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和长孙皇后的离世,对李世民来说,感情上固然有丧亲之痛。但从权力的角度,其实去掉了两个潜在的制约。
自李渊去世那年(625年)起,一系列重要的法规制度纷纷出台,包括'折冲府’制、'贞观律’、'新礼’等等。府兵制和贞观律前面介绍过,这里对另外一件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税收,作一点简单介绍。
李渊时期,定下了'租庸调制’这样一个交粮纳差的规矩。它本质上是种人头税:男女老少,每年分别交多少粮食、布匹,出多少天的公差,都有固定的标准。干完这些是不是就没事了呢?其它还有一些负担。
第一种叫'户税’。顾名思义,户税按户征收,收税的依据是家庭财产,说白了还是土地。家里有多少亩好田、多少亩差田、多少亩枣园,按产值折算个总数,根据这个总数来定纳税的等级。李渊那时候比较简单,就分了三级。到李世民这时候,老百姓开垦田地、恢复生产,户数也慢慢增多。贞观九年(635年),'敕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置为九等’,嫌三等太粗,改为按九等征税。具体税值,从四千文到五百文(一千文钱为一两银子),差不多现在一千多到一万多块钱,算是笔不大不小的开支。
第二种叫'义仓税’。义仓不是什么新东西,李渊时期叫'社仓’,一般的称呼为'常平仓’,就是国家物资储备库的意思。粮食丰收,粮价下跌,国家按保底价收购进来存着;歉收的时候,粮价上涨,国家再按保底价卖给大家,起到一个调节粮价、救济饥荒的作用。历朝历代都有这个东西。
义仓的运转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国库出钱买,一种是老百姓每年交。两种本质差不多,因为国库的钱也是老百姓手里收来的。汉朝以国家买的多,隋唐则实行征收制。
李渊时期的情况不太清楚,李世民上台后,义仓的建设就比较规范了。起先提出这个事的是戴胄,他上了个报告,说现在国库空虚。存的那点家当,只能够勉强维持日常运转。要有个突发事件,政府就很被动。建议把义仓给它普遍地建起来。李世民看完报告批示说:这个事是好事,但不要把它搞成老百姓的负担,请有关部门好好议一议。报告转到财政部,部长(户部尚书)组织人员研究一番,拟了个方案:'亩纳二升。贮之州县,以备凶年。’一是随田地征收,相当于地税;二是税率为每亩地征两升,差不多两斤半粮食;三是全国铺开,各县市都要建立储备库。
和'租庸调’相比,户税和义仓税不算'正供’,应该属于一个'小税种’吧。但若干年后,它们发展成了举足轻重的税种,并且一举吞并掉'租庸调’,成为国家的'正供’。
自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李世民没有再立新的皇后。贞观十一年(637年),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进入后宫,被封为'才人’(皇后以下,是妃、嫔、婕妤、美人、才人)。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叫武则天。武才人在宫中并未引起多大的注意,她的戏份,要到二十年后才正式上演。
李世民大刀阔斧修订了一批规章制度,对外又老打胜仗,大概对自己比较满意,再次张罗着要搞封禅。但在这件事上,老天爷不知怎么就是不给面子。一说封禅,不是这个灾就是那个灾。年初刚研究完封禅仪式,四月份来次地震,把乾元殿前一颗槐树给震倒了。七月份更不得了,洛阳发大水,把皇宫都给淹了,'溺死者六千余人。’祥瑞没有就算了,还这么些灾异。这时候魏征同志又来凑热闹,频频上报告,说皇上要善始善终、居安思危呀!上次封禅,李世民就没争过他,这次想想还是算了。
马周这时候还在国家监委(御史台)当局长(侍御史),也上了个报告,那话说得就更不客气了,一是说现在老百姓负担太重,怨气很大;二是说国家刚刚复苏,根本经不起折腾。这时候要铺张浪费,后果很严重。他还打了个比方,说汉武帝好大喜功,幸亏是在'文景之治’、国家积累元气之后。假设高祖刘邦之后就是武帝,那国家非给搞垮不可。李世民刚给老爹上的庙号'高祖’,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呢?
贞观十二年,李世民升格做了爷爷,一高兴大摆宴席。酒宴上问魏征:“你看我最近干得怎么样?”
魏征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要论威名功德,那比当初强多了。要说让人心悦诚服,那恐怕就不如当年。”
“威德更盛,大家应该更服气呀,怎么反而不如当年?”
“可能有点骄傲自满吧,骄傲使人落后。”
“我怎么没感觉呢,举个例子听听。”
魏征就给他举例子:陛下最初是怕没人提意见,孙伏伽第一个提意见,重奖他一座庄园;后来是能正常听取意见,象判案子的事戴胄提出疑义,能够欣然采纳;最近变成勉强接受意见了,前些时候皇甫德参上书反对修洛阳宫,陛下差点要收拾他,还是听了我的劝才勉强接受。这不是骄傲了是什么?
皇甫德参的事这里多讲两句。这家伙可不仅仅反对修洛阳宫那么简单。他一个小小的副县长(中牟县丞),给皇上打个报告,一口气批评了三件事:一是修洛阳宫,属于劳民伤财;二是收取地租(应该不是指正税'租庸调’里的租,可能指义仓租),属于搜括百姓;三是社会上流行一些奇形怪状的发型,都是皇上家带的坏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李世民看到这报告,气不打一处来。对房玄龄说:“我看这皇甫德参,最好政府不差使一个人、不收取一斗米,我宫里这些女人都剃上光头,他才称心如意!”已经准备按诽谤朝政的罪名来收拾他('欲治其谤讪之罪。’)
这时候魏征出来劝,说皇甫德参是不懂事,但底下人提意见,不把话说得激烈一点,恐怕上面人根本不当回事。他的话虽然狂妄,但陛下拣可听的部分听听,不就完了。('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唯陛下裁察!’)李世民想想,还是做圣人要紧,不但没治皇甫德参的罪,还给他又发奖金又升官。所谓勉强听取意见,指的就是这事。
国家搞得好是好事,但如果因此而骄傲自满,那就必然变成坏事。李世民成为一流帝王,取得多少成绩还在其次——历史上比他成绩大的还有,比如不久之后的唐玄宗。但能够一直坚持到底,就极其罕见。上有老天爷的敲打,下有敢说话的直臣,更关键自己能听进去,才有最后那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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