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信仰藏传佛教，但他又把人按社会地位分为十级。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
这种分法显然不是忽必烈干的，他一天忙的要死，社会还很动荡，哪有闲功夫搞这个。
但可以肯定这种分法侧面反应了当时社会对各类阶级的态度，这种态度又促使新阶级矛盾的激化。
这里官与吏是两种职务，简单说吧，官是考试选拔出来的，吏是招聘过来的。官有权而吏无权，虽同样吃官家饭，但地位大相径庭。
僧道不用说了，忽必烈自己就是佛教徒，而且对道教也相当尊重。
说起信佛这件事儿，忽必烈对佛教确实情有独钟，但对其他宗教也是以礼相待，出钱修缮道观庙宇等。
忽必烈认为信仰自由，这让他获得了不少宗教界的支持。除了佛教、道教，还有诸如伊斯兰、回教、甚至是基督教。
元朝对工农医这方面都很器重，可能是这些需要仔细专研的技巧非常高深，他们实在不会弄这些玩意，而这些又是刚需中的刚需，草原民族劫掠人口时，这些匠人一直是重要的目标。
把这些人放在官吏与神明之后也通道理。
说到娼妓，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职业来讲，夜幕下小巷中挂上红灯，那境地可是“世人多向往”。那里不仅有漂亮的女子，还有唯美的爱情。
但把娼妓放在读书人之前那就骂人了。
有意思的是元朝对书生很不客气，蒙古人认为这帮人除了读书做官以外，似乎没任何用处。统治者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帮人。
前文说忽必烈是很重视人才，怎么就看不上读书人了呢？
忽必烈很重视人才，但仅限于高级别人才，那些有名的大才都是他亲自招募甄选的。但这几个人也不够啊，帝国版图如此之大，需要大批的管理人才，急需一套科学的人才招募制度。
一直沿用的科举制度不是很好嘛？是很好，但老忽是这样想的……
“我蒙古子弟大字不识一口袋，老这样下去也不行啊，与汉人在一起考试，还有出头之日么？”
于是忽必烈停止了延续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转而采用世袭、恩荫与推举并行的方式。
采用这种方式无非是压制汉族子弟、提振包括蒙古在内其他游牧民族的整体实力，培养自己的政治精英，以便更好的统治汉人。
这样以来那些一直靠读书做官的书生学子们一下子就断了前途。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只能是百无一用。
《杂感》清-黄仲则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
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
书读了没用，啥也不能干，啥也干不了，所以牢骚话就多了起来。
那么这种选材的方式怎么样呢？当然没啥效果……
一是能够进入国子学（教育机构）的适龄蒙古族人数有限，并不是蒙古所有阶层的人都有机会的。
二是学习的内容以儒家经典文史及教材为主，等同于毫无中文知识的外国孩子直接学文言文，并且能摇头尾巴晃的背读如流，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三是除了学习还要骑马射箭，骨子里的天性很难让这帮马奶喂大的孩子安稳下来。
四是蒙古人觉得现在这么优越富足的生活条件，天堂中的天堂，还要走仕途求功名太没吸引力。你忽必烈也不能拿刀子逼着我学不成？说白了就是富二代吃喝不愁呀！
帝国急需人才……
从1289年到1313年，此制度在运行了26年后不得不宣布终结，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
因为是在延祐年间举行的，史称“延祐复科”。
元朝前后共举行过16次，选举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进士约 1100余人。
为了保障蒙古人与色目人，汉族的考试偏难，并且只能获得一半的名额，这也让蒙古与色目子弟失去了学习汉族文化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保护某些地区，这和现在很相似哦！）
虽然这次科举考试毫无公平性，但在形式上已经恢复，对汉人子弟打开了一扇小窗，汉族士大夫莫不对元廷忠心耿耿。
在元朝灭亡之际，舍身殉国的就有很多是科举出身者，可见科举复办对怀柔汉族士大夫有一定效果。
牢骚话是书生自己编的，但诱因却在忽必烈身上。
至于乞丐，哪朝哪代都不待见，垫底儿也正常，直到现代社会才将乞丐的形象翻了个个儿，按时上下班，下班之后工作服一换，开车回家者大有人在。
（未完待续 感谢关注小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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