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上庄，怎能不尝一尝道地的“徽州一品锅”？这可是胡适夫妇待客的佳肴，是胡夫人最拿手的厨艺。酒店餐厅的招牌菜恰好是“胡适一品锅”，点餐半小时后，菜就被端上了桌：最上一层是蛋饺（其实是用鸡蛋面做皮，豇豆和肉做馅），下面一层肥硕的红烧肉、一层豆泡，锅底是大萝卜块。从锅底翻上来，油腻腻的，这哪里是梁实秋先生曾描述过的、令人垂涎的“一品锅”？餐厅的解释是，他们仅提供简化的一品锅。这话似乎在点餐时就该与顾客说明，而烹饪讲究的是火候和配料，两者都被简化，味道也就可想而知了。
出宾馆左行几十米，一座镌秀的小桥映入眼帘。小桥架设在常溪河上，前方既是上庄村的杨林水口--徽州三大水口之一。桥名杨林桥，1969年曾被洪水冲垮一桥墩，曹诚英女士捐资修复。站立在桥上，近观是成荫古树下奔流的潺潺溪水，远眺是与溪水相映成辉的起伏群山。山、水、树，连同溪畔的粉墙黛瓦，构成一幅天然的风景画，令人不能不陶醉其中。胡适之先生曾引用南宋杨万里的诗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来赞美这一景致，至为贴切。
杨林桥
上庄中学，树下有一尊胡适铜像。
紧邻上庄中学的是上庄村文化长廊八景图，其中有上庄村的详细介绍。上庄村北宋时属绩溪县修仁乡，元明清时属修文乡，旧时为绩溪八都。1942年到新中国成立，易名适之村。胡姓是村里的主要居民，为改胡姓的李唐后裔。据考，在800年前，有朱柯邓段杨刘张胡各姓先民在此栖身作息。曾有“千灶万丁，十里杨林镇，五里后岸街”之说。后因柯大统起义失败，元军洗劫，其他姓氏之人，先后离散，胡姓一家独秀。胡姓聚族而居，鼎盛时期，全村有近6000人，太平天国后剩1200人，而旅外400人，村内仅存800人。同治后再次逐渐兴旺起来，各种商店应有尽有，各种商贩川流不息。而村人在上海经商的最多，故有“小上海”之称。
过文化长廊，眼前豁然开朗。这里是开阔的胡适广场，广场上矗立着一尊胡适之先生站立铜像。铜像的制作水平太一般，形神都不很似。若放在它处，很难辨认出既是胡适之先生。铜像后面的一片建筑是胡开文纪念馆，原为胡天柱长房胡恒德祖屋，里面有胡开文徽墨创始人胡天柱的生平事迹介绍。
胡开文纪念馆
穿过广场旁的一条青石路面的小巷，前面是上庄小学。上庄小学是胡适心系家乡教育的结果。1923年，在胡适倡议下，上庄村成立了“私立毓英小学”，胡适和他二哥绍之都有捐资。学校以毓英文会为校址，胡适任名誉校长。1952年秋，毓英小学改名为上庄小学。
上庄小学
沿小学旁的小巷继续前行，里面有一条“适之路”。适之路曲曲折折，如果没有路标的指引，很容易迷失方向。拐了很多道弯后，才看到“胡适故居”的标志牌，故居大门门楣上书有“兰惠书屋”四个大字。
进入大门，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院落，地面上铺就着青石板和鹅卵石，这里是胡先生童年时期戏耍的地方。院内从东至西，并列着三幢清末徽派建筑，整体素雅、脱俗而不失庄重。东边靠大门的一幢是胡家的老屋，胡适祖父建造的，两进院落，房间偏小。徽州风俗，以左为大，房子分给了胡适的大哥，其后代一直住在这里。1997年由县政府出面征购，经整修后展出胡适家人和族人照片、家谱及胡适父母生平等。
并列的三幢清末徽派建筑
胡铁花画像
居中一幢是故居的主体建筑，为两进二楼通转式结构，胡适父亲胡铁花于1877—1880年建造。胡适自1895年与母亲从台湾返回，至1904年离开到上海，一直居住在这里，并在此期间接受了九年的家乡教育。后来兄弟分家时，胡适二哥分得院子的东半部，西半部归胡适（三哥因出继给族叔，房产在别处）。解放后又分给一位伤残的退伍军人，故居也因此得以完好保留，就连颇具特色的门楼砖雕居然也是原装，真是一个难得的意外。
故居内部有三大看点：一是厢房门窗上的兰花木雕，图案明快、清晰，没有半点的毁损，系出自胡开文墨庄制模高师胡国宾之手，胡适在台湾被谱成曲并风靡一时的诗作“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的灵感概源于此。二是胡适1917年返故里与江冬秀完婚时的婚房，雕花婚床、妆奁、红木家具给人以无限的遐思，与婚房连通的书房更体现出胡适的书生本色。三是高悬于后堂上方的红底金字“持节宣威”匾，系1941年绩溪县长朱亚云送给时在美国为抗日奔劳的胡适大使的寿礼，上庄村也于翌年改名“适之村”。
兰花木雕
书房
婚房
持节宣威匾
西侧一幢是廊房，共三间，原为胡家的来客居所。正中房间内摆放着一尊胡适汉白玉雕像，雕像周围悬挂着蒋介石先生送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智徳兼隆”。两侧房间展示着胡适自上海求学后各个时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照。
故居主体建筑对面有一幢二层楼房，胡铁花在世时建好，但未及装修，原规划为家塾，铁花去世后改为轿房兼放杂物。修缮后展出胡适国际国内部份朋友照片。
轿房
走出胡适故居，从适之路漫步到环村南路121号，这里并列着两幢建筑--来新书屋和胡铁花宅。
来新书屋是胡适童年时就读的私塾，现已成为村民住宅，大门关闭着，没有对外开放。说起来，胡适的启蒙识字教育是在台湾由父母共同完成的。返回家乡后，胡母遵从丈夫“穈儿天资聪明，应该令其读书”的遗嘱，将不满4岁、已识字近千的儿子送入了小叔子介如公的家塾。后介如公外就阜阳县训导，胡适转而跟从族叔禹臣先生读书。禹臣先生的学生多至十几个以后，学堂就搬到了来新书屋。胡母寄望于儿子颇高，付给先生的学费，从三倍于学金的六元逐年提高到十二元，胡适因此获益匪浅，学问也日益见长。
来新书屋
胡铁花宅是铁花公的出生地，也是铁花公当年议政议商议事的场所。门口有一位老太太把守，里面的建筑已经破败不堪。铁花公生于1841年，资质聪颖，家中长辈认为他是可造之才，令其专心读书以应科举，但他的科举前程却被洪杨之乱耽搁了。1860—1864年，太平军犯境皖南，八次攻克绩溪城。铁花公是长子，且身体健壮，这4年间一直率领着家人东躲西藏以避太平军的劫掠。但是不幸还是发生了，1863年，铁花公的原配妻子冯夫人死于太平军的劫难。这些，在铁花公的日记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当时甚至还要躲避官军，期间的颠簸流离、恐惧饥饿等种种的苦痛奔波非亲历者很难体会。所以当罗尔纲撰写的“太平天国史纲”发表后，胡适会出乎意外的对罗大发脾气，认为罗过于美化太平军。这也自然，罗尔纲是广西贵溪人，对同乡不吝赞美只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而已。
胡铁花老宅
太平军失败后，铁花公主持了上庄村胡氏宗祠的规划和重建工作。重建需要庞大的资金，这对劫后余生的族人是笔不小的负担。铁花公力排众议，冲破族中守旧分子的重重阻挠，于1865年动工修建，到1876年历时11年终于完工。建成后的胡氏祠堂是一座气势恢弘的建筑，可惜在1997年以危房的名义被拆掉。上庄村志中有一张拆前的胡氏祠堂照片，算是给这段历史留下一点遗迹。
上庄村志中拆前的胡氏祠堂照片
上庄村的街巷似迷宫，我是个典型的路痴，在返回的途中竟然走反了方向，稀里糊涂的来到一座小桥旁。桥头有一块石碑，据介绍：此桥名环秀桥，始建于明代，1837年被洪水冲毁，1893年，里人汪裕泰茶号创始人汪立政、汪惕予父子捐资重建。环秀桥为三孔石拱桥，桥长30米，过桥就是余川村--诗人汪静之的故里，村中有汪静之故居。我因为对汪静之兴趣不大，此时天空又飘下了雨点，加之迷路的焦虑，没有跨桥进村，就沿着常溪河岸返回到宾馆了。
环秀桥
上庄村地处公路的尽头，周围被群山环抱，旧时村民为出行和经商的需要，修建了多条通往外界的通道，其中的杨桃岭古道就直达旌德的江村。江村是江冬秀女士的出生、成长地，据说也是江泽民主席的祖籍地，江女士的堂弟江泽涵也在这里长大。胡适踏上这条古道至少有三次：1917年夏自美返乡后去面见江女士、年底的迎亲和之后的回门。古道留给胡适的更多的是违心与无奈，而江女士却从这里走向幸福之路，以致抗战期间返乡时还捐资1000元对古道进行了修复。
胡先生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便是他的婚姻。孝心与慈善之心使他难以抗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母亲的不幸遭际和巨大付出令他很难遵从自己的意愿，孝顺其实也成了他心灵的沉重负担。他在1919年写出“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固然是受美国家庭伦理观的影响，而实际上也确是他自己的心声。胡先生对母亲感念一生，但“子欲养而亲不待”，除了婚姻的顺从，对母亲却少有回报。倒是作为未婚妻的江女士断断续续的守候在胡母身边近十年，替他尽了应尽而未能尽的孝道。胡先生与江女士能够携手到老，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距上庄村三公里的旺川村头公路旁，有一座曹诚英女士墓。据说墓地选在这里，是曹女士的本意，期望她的“穈哥”返故里的时候，能够在此一聚。胡先生与曹女士的恋情被传的沸沸扬扬，有些事情更是捕风作影。作为民国时期的才子加美男，胡先生的仰慕者不知几许，收到的情书更是多到没有时间翻阅，却独与并非美貌的曹女士擦出火花。我有一种猜测，胡先生在一个复杂的大家庭中长大，年轻的母亲以继母的身份周旋在与其年龄相仿的继子媳中，又没有财政大权，种种烦难造成的痛苦使与母亲相依为命的他很难置身事外，母亲心中的苦痛其实也是他心中的痛。这种家庭烦恼不足为外人道，与口无遮拦的江冬秀也不能讲，于是身世相近、极为熟络而对胡家家事有所了解的曹女士就成了他的倾述对象。看胡先生的《四十自述》，对兄嫂早年的很多行为颇为不满，只是后来行事时对他们宽恕了而已。这是胡先生的伟大之处，对朋友、对政敌亦如此。胡先生曾说过“宽恕比自由更重要”。
曹诚英墓
胡先生的照片，充满坚毅和力量。而胡先生的见识，更非常人能比。我最佩服的是他游庐山后得出的“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这种真知灼见令一般人难望其项背。由此及它，胡先生在年轻时爆得大名绝非偶然。胡先生的不朽贡献，是白话文的推广，而整理国故也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胡先生博学，但不精专，在其涉略的各个领域都不是学术上的顶尖，他也自称“但开风气不为先”。他能成为领导群伦的文化界领袖，凭藉的是他的远见卓识和崇高道德的感召力，他几乎成了公理和正义的化身。他有时也说错话，但那仅是个人思想的局限，而非为了政治投机和个人利益。
胡适之先生
胡先生有“圣人”之称，是一个人格健全的智者。仅是对后进的提携，就可看出他心胸的开阔，有很多人受他的恩惠而成名成家。他的家里，常年成为亲朋和同乡的宾馆，此项开支是一般家庭难以承受的。最近看石原皋先生的《闲话胡适》，内容除了炒他人的冷饭，有新意的几个地方，如胡铁花无头尸、江冬秀预持刀杀子、曹诚英坠胎等等等等，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石先生在胡家住过几年，胡先生也曾营救过他，但书中看不出半点的感恩之心，字里行间好像是胡先生倒有所亏欠。此书成于1983年，那是个思想禁忌尚未开放的年代，如果他不是奉命而作，就只能质疑他的人品了。
胡先生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价值观深深打上现代文明思想的烙印。他生前所大力提倡的一些主张，至今还为很多人所推崇。胡先生不是老古董，他是一个现代人，他的一些超越时代的先进的思想和理念，还在影响着当世的人。胡先生已经去世半个多世纪了，他的功过是非，尚不能盖棺论定，但他逝后台北市民自发的大规模公祭，已代表了芸芸众生对他的最公允的评价。胡适之先生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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