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语气一本正经，“你妈妈被转进了重症监护室，他们不清楚她的状况为什么恶化得如此快。”
父亲打电话的时间恰逢我的情绪处于最低点，眼睁睁看着当作家的幻梦灰飞烟灭：在明尼苏达尽力修改写了五年之久的小说；在纽约代理人身上浪费了大量时间，我的书留在那儿一年了，然后她告诉我：“白人作家的作品中出现那么多黑人故事，出版商对此很谨慎。如果现在把你的名字改成范妮·洛·海默尔，我可以在五分钟之内把它卖掉。”
这个消息使我再次陷入爸爸的“工厂心态”。他曾问过我写一个字值多少钱。我无心计算每个字的价钱，但估计从我辞去上一份工作至今，这部小说已经让我的进项损失了大约200万美元。总的来说，可能让我买下足够多的副本使其变成畅销书。
爸爸打电话前，我知道妈妈去做了背部手术，但现在他告诉我说妈妈肺部有积液，麻醉可能出了问题。“你知道她的肺有多脆弱。”
我想说的是，“我打包票，和‘大烟枪’一起亲密生活了50年，结果必然如此。”但我没说。
“好像我应该过来。”
“嗯，随你，想来就来吧。”
不是你必须在这儿，或是你妈妈需要你在这儿，或者看在上帝的份上，我需要你在这儿。我和父亲一如既往地像扑克牌玩家一样交流，心与心的距离和纸牌一样近。
“你认为我该过来吗？”我问，试着强迫他说出需要我在那儿。
“你有时间吗？”他问。“如果你太忙的话，她会理解的。”令人难过的是他并没有讽刺的意思。工作责任总是大于家庭责任。
“有空，我没什么雷打不动的日程。”我根本没有给未来40年安排任何日程，但这点我不会告诉父亲。
“哦，如果你觉得应该过来，那就来吧，”他说了之后又很快加上几句，“可我不想让你过来，因为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她的病应该都好了。我只是不想由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必须自己决定。”他拒绝替我拿主意，他不会那么做。
“我坐下一班飞机过来，”我说。父亲和我一样，也知道我一直会做这种选择。
“我肯定不管怎么样，你妈都会开心的。”
我挂断电话，感觉像和律师开了一场电话会议。如果把这当作安排日程的问题，而不看成可能是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机会，那会好过点。
我抵达弗瑞斯特综合医院的时候，弟弟和父亲已守在候诊室。那天上午，当护工来到母亲的病房带她去做X光时，发现她趴在地上不省人事。母亲本来已经挣扎着下了床，却摔倒了。后来，弟弟问她为什么没有呼叫医院帮助，她只是说想“把脸弄一下”。她之前一直想去拿化妆盒，医院的人觉得她一定精神错乱了。
我和父亲握了握手，坐在附近一张椅子上，仔细观察他。在和父亲打交道以前，明智的做法是估计一下他的心情，他既有可能心情平和，也可能相当压抑。可今晚有些不同。父亲以前一直是管事的人。可这次在候诊室，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的状态接近于听天由命。在那里，他满怀兴趣地看着一切，没有随意发号施令，在他有生之年，这是头一次。我弟弟大卫接替了领导角色，坐在弟弟旁边的父亲看起来又小又乖。
爸爸礼貌地问护士，我们能不能进母亲的病房。护士不理他，我觉得她有点冷酷无情，然后屏住呼吸，等父亲教训她，让她知道从事救死扶伤的人这么做是可耻的。父亲默许了，弟弟却追上护士，没有询问她，而是告诉她，我们现在就要去看母亲。
妈妈消瘦了很多，看起来很虚弱。如果我抱她，好像她会折断在我怀里。她通过鼻子上的一根插管吸入氧气，总是一丝不乱的头发现在也被压平，打着结。她的嘴唇干燥裂开，手臂上大量紫色的瘀斑，是摔倒时受的伤。她的意识不很清楚，但还能认出我。
“约翰逊，”她叫我时神情愉快一些，手举起来没一会儿又落到床上。我握住她的手，亲吻她潮湿的前额。“您好，妈妈。他们说你这段时间很辛苦。”她摇了摇手，脸上掠过一丝惆怅。“我本来有些事要告诉你的，”她说，“但是我忘记是什么事了。”她连说话都非常吃力。
“可以等等，”我说，“时间还长着呢。我会在这里，直到你好起来。”
她再次摇了摇手，好像因为自己的健忘而倍感失落。“噢，我知道！”她急忙低声说道。
“约翰逊，你今晚回家，把我床下的袋子带过来。”
“妈妈，袋里装着什么？”
“你会知道的。我想给你一些亲手做的东西，还没完成，所以不要看。我想把它放在身边，不想弄丢了。”
我答应她会把东西带来。她很满意，闭上了眼睛。
* * *
回到家，我和爸爸坐在外面的门廊上。天色已晚。他掏出一根雪茄点上。我注意到，他把沙龙烟换成了一种很小的棕色雪茄。即使在室外，烟味闻起来也很糟糕，但他声称抽得比较少。
“你认为她看起来怎么样？”他问道。如果说这话的是父亲以外的任何一个人，我都敢肯定他是在寻求安慰。
我告诉他事实，“她看起来很糟糕，真的很糟。”
他做了一个痛苦的表情，好像我刚才故意尝试伤害他一样。
“你觉得她看起来怎么样，爸爸？”
他转过脸去。“我想她可能看起来好点了，”他说。“当然，你没在这儿，大概很难判断。”
“嗯，估计是吧。”我不想戳破肥皂泡。“床底下的袋子里有什么？是药物导致幻觉了吗？”
“不是，她说想给你留点念想。她一直在给你织一块桌布，已经织了一年了。还有餐巾，快要完工了。别跟她说是我告诉你的。”
母亲现在两只手都患有严重的关节炎。我和父亲沉默了很长时间。
我突然觉得，与跟父亲说话相比，我更愿意与他默默地坐着。一旦不用绞尽脑汁地思索正常的儿子该跟正常的父亲说些什么时，我感觉跟他更亲了。我最喜欢这种不用说话的时候。我们一起仰望清澈夜空，星光闪耀。
过了很久，最终我还是大声说话了，尽管我知道不应该说话。这打破了常规。“我不想她死，爸爸。我很怕她死。”
父亲猛地从椅子中坐了起来，震惊地看了我一眼。“你不能那样想，儿子，别感情用事，”他说，“那无济于事。”
他的眼睛在昏暗的廊灯下闪着光。“但是爸爸，”我说，“是你在哭。难道你都不知道吗？”
他抬手抹了抹脸。不，他不知道。他似乎害怕得很，他尴尬地道了晚安，睡觉去了。
我在小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四周静寂无声，屋里只有闹钟嘀嗒嘀嗒规律地走动声。像楼内其它房间一样，这里四面摆放着母亲亲手制作的艺术品和手工艺物件。女性杂志《红皮书》《麦考尔》或《时尚好管家》上有一些文章，讲述如何制作一些令人不忍视之的装饰品，她把文章都剪了下来，喜欢炫耀这些作品。咖啡桌上放着一座用12个塑料球做成的两英尺高金字塔，每个球的表面都覆满了一圈又一圈青豆，青豆是用胶粘上去的，还喷了金粉。壁炉架上有六个天使在注视着我，它们是用手帕和棉球做的，眼睛是衬衫袖扣，底座则是用棒冰棍做的。我在想，要不是因为小时候家里贫穷而只读到高中，她会不会成为职业艺术家？她确有这种潜质。
妈妈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暗暗对自己说。她是家里唯一理解我写作需求的人。她收集我高中读过的诗，并将他们认真地贴在剪贴本上，之后告诉我，她也曾是高中时代的诗人。“但我很逊，”她尴尬地说。“你很厉害，如果这是你想做的，就应该继续写下去。”她的教诲在我小时候轻如鸿毛，而今却重如泰山。
我再次注意到闹钟的嘀嗒声时，已经凌晨三点了。但我从未见过这样特殊的闹钟，它的表盘好像是…… 什么？留声唱片？我起身研究。
对的，一个微型发动机上安着一张古老的满转唱片，三个金色指针，还有数字粘在上边代表小时。又是一件艺术作品。我走近一点，认出了那张唱片，是贝特·肯普菲尔特的“非洲节奏”。
此刻，我失眠了，一位曾是我母亲的女人渐渐浮现在我的记忆中。她年轻又漂亮，充满了活力，她穿着一条红色缎面长裙，搭配着她最自豪的短背心。在我的印象里，她很小心地将唱片放在新米罗华牌唱机的转盘上，她咧嘴笑着转向我，张开了双臂。我左手牵起她的手，右手僵硬地放在她的腰间，她把手掌轻轻地搭在我肩上。那天是我与芭芭拉·米勒的第一次约会，妈妈和贝特·肯普菲尔特耐心地教我波萨诺伐舞。
这些记忆，比较温柔的记忆，深深藏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说服自己，如果我沉溺于这些美好的记忆，就会失去重心。我会被吸回那熟悉的怀抱，那不是慈爱母亲的臂弯，而是冰冷、低沉与沮丧的深渊。我让自己相信，仅有的这一切都是应得的。但今晚，这些场景记忆犹新，以至于我无力抗拒。
在喝水吃药前的这段时间里，我和妈妈仍然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收集绿色盾牌邮票，一起做花生黄油酱，一起讲笑话。当爸爸在椅子上睡着了以后，我给她拿来一个棕色鞋盒，里面塞满一打又一打黑白照片，都是些穿着过去的衣服的大人、少年老成的孩子、未经粉刷的房子，新买的汽车和几头骡子。
我从中拉出一张照片递给母亲。“妈妈，给我讲讲这张。”
她开始说，“这是你老姨奶奶，”就这么讲个不停。
母亲讲述一张照片时，不仅简单说说照片里有谁。在错综复杂的故事网里，每张照片都是一根重要的线索，揭示着我们到底是谁，为什么是这样。大萧条年代、自耕地贫困，然后是第一辆私家车，崭新光亮；瘦得皮包骨、饿得半死的姑娘后来变成一个漂亮丰满、烫着卷发的美女。我们的故事是有方向的，朝着希望走，没有一件事让人觉得沉重或可耻到不堪回首。
* * *
有两张母亲的照片一直让我很好奇。一个是她还是12岁的小姑娘时照的，看起来营养不良，伛腰曲背，就像一个快要放弃生活勇气的人。而另外一张，只是在这张照片的3年后，她很漂亮时髦，风情万种，她已决定不再变丑了。“约翰逊，我跟自己说好，再也不拍难看的照片了。”
一个人坐在小房间里，我放声大笑。那就是她拼命爬下床的原因啊——他们要带她去做胸片，但妈妈绝不让他们拍到自己难看的样子。
第二天，胸腔科医生把弟弟、父亲和我叫到一间小会议室，给我们看了胸片。他很担心，强烈建议我们给妈妈用呼吸器。我们同意了。
但没有人跟妈妈提及此事。
“不要！” 她的喊声仅仅是比耳语略大一点，但看得出来她是认真地。她挺直后背反抗着。 “我不想要!”
我和大卫跟她分析了利弊，胸腔科医生大声解释，爸爸靠在门口，点着头。
“我认识的所有遇到这种事的人，都没挺过来，”她气喘吁吁说。“这是死刑判决。”
她坚持认为自己会好起来，让我们别再强迫她做违背意愿的事。即使处于虚弱状态，她也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强大、最自主、最直接的一个，十分强悍。
那一刻我才对母亲的真实性情略有了解。一直以来我都以为父亲是强势的一方，一家之主。但是我想反了。看着母亲为生命而战斗，看着爸爸的失败和困惑，我确信，无需明说，他们早已敲定了——母亲让父亲，一个来自酗酒、暴力家庭的男人，拥有他从未有过的控制感，让他成为强势的人。
作为回报，父亲给了她自从拍摄那张可怜的农场照片时就梦寐以求的东西，换言之，被体面和被尊重地对待，如同她是个特殊人物。妈妈的醉酒丑态是我相当痛恨的，那不是自发的、不可预知的胡闹，而是经过战略设计的。每次突发事件都源于父亲的不尊重行为。一旦他违反约定，她就会出头，让他看看谁是真正的当家人。
我只看到他们为人父母的一面，而对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则一无所知。
* * *
母亲做了她打算做的事——她康复了。没人能解释原因，就像没人能解释为什么一开始她会病危。很快爸爸又像以前一样飞扬跋扈，而妈妈又重新成为“没头脑”。
* * *
直到我接受前代理人的建议后，我的小说才最终出版。我改了自己的名字，当然，实际上，我不需要那样做。我不确定小说上的署名是否是出生证明上的名字——约翰尼·约翰逊。在生物学信息上，我确信保留了性别中立和种族中立的特征。
我的经纪人是对的。 亲自把小说寄给几位个出版商后，我收到了四份出版请求。不需要改写，就有一个出版商准备签约。当然， 当他们来电时，我会告诉他们真相， 我是一名白种男子，但那时这已不重要了，他们已看过了我小说并喜欢它。
当第一位国家级评论员宣布“奥德尔，一名非裔美籍人，是在种族主题上绝无仅有的作家，有担当，愿意改变，”我有一种平反昭雪的感觉。我真的不喜欢提醒他们弄错了本人的种族。不管评论者的判断正确与否，这都是她能给予的最高赞扬。
小说出版几个月后，我开车送妈妈去杰克逊市的博物馆看凡尔赛旅游展。我们不得不在博物馆的咖啡厅休息之前，她坚持了一个小时。现在的她自我感觉很时髦，我向她推荐了拿铁咖啡， 她带着显而易见的成就感点了一杯。
她呷了一口，把咖啡杯放下，以惊奇的语气说，“唉，这么多年我都没考虑过那件事！”
我不明白她指的是哪件事。
“也许因为我再次看了你的书，一直保存着成长的记忆。我以为已经不记得那些事了。”
“比方说，什么事？”
“你了解你写到的那个女孩，以及她在农场的生活吗 ？我只记得跟她差不多大小时经历过的事。”
母亲接着跟我讲了发生在1940年代某个夏日午后的一件事，她父亲刚回到家，便把全家人召集到院子，他大费周章地让孩子们在谷仓外面从矮到高站成一排。孩子们以为要拍照，而且知道父亲有时从镇上回来买些糖和水果给他们，所以都兴奋极了，尽管这次他比平时喝得更醉醺醺。
他让孩子们不要动，然后就离开了，回来时手里端着猎枪，他说，将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杀死。无人敢动。
他摇摇晃晃，拿着枪，枪口对准年纪最小的男孩子。就在那一刻，他的妻子不知从哪儿跑了出来，尖叫着，用力扯下枪管。他打了她的脸，把她推倒在地，再次瞄准。
母亲平静而轻松地讲着故事，似乎正在告诉我怎样做香蕉布丁，或在指认老照片里的亲戚。而我恰恰相反，坐在那儿深感恐惧。
她又呷了一口拿铁。“你知道，约翰尼，” 她继续说，像是在做事后总结。“如果不是一个邻居骑马过来，我相信父亲会把我们全部杀死。” 她的笑很甜。
我所能想到的是,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了解你是谁，我永远不知道你付出了多少才活到今天、来到这里。我永远不知道为了生存，你花了多大的代价。我永远不知道你承受多少苦难、经历过多少次九死一生、许下多少秘密誓言。我永远不知道你必须遗忘什么。
也许对于一些确信无疑的事，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的放弃，但我也必须承认：你的未知部分像宇宙一样广大。无论你为生存花了多少代价、为活下去多少次委曲求全， 愿上帝保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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