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哭亦无吟，甲申何苍芒。文忠叹零丁，西山怎堪望。——【明】冯梦龙
【原作解析】甲申：指1644年甲申国难，明王朝在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和关外满清势力的内外交困下分崩离析，北京沦陷，思宗崇祯帝奔往景山（又称西山）自缢。文忠：指南宋末年抗元英雄，爱国政治家和思想家文天祥，死后宋遗民私下按照唐宋礼制追谥其文忠公。明孝宗弘治三年（1501）正式定文天祥谥号文忠，赠太子太师，进魏国公，一如旧宋故事。西山：即景山或煤山，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明征虏大将军徐达攻克蒙元大都，将大都宫阙悉毁而堆砌景山，因后来明太宗（后改谥成祖）朱棣频繁对蒙古残部用兵，在景山囤积煤炭，故又称煤山，最终也见证了大明王朝276年悲欢岁月的终结，令人唏嘘。
（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父子，性情是如此惊人相似：残暴、猜忌、嗜血和酷烈，且子毫不亚于其父，最终彻底葬送了宋亡以来的一切有利形势，让整个汉民族为其家族一己之私而付出永恒而惨痛的代价）
朱元璋：“儒家的乌托邦”还是“法家的古拉格”
1368年正月，朱元璋，这个起自淮西最底层的草莽人物和政治流氓，终于如愿以偿在金陵（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这一年朱元璋正好40岁，屈指一算，自18岁那年主动投奔曾经的义父郭子兴手下参军以来，转眼22年过去，这其中多少艰辛和血泪值得这个打小父母双亡、举目无亲的贫农子弟回味。光生死之灾，他就少说经历13次，每次都和死神擦肩而过，不得不说他命大。因此，和世代皇亲国戚的李唐天子及尊文尚礼的赵宋官家相比，朱元璋深知自己得国之艰，几乎如做梦一般。同时他从这么多年的腥风血雨中一路走来，亦深知民心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得天下只是第一步，要想让朱家江山千秋万代，就必须按自己的意愿改造社会，控制人民，不论被统治者愿意与否。他更深知，所有社会阶层里，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即所谓的“士”是思想最为活跃自由，最为横滑难制的；其次便是商人阶层，他们则主要通过财富疏通人脉关节，从而影响甚至左右政局。而广大基层农民同胞和城市小手工业者等，虽然面广量大，但普遍愚昧，觉悟一向不高，也小富即安，人云亦云，所以实质危害并不大。回想前朝宋代，士大夫和商人阶层空前活跃，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富裕繁荣和文明的高度发展，但明显不利于皇权至上。因此，要治就要治本，思想必须控制。
洪武十年（1378），朱元璋就对商人和商业活动进行了全面管制和“改造”：首先，朱皇帝着重强调以农为本的“极端重要性”：“夫立国之本，计于农而贰于商......无农则民不立，商农非共存。今朕着有司厘清土丈，谕农自足，当尽本分之职，守己出之田，当无二心......”（《明通鉴.卷一》）接着，他又话锋一转，谈到商人和商业：“至于商贾之事，本奸猾逐利之末流，其兴则市井人心益乱，于国计民生当有大害，今朕抑之，凡商贾走卒，须着其服，以彰其迹，远门经营，须报备官府，限期返还，违者严惩”（出处同上）这一规定可谓空前严酷，不仅全盘继承汉高祖刘邦“重农抑商”的全部实质内容，又将本人冷酷严苛的作风融入其中，商人不仅要穿特殊的制服，以表明特殊身份，更要每次出远门做生意前向当地官府专门报备，开具凭证，才能放行，而且必须限定时间期限，一般为一年，延期不归者，则左右邻里和亲朋好友有责任检举揭发，查明的话轻则坐牢杖刑，重则充军甚至斩首。对于唐宋以来形成的富商大族，老朱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抵触和敌意，认为他们对专制政权始终是巨大威胁。在他在位期间，就数次组织大规模的人口清查和强制迁徙，如将苏州等地富户大家几百万户迁往北方和西北“充边”。对于手握巨额财富的大商人，如传说中的沈万山，稍不如意就夷灭三族并没收财产，弄得“时江南大户风声鹤唳，人心皆恐”
而对于知识分子和当朝文武，朱元璋的策略当然还是严密控制加恐怖统治。对于朱元璋的血腥和铁腕，元末士大夫们早有耳闻，纷纷仿效魏晋唐宋故事，隐而不仕，拒绝和统治者合作。但朱元璋绝非历代汉人帝王天子可比，他对于态度桀骜，不愿为其所用的，先假惺惺“苦谏”一番，不行就撕破脸皮，伸出血淋淋的屠刀。譬如元末江南有一位陆姓书生，出生大户人家，对老朱的做派很是看不惯，朱皇帝再三劝其做大明的官，他不仅不听，反而挥毫写下“宁做皇元鬼，休做朱明人”。朱得悉后大怒，下令将其捉拿并枭首示众，家族皆充军发配岭南。就这样他仍怒气未休，还专门下诏为自己辩护：“今胡元肃清，宇内一统，普天之下皆朕臣民，朕当爱之如一。然犹有余孽不识美意，以身逆流，则朕唯以正法示天下人心耳......” 另一方面，对当朝文武百官，特别是随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乡里乡亲，所谓“淮西勋贵集团”，包括自小和朱重八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徐达、汤和、陆仲亨之流，朱即位之初就颇为猜忌，一直必欲除之而后快。而等到他最疼爱的太子朱标不幸英年早逝后，朱元璋思来想去，决定立更为懦弱温顺的皇太孙朱允炆（即建文帝）为继承人，除了整体和长远维护家族社稷统治外，老朱必须为其孙扫除一切即位以后可能的威胁和风险。因此，自洪武十五年（1383）之后，朱元璋就不断寻找口实，并加以坐实，穷追猛打，大肆诛杀开国功臣，并于所谓“胡惟庸案”之际达到高潮，前后深挖、揭发和株连的所谓“胡党”达4.2万人，成为十四世纪中国有史以来最恐怖和血腥的政治案件，堪与同为残暴的蒙古鞑靼奴化异化过的俄罗斯民族在苏联时代的“大清洗”相提并论。在这期间，朱还专门成立了有明第一个直接对皇帝负责的特务机构——锦衣卫加以网罗罪名和逮捕审讯，将明清专制统治全面推向新的高度。此后，延续近千年，于宋代达到鼎盛的宰相制度被彻底废除，代之以从属于皇帝的参谋班子---内阁。朱元璋专门在其亲手勘定的《皇明祖训》和明代“祖宗家法”《大诰》里严厉告诫子孙：“我朝自朕废宰执以来，子孙毋得复立，敢有臣下妄议此事，当处以极刑，凌迟处死......”作为一位过于仁慈的父亲和族长，底层农民出生的朱元璋实在对这个千辛万苦得来的江山过于“爱惜”，因此绞尽脑汁想要在他有生之年将一切制度性设计都一次性做好，不劳他的子孙后代操心，并也因为小农根深蒂固的保守意识，他甚至不允许子孙后代对制度有任何变更和修正，且自认为自己按照心中的愿景“精心改造”的“大同世界”将远超前朝，福及千秋万代。殊不知，朱元璋枭雄一世，自以为聪明，到头来机关算尽，却在一开始就从根本上祸害了后代，最终造成了彻底僵化无能的行政系统和不断溃败和崩塌的政治制度，最终在17世纪中后叶的天灾人祸和内外交困面前始终无能为力，坐以待毙，让整个汉民族最终失去了最后一次复兴发展的战略机会，迎来了最黑暗的满清三百年，也和西方及世界的潮流渐行渐远......
（1645年，满清亲王、主帅多尔衮率大军大举南下，南明弘光政权很快灰飞烟灭。一向以“名节道义”自居的南明重臣、南京留守、姑苏人钱谦益，在清军大军压境之时投太湖三次都不死，还嫌“湖水太凉”，最终开城投降，并长跪于南京郊外孝陵卫“恭候”多尔衮等人。城破之后，多尔衮询问汉臣范文忠（范仲淹后人）：“明以何而亡？”范文忠笑而答曰：“彼视士民如仇寇，安得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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