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后继王朝不少，前有东周、东汉、东晋，后有南宋、南明。如果说东周开国君主本就是西周末代太子所谓“后继”只是简单地“迁都”，东汉本就是王朝新造只是沿用“人心思汉”，那么东晋、南宋、南明则是旧王朝“遗老遗少”南渡长江建立的偏安政权。不过，无论是东晋还是南宋都维系了百年以上，而南明却只能维系短短18年，实在令人深思。对于这笔“公案”论述者诸多，笔者也就仅仅从“血统”上来谈谈他们的差异，试图揭开帝制时代王朝纲纪的面纱。
东周本就是西周太子继位东迁，当然不存在“宪法危机”；东汉是豪强地主刘秀借助农民起义军击败王朗等竞争对手“开基建业”，只是“借用”西汉道统，因此无论是哪种国号都符合“汤武革命”法则，而东晋、南宋、南明本就是皇室成员渡江建立起政权，后者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也存在“宪法危机”产生的道统根源。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匈奴政权汉国首领刘聪派遣大将石勒攻破洛阳和长安，西晋皇族（司马氏）几乎被一网打尽，幸免于乱的司马睿以琅琊王、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移镇建邺，成为位高权重的政治核心，也就在南迁大族王导、王敦兄弟支持下建立起偏安江东的政权。东晋在短短103年（317-420年）的时间里，先后有祖逖北伐、庾亮北伐、桓温北伐、谢安北伐、刘裕北伐，南京成为“克复中原，北定神州”的汉族复兴之地。在偏安王朝中，东晋的积极进取精神是无与伦比的，可惜最终丧于权臣刘裕之手——如果刘裕有司马昭决心，那么挟持晋帝还都洛阳甚至让王镇恶出兵西北、檀道济收复山东，刘裕岂能是偏安之主？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女真政权金国完颜吴乞买派遣大将完颜宗望攻破汴京，北宋皇族（赵氏）基本被全部俘获，仅留下宋徽宗皇弟赵构逃出生天。赵构以康王、河北兵马大元帅起兵勤王，北宋灭亡后记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这就是宋高宗。南宋从岳飞北伐到孝宗北伐、开禧北伐、端平北伐，一直没有放弃过“收复中原”的大计。在偏安王朝中，南宋虽然没有东晋持续不断的光复行动，但也表现得可圈可点，所谓“直把杭州作汴州”仅是文人之语，首都一直定为汴州，杭州只是“行在”。可惜了宋高宗赵构，如果信用岳飞、韩世忠、张俊、刘锜等名将，“恢复中原”比起刘裕北伐胜算更大。一些人认为一旦北伐成功迎回徽钦二帝赵构皇位不保，看看李世民“弑兄逼父”、李亨遥尊李隆基为太上皇，就知道赵构完全可以学习唐太宗、唐肃宗让宋徽宗保留太上皇虚名、宋钦宗得一王号软禁起来，在军事实力面前父子兄弟都是浮云。
明朝灭亡不同于西晋、北宋，如果说西晋、北宋亡于外忧，明朝则是毁于内患，即明朝的根基已经被农民起义彻底捣毁。凡是被农民起义颠覆的王朝，基本没有偏安延续的，从新莽、东汉以来无不如此。如果说外敌入侵旧王朝遗老遗少尚能在“民族大义”、“夷夏之辨”的旗号下“收拾旧山河”建立起民族政权，那么在农民运动打击下旧王朝已经彻底腐烂，一群官僚组成的家族政权岂能招揽人心？
如果说外敌入侵破坏的仅仅是上层建筑，底层根基并未破坏，因此尚能够偏安一隅，那么农民起义摧毁的则是大厦根基从而难以延续，新汉是这样，隋唐也是这样。至于所谓甲申之变崇祯皇帝没有让太子南京监国成为另一个司马睿、赵构，其实看看明朝已经失去了民心，即使部分官僚支持南明王朝又能如何？没有民心支持就没有政权稳定，明朝的苛政已经毁掉了这个王朝最后的生机。
纵观中国历史，毁于外敌并不可怕，往往能够苟延残喘；毁于民众运动则是大厦倾覆，无论是兴盛一时的新汉还是后人敬仰的隋唐甚至明清。大帝国真正的隐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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