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财经讯 2017年6月24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夏季论坛——城市公平与流动人口发展在人民大学举行。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所长魏后凯在论坛上表示，中国的公共政策是一种城市偏向的政策，农村居民尤其是小城镇人均享有的公共机会远远低于城市的居民，它带来的结果就是远离北京上海地区它的公共设施它的公共资源的投入就比较小。
他指出，行政中心偏向的形成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的城镇具有不同的行政级别的差异；第二不同级别城镇在官员级别、行政管理、资源配制、政策法律制订等方面权限不同。现有的资源配置格局下，一个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就越靠近主导资源分配的权力中心，所获得的个人机会和资源就会越多。
最后，他认为，中小城市小城镇享受的机会和服务应该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平等。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管你是住在首都北京、还在住在偏远的小城镇、农村，在享受公共资源配制上应该享受同等的权利。
以下为发言实录：
前面两位专家讲的非常好，我今天讲一下政府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城市公平问题。
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资源配置更多地偏向于城市，在城市偏向过程中又偏向于大城市，大城市又通常是行政中心，亦有行政中心偏向，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上述这种资源配置的双重偏向。政府部门往往把比较多的资源集中到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地更为明显。100万以上的大城市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且发展都很快。在发展阶段，城乡、城际之间的差距比较大，政府的资源配置总是说要讲求效率，追求增量，且我们的决策阶层都集中在大城市中（中国更明显，很多都集中在北京），资源配置的双重偏向与这样的发展阶段和政策导向有一定关系。
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各国政策大都存在着城市偏向向农村偏向政策转变的趋势。有人做了研究，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很多国家的政策都经历了从“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服务城市”的城市偏向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农村偏向转变。2014年李明等学者测算了一个结果，接近2000美元的时候会发生这种政策的转变。以中国情况来讲，2004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500美元，当时中央就提出，我国已经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并逐年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迄今为止，中央连续发布了14个一号文件，强调“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涉及方方面面。
我们任何一个人，不管住在北京还是小城镇，所享有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应该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不能说我们住在北京、上海就应该比贵州、比西藏享受的公共服务水平高。我们的结论是，从机会均等和均衡配置的角度看，中国的公共政策仍然是一种城市偏向的政策，我们的农村居民所获得的机会和人均占有的公共资源仍远低于城市居民，它带来的结果就是，远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高级行政中心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发展机会和公共设施投入少，公共服务严重滞后。
在这里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城市人均市政公用设施的投入是村庄的16.1倍，难道在小城镇、在村庄的这些人不应该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吗？现在我们政府是不管的，现阶段城乡之间的公平问题也是一种权利的问题。从人均卫生费来看，现在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但是农村相比于城市，差距还是很大，比如说，2013年，农村的水平只相当于城市的近40%。再有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城乡的低保标准，虽然有一些城市实现了城乡统一，但是全国大部分的地区城乡差距还是很大的，比如说，2014年，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支出水平是农村的2.21倍。
我国政府的资源配置存在着明显的行政中心偏向和大城市偏向。这种偏向形成的原因是，中国的城镇具有不同的行政级别，而不同级别的城镇在官员级别、行政管理、资源配置、政策法律制定等方面权限不同。现有的资源配置格局下，一个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就越靠近主导资源分配的权力中心，所获得的机会和资源就会越多。我们在这里做了大量的测算，我把中国的城市包括镇分了从直辖市到县城的7个等级，行政等级越高规模越大，这种城市的规模和行政等级呈指数增长的关系。我们再看看公共资源的配置，在城镇之间存在着大城市的偏向和行政中心的偏向，等级越高所获得的资源越多。
我想在这里讨论关于城市公平，即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是否应该平等地享受公共资源的问题，我想现在需要讨论这个问题。外来居民和原住民之间，大中小城市居民之间是否拥有平等享受公共资源配置的权利？是否因为我们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就应该比中小城市、小城镇居民享受更多的机会和服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平等，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管你是住在首都北京、还在住在偏远的小城镇，在享受公共资源配置上应该拥有同等的权利。假如说我们在理论上倾向于大中小城市应该享受平等的服务，未来我们的政策则应该是农村偏向的，应该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偏向的，这是我的一个结论，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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