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翻看史书《春秋》的过程中，一定能在桓公二年的章节中看到：“蔡侯、郑伯会于邓”这样一条记载。不知各位有没有对此产生过疑问，为什么鲁国的史书中，会冷不丁地记下这样一次没有鲁侯参与的会面呢？虽说此前的记载中，也有过齐侯、郑伯单独在石门会面的记载，但那一次毕竟是两个大国在缔盟，盟会地点又离鲁国很近，被记录于书中还算说得通。而这一次既不是两国结盟，又距离鲁国较远，鲁史《春秋》为何要特意记录呢？
“蔡侯、郑伯会于邓”的记载值得推敲
其实，之所以《春秋》会记录下这样一次看似无关紧要的会面，是因为此事与南方的大国楚国有关。这还要感谢《左传》的作者左丘明先生，是他在两位国君会于邓的基础上，补充了“始惧楚也”四个字，让世人明白了这次会面的重要性。那楚国国内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让郑庄公、蔡桓侯（或者扩展一些说整个中原地区的诸侯）开始惧怕了呢？咱们这就开始今天的话题。
回顾了一下之前的故事，咱们的“楚国史话”的确是许久没有开启新的篇章了。上一次讲到楚国，说的还是楚蚡冒的故事。他虽然算是楚国历史上非常特殊又比较重要的一位国君，但蚡冒的继任者——他的弟弟熊通，更是一位需要浓墨重彩、好好叙一叙的楚君。只不过，熊通的国君之位，并不是兄长蚡冒主动传位给他的，实则是他自己“争取”来的。
楚武王熊通
因为，熊通的兄长熊眴（即楚蚡冒）并非没有子嗣，他早已做好了安排，打算在自己百年之后让儿子继承国君之位。可是，蚡冒实在是不太长寿，在位仅十七年便走到了人生的终点，显然他的儿子并没有做好继位的准备，甚至年龄还十分幼小（虽然史书中并未给出蚡冒及其儿子的年纪，但从蚡冒自己及之前的几代国君在位都不长，而熊通夺位后在位50年的记载来看，可以想象出熊眴离世时还比较年轻，他的儿子应该没有成年）。正是由于蚡冒的儿子十分幼弱，熊通本身又野心勃勃，他便发起了政变，带人冲入宫中杀害了侄儿，自己登上了国君之位，即史上非常有名的楚武王（楚国第一位正式称王的国君）。
弑杀幼弱继承人，夺取国君之位
那讲完了熊通的夺位，莫非“闲叙”你要说的楚国国内发生的变迁就是这次政变么？因为熊通是个野心家，这才让郑庄公他们如此紧张吗？这个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各位可以推算一下：
《史记》明确给出了楚若敖（即熊眴、熊通的祖父）二十年，平王东迁开启了东周的历史。七年后，若敖离世传位给儿子楚霄敖熊坎，但霄敖在位仅六年便身故了，君位就又交到了蚡冒手中。而刚刚咱们也提到了，楚蚡冒在位十七年，那7年、6年、17年这几个数字加起来，也才刚刚进入东周时期30年而已。这距离平王驾崩还有20年左右的时间，再到郑庄公与蔡桓侯会面，又过去了10年左右。试问，熊通政变带来的威胁，如何要等到大约30年后才发挥威力呢？很明显，熊通的这次政变不是在下所说的让中原诸侯们紧张的变迁。
那熊通政变不是“闲叙”你说的那个变迁，难道是熊通在这一年称王了，暴露了他夺取天下的野心，让郑庄公等人害怕了？这个答案依然是不正确的。仍然是《史记》给出了明确的时间点，熊通在夺得君位后的第三十一年时，宋大宰华督杀害了宋殇公（即郑庄公、蔡桓侯会面的这一年）。而熊通正式称王，要发生于他在位的第三十七个年头中，晚于郑、蔡两位国君的邓地相会，说明楚君“称王”也与这次变迁无关。
《史记》中关于熊通称王的记载
既然大家一时间能想到的这两个变迁都不是鄙人要说的答案，那在下也不卖关子了，告诉大家这个让中原诸侯们如此紧张的事件便是楚国迁都到了郢。先等等！先等等！“闲叙”童鞋，你是不是搞错了？你刚才分析熊通政变及称王时，都用了《史记》给出的时间点，证明与郑蔡邓地相会无关。为何到了迁都这里，你又不认可《史记》的记载了呢？太史公可是明确说了，到楚文王继位时楚国才“始都郢”，明显比熊通称王还要靠后呢，怎么可能会是引起郑庄公等人担忧的变迁呢？
各位先别着急否定在下的结论，因为在楚国都郢的记载上，太史公可能真的出错了。首先，在下从《清华简·楚居》中找到了明确的例证，简中提到：楚武王时曾从原都城迁居至“免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免地”逐渐跟不上了楚国的发展，变得拥挤不堪，无法供应人们居住。于是，熊通便在一个叫“疆浧”的湖泽之地开始填湖建城、修建房屋，遂迁居于此成为了新的国都。
熊通决定迁居新都
并且，既然“疆浧”已经不再是湖泽了，名字中的“浧”字便不太合适了，熊通就将三点水去掉，加上了“邑”字旁（耳刀旁在古文中写作“邑”），成为了人们熟悉的“郢”。除此之外，《楚居》在了告诉咱们是楚武王迁居到了郢之后，还继续记录了楚文王从郢迁都到“湫郢”，而后再迁都到了“樊郢”的过程。这恐怕就是太史公会认为是楚文王迁都到“郢”的原因，毕竟“湫郢”、“樊郢”中也带了“郢”字，只可惜这两个城邑并不是楚国最为人熟悉的郢都罢了。
这是《清华简》给出的一条线索，佐证了是熊通迁都到了郢都。另外，鄙人在《春秋左传注疏》中又找到了另一个证据，即注释中提到“楚文王徙居郢都”的说法，是《汉书·地理志》里提出的。而宋衷（又称宋仲子）的《世本》却给出了“楚武王徙居郢都”的观点。这就说明早在两汉、三国时期，我们的古人已经对楚国迁都至郢的断代产生了分歧，进一步证明了《史记》的说法并不能作为最终答案。
正因如此，把两条证据综合起来看的话，予以为《史记》中“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的观点是不太准确的。而是应该由他的父亲，也就是楚武王熊通来完成这重要的迁都。至于迁都的具体时间，《清华简·楚居》虽然没能记录下来，却刚好被《春秋》和《左传》给补充上了。这才有了鄙人所说的熊通在位期间，给楚国带来了一次大变迁（即迁都），让郑庄公、蔡桓侯为代表的中原诸侯们“始惧楚也”。那楚国只是进行了一次迁都而已，为什么就让郑庄公他们这么担忧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左传》关于诸侯“始惧楚也”的记载
其一，楚国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在他们立国之后，一直在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到了若敖、霄敖、蚡冒这三代楚君时，更是通过东征西讨，把楚国的疆域扩大了不少，为熊通的称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郑、蔡两国相对于其他中原诸侯来说，位置离楚国更近，几乎与楚国接壤了。特别是在下此前的文章也提到过，郑国在拿下了许国一半的控制权后，楚国曾指使息国国君向郑国发兵，说明楚国觊觎中原的野心已经显露萌芽。如此有实力的南方大国，离郑、蔡等国又这么近，还萌发了北上的野心，您说郑庄公他们能不担忧吗？
郑、蔡两国将最先面对楚国的威胁
其三，楚国新都郢都的位置相对于故都丹阳来说更靠北。如此一来，楚人的野心就不仅仅是脑海中的萌芽了，而是已经有了实际的行动。熊通如此明显的动作，在郑庄公这样精明、敏锐的雄主眼里，绝对不会被忽视。再加上蔡国其实比郑国更靠南，这就让蔡桓公比郑庄公还要紧张，更促使了双方的这次会面。
现在，大家读了在下的一番分析之后，是不是也觉得《春秋》的这条看似简单的记载意义非凡了呢？表面上来看只是郑庄公和蔡桓侯的一次会面，但其背后暗含的这次楚国的迁都，恐怕才是孔老夫子想要告诉咱们的真相。那熊通已经抢下了国君之位，又通过向北迁徙至郢都暴露了野心，接下来他要做些什么呢？咱们下次“楚国史话”再叙。
【关键词云图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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