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为了解决波兰军队中严重的反犹问题可能在国内外引发的种种不满，在苏联的波军司令官以及相应的犹太人推动在波军中组建一支独立的犹太部队。但这个提议也命运多舛，虽然最终在科尔图班卡组建了一个临时性的犹太人营级部队，不过其最终的命运仍难以确定。
4 安德斯将军关于犹太人的争议性命令
科特后来进一步叙述了指挥部门组建“犹太军团”和独立犹太部队的意图，他说：
“（1941年）10月24日使馆在与诸多犹太集团代表参与的情况下进行了讨论，在此之后安德斯将军着手制止这一有害趋势。11月14日，安德斯下达了一份颇为睿智的命令，对军队中犹太人的待遇进行了规定。不过这道命令在托斯克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之后安德斯又发布了后续命令，包括一些政治上相当敏感的内容。命令中安德斯宣布‘清算’犹太人，结果这份命令立即在自由世界广为人知，而波兰武装部队的指挥官被认为是犹太人的敌人”。
科特所提到的这两份命令在档案中均可找到。第一份命令是11月14日在布祖卢克发布的，第二份命令也是在布祖卢克，于11月30日发布。安德斯的第一份命令定义了犹太人在波兰军队中的地位，以及应该给犹太人以何种待遇。这份命令包括需要所有军官和士兵在和犹太人打交道时，都必须遵守并严格执行的一些原则，一条“清晰、一致、明确的宗旨”。安德斯同时要求“立即破除关于我军所谓反犹主义的谣言和不实指控”。按照安德斯将军的说法，这些谣言来自境外势力。在命令的正本中，安德斯明确表示，犹太人与所有其他波兰公民享有同等的服兵役的权力和义务。在武装部队中，他们应该像其他士兵一样“受到真诚的、同等的热情对待”，并应该受到和其他人“同样的信任”。
为了防止出现误解，安德斯阐明了有关征兵的主要指示。根据这一指示，应该征集如下人员：军官、具有专业技术的士官、曾经服役的士兵以及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志愿兵和适合服役的人员。所有人都会被送到苏联南部，在那里进行预备役登记。安德斯的命令之所以如此详细，就是为了反驳关于犹太人难以入伍的种种诽谤言论。“我命令所有下属军官都要与任何形式的反犹种族主义展开不懈的斗争”。同时还必须向波兰士兵解释，波兰国家一直恪守民主与宽容的原则，任何与之违背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犹太人将享有同波兰人一样的合法权益。除非他“不知道身着波兰共和国军人制服是何等骄傲，并忘记了自己的波兰公民身份”，才会受到严厉制裁。
这份命令清楚且有力地阐明了安德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立场，无疑会对征兵程序以及波军内部的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
从科特对这一问题的评论，以及这份命令原件的措辞，可以明显看出发布这份命令的是安德斯，而并非像《巴勒斯坦哈加纳周刊》（Palestine Haganah Weekly）所报道的那样，是西科尔斯基下达的。不幸的是，这份权威而又明确的命令，并非是在苏联的波兰武装部队司令部就犹太人问题发表的唯一命令。仅仅两周之后，波兰军队又下达了一份命令，而这份命令的措辞和总体基调，实际上与之前的命令大相径庭。
这份命令在开篇提到了之前的命令。首先是正式提出波兰最高统帅对犹太人问题的政治原则，而且似乎他并不关心下属在这个问题时造成误解“我完全理解武装部队中出现反犹主义的原因，这是对1939—1940年间波兰犹太人背叛和敌对行为的反应。”“因此，我的士兵们作为热忱的爱国者如此严肃的对待这一问题并不让我感到惊讶，特别是他们因此怀疑我国政府及军队忽视了过往的教训。从这一点角度来看，我们庇护犹太人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从历史角度来看是不公平的，甚至是异常的”。然而按照安德斯的解释，波兰政府目前的国策必须追随英国，因此必须给予犹太人以优待，因为犹太人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士兵们必须明白，为了波兰政府的利益，绝不能向犹太人挑衅，任何反犹行为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我建议以适当审慎的方式向各支部队解释我们的立场，并特别警告那些头脑发热、脾气急躁的人。”从这个时候起，波军全面禁止任何反犹行为，任何触犯者都会受到严惩。“但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再次成为国家的主人，将会以尊崇祖国地位与主权，同时符合人道正义的方式解决犹太人问题”。
两份命令之间的差异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以至于很难让人理解，同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在短短两周时间里签发这样两个命令。但是，将安德斯的公开声明，以及在他与斯大林的闭门会议上的发言，或者是其个人档案中的内容进行比较，就确实能够深入了解安德斯在下达这些命令过程中的矛盾和摇摆。正如前文所述，科特声称，安德斯之所以更改前一份命令以及总体政策，是因为托斯克的第6师师部施加了压力。很难确定各种版本的说法哪个最准确，因为我们知道科特可能更倾向于怀疑托斯克方面，他认为托斯克的师部是毕苏斯基派的大本营。但是毫无疑问，安德斯的命令中，措辞和内容如此尖锐，是因为他在军中的朋友和下属对他提出了批评。至于哪个版本能够真实反映安德斯的感受和见解，其实是毋庸置疑的。
在前期的命令中，安德斯宣称波兰军队内部不存在反犹主义，这是敌对势力的恶意污蔑；因此波兰人应该保持警惕，并且对自己的言行负责。然而在后来的命令中，又变成了军队中确实存在反犹主义，而总司令又理解形成反犹主义的原因。这一次安德斯并未明确要求反对一切反犹行为，而只是要求制止激进分子，避免出现暴力行为。首先，对反犹主义的反对，是基于波兰国家宪法和意识形态基础的基本态度而产生的；其次，反对反犹主义，只是在当时环境下所必须采取的政治策略。波兰人要等到解放祖国之后才能放开手脚清算犹太人。科特指出，安德斯的这第二份命令在国际上流传开来，很是影响了他的名声。然而，安德斯在朋友和下属的影响之下，彻底推翻了自己的第一道命令，这表明对犹太人存在敌意的并不仅仅是司令官个人。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许多波兰军人根本不会维护犹太人，即使是表面功夫也不愿意做。事实上，在波兰武装部队中，反犹主义是普遍存在的，而许多犹太亲历者，无论其观点、受教育程度或者立场如何，他们的说法都证明了这一事实，这也证明即便是第二份命令所提到伪善的政策也是一纸空文，并未被波军所执行。有些亲历者回忆提到波军曾经“自上而下”地清查反犹主义，但这样的尝试其实是徒劳的。卡汉曾经回忆，随着波兰人的自信心和掌控感越来越强，加上部队更加巩固，装备和环境都得以改善，反犹主义的表现也有所增强。这意味着军队中的反犹主义不但没有减少，情况反而更加糟糕。其中有个犹太医生回忆：“反犹主义表现为欺侮和人身伤害”。另外还有一位证人指出，反犹行为包括：“经常性不合理的体力劳动要求、侮辱，以及对犹太人的申诉不调查和纠正，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处理相关人员”。不过也应该注意，各个部队的一些军官也确实试图保护手下的犹太人，尽管会遇到困难，他们仍然对犹太人采取体面而友好的态度。
1943年6月28日，利本施泰因在巴勒斯坦出版的《哈加纳周刊》上刊登了安德斯的第二份命令，当时安德斯军团恰好驻扎在巴勒斯坦地区，此文一出立即引发了犹太社区的强烈反响。“波兰犹太人代表处”作为在巴勒斯坦的相关机构，有所有犹太复国主义政党（不包括修正派）和正教党代表。他们认为安德斯的这份命令“必然会加剧而不是削弱反犹主义倾向”。“代表处”指出这份命令与伦敦的波兰政府所做的正式的、有约束力的声明相抵触，并质询波兰政府是否有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打算，以及对这份命令将提出什么结论。1943年7月5日，犹太代表机构给西科尔斯基发出了一封信，可就在同一天，西科尔斯基因座机在直布罗陀附近失事而丧生。
西科尔斯基的葬礼
1943年6月下旬，波兰社会党领导人，流亡政府部长扬·斯坦奇克（Jan Stanczyk）访问巴勒斯坦，并在7月1日于特拉维夫会见了犹太代表处书记亚伯拉罕·施图普（Abraham Stupp）博士，后者提到了安德斯下达的命令“…..我必须谈及一件非常令人不快的事情。我这里有一份杂志，刊登了安德斯将军下达的命令，其中解释了他对军队中反犹情绪的立场”。斯坦奇克打断了施图普，说：“这份命令的内容我很熟悉”。施图普博士继续解释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斯坦奇克回应道：
“安德斯发布这份命令的动机可能没有看上去那么糟糕。考虑到普遍存在的情绪，他可能是试图解释曾经遭到反对的立场。当然，安德斯的表现不那么令人满意，不过他只是一名军人，而非政治家。如果是政治家处理，应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也许效果会更好，至少不应该把它演变成国际问题。我知道，这件事在国际上闹得广为人知，纷纷谴责波兰军队中的反犹主义，而反过来可能会让一些波兰人的情绪更为极端……”
过了一会，斯坦奇克继续回应这个问题：“我不想否认，当然我也承认，从俄国离开的武装部队中反犹情绪非常普遍，这确实是令人不快，可又很难用法令来扭转……”
1943年7月12日，就在斯坦奇克与犹太代表会晤不到两周之后，巴勒斯坦的波兰犹太人代表处又收到了波兰驻特拉维夫领事馆发来的信函。信中指出，斯坦奇克部长在和安德斯将军的会谈中，将军断然否定下达过任何此类命令，并“声称文件是伪造的”。斯坦奇克补充说：“我相信这是敌对势力宣传的产物，旨在破坏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波兰流亡政府
正如前文所述，科特在1955年伦敦出版的书中，收录了安德斯的第二份命令。尽管当时科特确实和安德斯的关系不好，但也很难相信他会为了这个原因伪造文档。应该指出的是，安德斯自己的回忆录对这一命令避而不谈，尽管后来他在和犹太人的会谈中仍然坚称这份命令是伪造的。1943年9月19日，安德斯和犹太代表处成员在波兰驻特拉维夫总领事H·罗兹马林（H. Rozmaryn）的家里进行会谈。在讨论中安舍尔·里斯（Anschel Reiss）暗示：“武装部队中已经发出了警告，不要进行反犹阴谋活动，同时又有人强调，等到重返故土之后再和犹太人算账”。安德斯闻听此言当即打断他：“我知道有某些说法声称发布了一道命令，并且说是我签发的，内容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这种命令从来不曾存在”。
波兰方面的材料继续关注这份刊登出来的命令所引发的批评。波兰总领事在发给流亡政府外交部长的报告中（未注明日期）指出，由于《哈加纳周刊》的内容而引发了骚动。他建议安排副领事韦伯与伊扎克·格伦鲍姆（Yitzhak Grun-baum）进行会谈，并且重申从未发布过这道命令的说法，要求格伦鲍姆协助平息引发的骚动。在咨询了犹太代表机构的其他成员之后，格伦鲍姆同意采取措施满足总领事的要求，同时他请罗兹马林总领事给他写一封信，确信“《哈加纳周刊》所刊登的这份他（即格伦保姆）半年前听说过的文件，从未真的签发过”。
1944年1月13日，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接替西科尔斯基担任流亡政府总理的斯坦尼斯塔夫·米科拉伊奇克（Stanistaw Mikolajczyk）与两名犹太人代表，伦敦国民议会成员施瓦茨巴特博士和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成员塔尔塔克夫博士进行会谈。在会议上施瓦茨巴特探讨波兰军队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引用的就是安德斯的命令。米科拉伊奇克指出，安德斯已经明确表示这份命令是伪造的。而施瓦茨巴特回答：
“是的，我知道。但是有些亲历者，有些还是政府部长，他们在发布时就反对这一命令。我们也知道有位内阁成员提及这份命令时说他是伪造的。我不反对对外发布一份声明，声称这个命令是伪造的，但是在我们内部，没人让我觉得这个是假的”。
总理闻言沉默片刻，说：“我会处理这个问题的”。
很显然，反犹是波兰武装部队的一大特征。这种情绪来源于过往的传统以及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波兰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没有充分的洞察力，既不能用批评的眼光去研究本国的历史，也无法理解反犹主义在波兰共和国内部生活中所起到的破坏性作用，以及纳粹德国是如何利用反犹主义的幌子对波兰进行破坏性影响的历史。在二战期间的苏联，犹太人和波兰人之间的接触，要比国内被封闭在犹太区的犹太人与波兰人的接触多得多。在伦敦这样的移民中心，只有少数犹太人，而英国的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交流往往都是通过正式渠道，缺乏自发与坦率。
波兰领导人对反犹主义所造成的弊端很敏感，而且从其表现来看，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问题有认识，反对波兰人的反犹情绪，因为要顾忌自由国家的公众舆论以及犹太圈子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然而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并且出于一系列策略性的考量，所以波兰领导人的行为和声明，总是前后矛盾，有时候会暴露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也不应该忘记，在伦敦流亡政府作为一个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国家民主党享有重要地位，而这个党派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的基本要素就是反犹。此外，正如前文所述，在波兰军队中，特别是军官阶层，反犹主义相当猖狂，这种态度无疑也在军队中造成了影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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