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摘抄：在大唐的怀抱中<剪不断理还乱的唐蕃关系>6

        汉、唐两朝的统治政策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汉军开疆拓土稳扎稳打，非常符合农耕民族的共同特点，看似拓殖速率没有唐朝那么快，但是一旦拥有了一块疆域，其统治的稳定性、安全性、承继性就很高；而唐廷获取疆土似乎更容易些，但失去时也异常迅忽，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汉军是由清一色汉人组成，而唐军则是标准的“多民族联军”，其军队主力很难讲是以汉人为主，基本上是由汉、突厥、吐谷浑、突骑施、契丹、羌甚至吐蕃士卒所组成。汉军的指挥官绝对是汉人，如著名的卫青、霍去病等。而唐朝大将固然有李靖、薛仁贵、王孝杰、张孝嵩、郭子仪（697~781.7.9，今山西汾阳人，安史之乱时，任朔方军节度使，率军力挽狂澜，挽大唐大厦于既倒。先后克复洛阳、长安两都，平定了安史叛乱，成功说服了回紇并与之联兵大破吐蕃，使唐朝转危为安，任司徒、关内河东副元帅、先被封为代国公、后晋封为汾阳郡王、尊为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绘像凌烟阁，卒，追赠太师,追谥忠武）、封常清（960~756.1.24，今山西运城人，长期协助高仙芝在西域作战，收服大勃律国<今克什米尔之巴尔提斯坦>。“怛罗斯之战”失败后，与高仙芝应诏回长安，在安史之乱初起时，遭监军、宦官诬陷，赐死）等，但还有众多姓阿史那氏的突厥将领，也有安禄山、史思明等“杂胡”将领，也有突骑施部出身的哥舒翰等，也有来自契丹部的李光弼（708~764.8.15，今辽宁朝阳人，经郭子仪力荐入朝，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先后任天下兵马副元帅、太尉兼侍中，先袭封蓟郡公、后进爵为临淮郡王，获赐免死丹书铁券，绘像凌烟阁，遭宦官构陷，病死，追赠司空、太保，追谥武穆）等，也有铁勒部的仆固怀恩（？~765.9.27，安史之乱初起时任朔方军左武锋使，襄助郭子仪。为获得回紇出兵相助平叛，他将三个女儿先后嫁与回紇首领<即嫁给牟羽可汗[又称为‘登里可汗’、‘武义成功可汗’]的移地建、后被封为‘光亲可敦’的长女，以及以光亲可敦陪嫁媵人身份出嫁的次女〔此二女在怀恩生前即于758年出嫁〕，和自光亲可敦去世后，以‘崇徽公主’身份嫁给移地建的第三女〔此女于怀恩死后的769年出嫁〕>，家族中先后有四十六人为国捐躯，平乱结束后，他受命屯兵河东镇汾州，后遭宦官构陷，被逼谋反，招致郭子仪的平乱，郁郁病故），还有高仙芝（？~756.1.24，唐右羽林大将军，行营节度使、封为密云郡公，在西域经营多年，‘怛罗斯之战’遭败绩，侥幸生还，‘安史之乱’起，应诏回长安，组织平叛，因与监军宦官政见不和，遭猜忌，与封常清同日被逼令自尽。）那样的高句丽人，将领族属的“多元化”与汉代明显不同。在民族政策方面，从包容性看，唐代明显比汉代的胸襟要大得多。汉廷对于归附的投诚者，均命其与汉人杂居，对其施予汉化教育，实施与中原一致或接近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最终使其汉化。这样做的益处在于增强了边地与疆域的稳定性。而唐廷则是满足于少数族群的称臣纳贡和大唐的声威远播，相对不太注重民族融合，这样的益处在于能够通过较小代价（主要是物质财富的赏赐和互市贸易等），在短时间内获得异族的表面上的“口服”，而其不利之处在于民族界限依然鲜明，长期的、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很难建立。因此，少数族群会时服时叛，更重要的是，一旦唐廷朝中局势有变或中原出现内讧（如长达数十年的武周系统与李唐皇室的皇权之争和安史之乱），少数族群便会趁机起事，引发更大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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