞归前，宣宗命其缓程来京觐见，进封一等昭勇侯，在籍支食全俸。并赠以御制紫光阁画像一轴。 道光十六年（1836）冬，四川总督鄂山（曾经杨遇春外出时候的署理陕甘总督）前往北京觐见宣宗。宣宗特书“福、寿”二字，并拿出内府十两人参，命鄂山带回四川赏赐杨遇春。道光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1837年4月3日），杨遇春病逝于成都南门外“望禾亭”别墅，终年七十八岁。宣宗闻讯，追赠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入祀贤良祠、乡贤祠，谥号“忠武”，故后世又称杨遇春为“杨忠武侯”。道光十九年（1839年）三月十六日，杨遇春葬于崇庆州西山上，后移葬崇庆州娘娘岗祖茔。
人物轶事：
杨遇春一生戎马，读书不多，一天，几位旗人翰林约杨遇春同游北京西山十方普善寺。此寺俗称卧佛寺，因殿内供有元至治元年（1321年）所铸铜佛一尊而名。卧佛铸造浑朴精致，右手支颐，左臂直伸，表现释迦牟尼于婆罗树下涅盘之前向弟子嘱咐后事的情景。卧佛模样似睡非睡，游人也称其为睡佛。翰林想捉弄杨遇春，提议以卧佛为题作诗遣兴，而且众口一词地说：“杨侯爷劳苦功高，理当率先。”杨遇春因辞不过，便道：“那我就来个抛砖引玉吧！”于是指着睡佛的鼻子说：“你倒睡得好！”翰林们忍俊不住，杨遇春并不理会，继续念道：“一睡万事了。我若陪你睡，江山谁人保？”翰林们看到这个意想不到的结尾愣住了，片刻才知道是杨借题发挥，甚觉尴尬。
几位旗人翰林在西山卧佛寺捉弄杨遇春不成，终不甘心。又再次邀杨遇春到后园观赏，硬要其再当即吟诗一首。杨遇春知这几个人的用心，沉吟须臾，朗声念道：“少事戎行未学诗，诸公逼我欲何之。朝廷俸禄公同享，边塞风霜我独知。”
诗为心声，但翰林们听了觉得其中带刺，只因事由己出，无可奈何。过了一会，只见一群乌鸦正欲归巢，于是指着参天大树上的乌鸦窝，要杨遇春再赋诗一首。“乌鸦闹巢，何诗之有？”杨遇春缓缓说道。翰林们以为其难以吟咏，一再催促。杨遇春无奈，随口吟出：“一窝两窝三四窝，五窝六窝七八窝。”翰林们听了，相继捧腹，说：“这也算诗么？”谁知杨遇春接下来续了两句：“食尽皇王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辛辣的讽刺使翰林们无地自容。
杨遇春临终时自知死期，适逢四川总督苏廷玉前往拜访。他出房相见，亲手把遗表交给苏廷玉，托苏廷玉代他上奏。当时杨遇春还安然无恙，故而苏廷玉一再推辞，最后不得已才把奏折带回家中。当天夜间，杨遇春就逝世了。葛虚存在《清代名人轶事》中感叹：“岂非生有自来者耶？”
自创战法以及家族和部曲：
杨遇春久历战阵，戎马一生，从七品的四川青云营把总一步步擢升至从一品的固原提督，并成为封疆大吏，总领军政事务，数十年军伍生涯，对于操演战阵至为著力，终“速战阵”得以创焉。“其阵式始操以一百三十人为一队。操演之法: 先令马上旗手二人承领马队各十人，枪六箭四，立定后，第一层步兵旗手一人领矛手十人，先出叱咤击刺，有进无退; 第二层旗手一名领砍刀手十人，从矛手后冲出旋舞旋进; 第三队旗手一人领弓箭手十名复从后冲出，各发四五矢以探贼之远近; 第四队旗手一人复领喷筒十杆，从后冲出，屈身点放，前手宜高，且进且摇，后手宜低，耙须拄地，恐其后坐伤人( 喷筒须旋装旋放，隔夜多至伤人) ，放毕; 第五队旗手三人，领鸟枪兵三十名，连环进步，安枪九出，此杀贼利器，当之未有不败北者; 第六队旗手二人，率抬炮十尊，每尊用三人打放，每炮九出，以杀败走渐远之贼。凡各队前进，两旁马队翼之以进。待抬炮毕，贼败走渐远，两马上旗手率马队向前尽力追杀，以尽为度。”纵观杨遇春“速战阵”法，共分六个梯队，另外以马队辅两边，操演时各队循次前进，队与队之间环环相扣。这样条分缕析、兵器鲜明的布阵，实寓含了先近后远、杀贼务尽的意思，“盖两军对垒，相去尚远，若遽用火器在前，即获胜仗，贼匪败走星散，所杀无几; 必先以短兵诱之，使至百步内外，鸟枪始能声其所长。”至最后再以马队冲杀，即便能有远望，料也所剩无几。“速战阵”之毒辣厉害、除恶务尽可见一斑。“操时以一百三十人为一队，人少则一望而知不能偷懒; 操熟后以两队合演，渐以三四队合演，必至十队共一千三百人始成一路劲旅。”因以所创“速战阵”法练兵，在固原提督任上二十多年内，终使固原提标“天下称劲旅焉”。因杨遇春练兵有法，道光八年（1828），曾得宣宗允准，乘赴任陕甘总督之便，前往河南，给时任河南巡抚的次子杨国桢“讲求营伍及操兵之法”。而杨国桢也因“习闻忠武公庭训，精于练兵”，“莅豫三载”，便使河南“营政改观”。另外，杨遇春还曾应湖北、山东等省大员请求，派干练将弁去省帮办营伍，经过操练，使各省军队的战斗力大为提高。
除了自创阵法外，杨遇春还著有《武备制胜编》的兵书，包罗万象，从如何观察气象，掌握潮汐的规律，从怎样利用地利，到如何选拔将领，组织军队，如何野战，如何守城，如何扎营，如何制造火器，全部都有详细的描述。而且据称书中还有一篇讲述外国人的火器，并对照比较。杨遇春能有这样的经历，恐怕是与其曾跟随福康安在廓尔喀作战，而廓尔喀军装备有不少西方的火器，杨遇春见过所致。但如今不少已经遗失，后人已经无法看全杨遇春这部书的内容了。
杨遇春的弟弟杨逢春久随军中，积功授重庆镇标游击。后从赛冲阿平陕西洋县匪，累擢山东曹州镇总兵，调兖州镇。而其儿子杨国桢，举人出身，赖父亲功劳先户部郎中，出任颍州知府，累擢河南布政使，后出任山西巡抚，河南巡抚，后亦官至闽浙总督。鲁通甫诗云：「苦忆西川杨少保，十年长剑倚崆峒。河山信誓君臣契，关洛旌麾父子崇。百战威名资坐镇，三朝恩礼冠诸公。当时眷遇全终始，不独云台第一功。」忠武性严重，国桢自刑部郎出守，省父固原，兄国佐以守备引见，同时予假往省。国桢至，忠武以其倜傥好饮，拒不许入，国佐入为跪请，乃召而庭责之曰：「吾起武举，拔擢至此，常恐老不知所报，始吾期汝云何而忘之耶！」命子杖，部曲为叩头乞免，不许，已皆叹服。后国桢迁滇臬，陛辞，宣宗谕曰：「好为之，若不称，当语而父。」知是时上亦知公家法也。
杨遇春父子同时能出任封疆大吏，这在清朝的将门家族里是少见的，与康熙朝的赵良栋、雍正朝的岳锺琪两家比盛焉。
杨遇春戎马一生，带兵严谨且有法，治军善于训练，疲卒归部下即胆壮，或精锐改隶他人，仍不用命。将战，步伐从容，虽猝遇伏，不至失措。俘虏必入贼三月以外始诛，老稚皆赦免。驭降众有恩，尤得其死力。操守廉洁，治家严整，子弟皆谨守其家风。此外，杨遇春尤知人，奖拔如不及。识杨芳於卒伍中，力荐之，卒为大将，勋名与之埒，天下称“二杨”，其余许多部曲多洊至专阃，著者曰吴廷刚、祝廷彪、游栋云。此外后来的许多道光中后期提镇大员都曾是杨遇春的部下，如胡超、王锡棚（鸦片战争时阵亡）、向荣（钦差大臣，江南大营统帅，镇压太平军）。
总评：
杨遇春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杨遇春一生转战四川、陕西、甘肃、湖北、直隶、山东、河南、贵州、福建、台湾、新疆、西藏、廓尔喀（尼泊尔）等地，从华北平原到两湖到闽台，从西北大漠到雪域高原，遍及大半个中国及国外。每遇军务，无不从伍驰驱。他一生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皆陷阵，冒矢石，或冠翎皆碎，或袍袴皆穿，未尝受毫发之伤，世称“福将”；其部每战必张黑旗，时称杨家军。杨遇春曾奉命从福康安、额勒登保、那彦成镇压各地起事，尤其是道光六年（1826年）率军平定张格尔之乱，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作出过巨大贡献。
杨遇春读书不多，是行伍起家，也是清朝少有的能以军人的最高阶提督身份而出任总督封疆大吏的极少数汉人之一。清朝汉臣中由提督而出任总督的就五个人，赵良栋及其长子赵弘灿，梁鼐，岳钟麒，杨遇春。其中赵良栋父子和梁鼐都是康熙时代的人，岳钟麒是雍正时代，杨遇春是清朝进入稳定鼎盛时代后仅有的能从提督而升迁到总督的人。
有清一代文臣的最高谥号是文正，武将的最高谥号是忠武。杨遇春是武将出身，能够以职业军人最高衔提督出任总督已经是极为难得的了，最后去世还得到了武将的最高谥号：忠武。这在清朝也是极为少见的了。
附图：
杨遇春早年参与的廓尔喀征战
杨遇春早年参与的平林爽文起义
杨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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