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州窑是唐代六大名窑之一,它最早见于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依次排列为:“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茶经》著于中唐广德二年(764年),主要阐述了茶的起源、品种、产地、焙制工艺、煮茶方法、生产工具和饮茶器皿等,这是一本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著作,一直受到世人的重视。
洪州窑究竟在何处,陆羽没有说明,故一直困扰着人们。1977年考古工作者终于在南昌市南约30公里处丰城市曲江镇的寺前山发现洪州窑,引起轰动。著名古陶瓷学者冯先铭肯定了这个结论。洪州窑分布在丰城所属的曲江等5个镇的18个自然村,绵延约25公里,其中寺前山中心窑场群最宽处达1公里。此地唐代属洪州,故名,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先生向笔者介绍:“洪州窑遗址新近发掘发现的公元一世纪至公元四世纪(东汉、三国和西晋)一批窑炉和青瓷器证实,江西丰城一带的这批窑炉群,应是中国瓷器烧造的最早发源地之一。出土的一批西晋(公元265-316年)匣钵及瓷器珍品,又将窑炉使用匣钵装烧技术,从公元五世纪(南朝)推前至公元三世纪(西晋),使用匣钵装烧是中国陶瓷烧制史上的一大技术创新。”
我们来到寺前山古窑遗址考察。这里山峦起伏,森林茂密,瓷土、煤炭资源极其丰富。土地是褐红色的,遍布大小凹池水塘,应是烧造瓷器时挖瓷土形成的。据说池塘的底部,沉淀着厚厚的一层灰白色粘性胶泥,细柔纯净。窑炉依山而筑,呈斜坡形,全长18米,为长方形“龙窑”。龙窑炉最突出的优点是升温快,可以快烧,也可以维持烧制青瓷的还原焰。洪州窑生产技术水平测试大致如下:釉料中含有较多的植物灰;多数产品的胎土原料没有经过淘洗或淘洗不纯,尤其是低档民用瓷;为了弥补胎质、釉面的缺陷,大量施用化妆土;瓷胎的烧成温度超过1250℃;釉色和造型同唐代其他著名青瓷窑口十分相似。洪州窑进行过三次重点考古发掘。出土各种窑具和青瓷器11985件。披露隋代和唐代窑炉5座,其中保存较好的2座,已作妥善保护。出土器物中有青瓷壶、钵、碗、盂、砚、杯、盏、熏香炉、盘口壶、盘和七联盂等。新出土的青瓷双水盂圆砚更是稀世珍品。南昌县博物馆还藏有一件极具生活情趣的洪州窑青瓷厕所,竟然是现在还在使用的蹲厕,这反映了当时先民已经有了极高的卫生要求。这些陪葬冥器大都生活气息颇浓,如谷仓、家禽、井、灶、壶、盘、盏、灯等,形象地反映了东汉中期以来地主庄园经济发展的景象,以及浓郁的民俗风情。
窑址出土器物时代特征明显,汉代常见器物有双唇罐、盘口壶等。三国、西晋烧制鸡首壶、唾壶、虎子、灯、砚台等。东晋到南朝逐步进入兴盛时期,器形增多,如碗、耳杯、盏盘、博山炉和冥器等相当流行。隋代常见高足盘、高足杯、粉盒等。唐代烧青、褐釉瓷器,初唐见大碗、盘口壶、双唇罐、杯等,装饰比隋代简明,盛唐至中唐,瓷器生产达到历史的高峰,杯的造型丰富多彩,看得出受到金银器和西域文化的影响。
洪州窑青瓷器的划花、印花、刻花和堆塑技艺,高超独到。纹饰以莲瓣、牡丹、柏枝、宝相花以及重圈、水波、月华纹常见,其中数量较多的是莲花纹,这与南北朝、唐代佛教文化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武则天提倡佛教,佛教更是盛行天下,不少人为了逃避徭役,多削发为僧尼,一些贵族官僚为了从中取利,也争着经营佛寺。《旧唐书·姚崇传》云:“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器物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的佛教文化,这是现实生活的真实体现。
洪州窑是我国最早使用匣钵烧制瓷器的窑场。匣钵是瓷器烧造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窑具,由明火直接烘烤转向匣钵隔火套烧的重大转变,是制瓷工艺一大革新,器物受热均匀,又可避免烟尘污染釉面,提高产品质量。洪州窑出土的各个时代的匣钵形制具有明显的差异,洪州窑至迟在西晋时期就已开始使用匣钵,这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笔者对茶圣陆羽的“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的说法,心存疑惑。《新唐书·韦坚传》称洪州瓷曾被韦坚选为“贡品”,货轻,漕运长安,还深得玄宗赞许。为此,我与当地专家研讨原因,他们认为茶圣关于“洪州瓷褐”之言,已被发掘所证实,但其“悉不宜茶” 的误解应该加以纠正。因为此地出土了大量胎骨坚硬、釉色莹润的精品茶具。笔者在南昌市的古玩市场上也看到洪州窑中的精品,釉色肥厚,器形规整,有的甚至可同越窑瓷媲美。可是陆羽将它列为第六位,恐怕是他没有见到洪州窑器物的全貌所致,他见到的洪州窑产品,可能正是衰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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