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财经》杂志;
作者:沈联涛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去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来,不可预测的政治成为最大的颠覆因素。究其原因是工薪阶层的不安。经通胀调整的美国周收入中值甚至未超过上世纪80年代。而印度IT公司CEO们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400倍。
就业领域迎来严重颠覆,其背后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人口构成、气候变化、技术和政策疏忽。
目前商业模式的核心是战后创造的全球供应链,通过获取全球资源来满足美国和欧洲人们的消费,主要用美元买单。技术发展帮助建立起这个供应链,用理查德·鲍德温教授的话说,第一步就是“分割生产与消费”(《大融合:信息技术和新型全球化》,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年)。
上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IT)和电信的出现带来第二次分割,知识和技术在全球范围更快传播,带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融合。
鲍德温认为,通过利用网真(telepresence)和遥控机器人(telerobotics)等技术,减少人员移动的成本,将带来第三次大融合。但随着发达市场逐渐成熟,消费逐渐饱和,新兴市场面临高出生率导致人口增长、快速城市化导致压力不断增加,以及治理模式无法适应新技术等问题,其结果将是失业率上升,特别是年轻人失业。此外,加上气候变化问题,干旱、农业失败导致粮食短缺,腐败和内乱等问题,结果将是内战和恐怖主义蔓延。
欧洲地区目前失业率在8%,几乎是美国的两倍,意大利和希腊失业率则分别高达11%和23%。更糟糕的是,欧洲年轻人失业率平均达19%,特别是在西班牙和希腊,分别高达41%和45%。现在只能靠福利补贴勉强维持稳定,但随时有洪水决堤的危险。
欧洲的邻国则面临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联合国宣布尼日利亚、索马里、也门和苏丹等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饥荒,部分出于人为原因但主要是干旱所致。可想而知,如果欧洲的邻国陷入混乱,将会有越来越多移民前往气候相对凉爽的欧洲地区。面对这些社会压力,欧洲的增长无法达到预期,同时各国内政也越来越趋于保护主义和内向。
外来移民涌入将压低工资,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将减少对目前工人的需求。2016年奥巴马政府的一份报告估计,未来20年,当前工作岗位中近一半将可能被淘汰。这并不意味着同时不会出现新的就业岗位。零工经济的发展意味着越来越多人将独立从事临时工作。
优步和Airbnb等平台的出现将消费和收入重新捆绑。消费品(汽车和住房)成为新的收入来源。过剩产能正在新的共享经济中得到利用。但我们尚未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利用过剩劳动力。我们没有优步一样的劳动力共享平台,这主要是因为信任问题,我们不愿使用不知根底、无法信任的服务。
上月发布的国际清算银行(BIS)年度报告警告可能再度出现通胀,虽然美国失业率持续下降。美联储迫切希望利率“正常化”,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也对通胀发出担忧信号。很多分析人士质疑,随着机器自动化增加,过剩产能和工资停滞是否真会出现通胀。较低的油价则表明人们担心欧美经济表现可能不如预期。如全球食物供应受干旱或自然灾害影响,消费品价格可能很快攀升。
总而言之,真正应该担心的是滞胀。增长停滞加消费通胀将加剧社会不平等。
很多国家都面临严重的就业形势。麦肯锡估计全球工龄人口的45%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即处于失业、不活跃或非充分就业状态。此外,7500多万年轻人失业,其中很多人分布在高人口增长/低GDP收入地区,出现社会动荡的风险很高。
对于创造就业问题的认识存在代沟。旧的供应链让大型跨国公司和本地企业获益,而中小企业则处于下风。老牌企业的所有者是正在老去的婴儿潮一代,而初创企业则以年轻人为代表。目前全球股票交易所中只有4.5万家上市公司,这意味着还有数百万家小公司无法获得公募资本。
是的,很多中小企业会失败,但是硅谷(甚至深圳)的经验告诉我们,它们的失败会带来新的创造力以及下一轮的成功。
我们面临三大关键失衡。由于富国老龄化、穷国人口相对年轻,导致地区失衡。一国之内由于收入和财富差距增加导致社会失衡。此外还有就业失衡:现有劳动力害怕被裁,而年轻人要激烈竞争更加稀缺的就业岗位。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民粹主义和胡吹变化的极端观点盛行。
现在,我们的政策重点应当放在年轻人身上并为他们创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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