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化变迁
国际传播的“国际化”阶段对全球文化的探讨奉“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ralism) 为圭臬。“文化帝国主义”指涉一系列宽泛且复杂的现象，其内涵及外延一直未有明确的界定。从总体上看，文化帝国主义强调的是文化从居于中心的“宗主国”向边缘的“附庸国”的单向流动：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伴随着其经济与政治上的霸权地位向全世界流通，将美国消费主义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散播到世界各地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国际传播的“国际化”阶段对于民族国家认同、传播格局现状的解读多依赖这一思路。具体而言，富裕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输出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将其社会文化价值观输出到发展中国家。在内容上，对国际广播电视节目的内容分析表明，从发达国家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品蕴含了对工业化、科技决定论和消费主义的大肆宣扬；在数量上，文化产品的跨国流动呈现为发达国家出口为主、发展中国家进口为主的局面；在质量上，发展中国家吸收由西方媒体制作的带有偏见的新闻内容，并借鉴其制作技术与方法。在“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框架下，世界关系被定格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其他模糊的、脆弱的世界各地文化的主导与剥削。
“冷战”结束后，国际传播方面的大量研究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不断挑战“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有关权力关系的阐释，质疑作为其基础的关于文化流动的连贯性与方向性的假说。在此基础上，“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逐渐成为新的研究框架。
文化帝国主义具有明确目的性和指向性；相比之下，文化全球化则是一个更为辩证的过程：第三世界国家对文化“舶来品”的吸收可能会产生正面的效应，甚至可以对外来文化进行批判性、创造性的解读。这就意味着文化全球化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从文化帝国主义的视角来看，西方强权国家、跨国公司、知识精英合谋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征服与剥削；而按照“文化全球化”的思路，西方国家多以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集权的角色进入公众视野，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角色更加隐晦。文化研究的奠基人斯图尔特-霍尔认为，文化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全球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大众文化”(豇obal—ss culture)而实现的“去中心化”的过程。他承认这一过程中美国和西方的霸权地位，同时指出，这仅仅是一种霸权的特殊形式而已，并非摧毁而是尊重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多样性。“全球大众文化”认可、划叟世界各地的特色文化，但其宽泛的框架仍然是美国式的。跨国资本并非简单地冲击或腐蚀本土文化，而是寻找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成功的运作方式。
从“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全球化”的研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全球一本土”二元对立视角的兴起和衰落的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在“跨国化”阶段的“文化杂糅…(cultural hybridity)理论中得以完成。“文化杂糅”理论彻底打破了“全球一本土”的二元视角，采用网络化的视角研究不同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势力在地方、国家和区域等层面上的多元共存，并探讨共存的形式和原因；不再片面强调远距离的民族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而是强调基于知识与经验的“世界公民”之间关系的发展和结盟。从本体论的视角来看，“杂糅”是媒体全球化的文化产物，是受制于社会政治与经济势力的传播活动；在政治层面上，“杂糅”作为一个权力较量的场域，是多种势力在其中不断冲突、竞争和协调的产物。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和“语境间性”(intercontextuality)，这两个概念是从杂糅理论派生出的重要的研究路径，它探讨了在媒体和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人们通过不同文本和语境之间的相互指涉和移用，形成共识，协调利益，最终达成“杂糅”的平衡状态。
身份认同
认同是个人建构意义、获得经验的来源。身份认同是个体建立主体性的过程，通过将自我与他人区别，人们不断实现自我认知。社会成员在“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过程中不断自主地、自为地建构起来的社会身份奠定了个体建构意义的基础。卡斯特认为，意义是社会成员对自己行为目的的一种符号化的认同。机构和个体都可以是意义的来源，但后者明显更强。人们通过围绕“首要认同”(primary identity)来建构意义，首要认同具有最强的时间持续性和空间延展性，并且为其他认同提供框架。所有认同都源于建构，认同的最终确立是各种势力和关系相互博弈的结果，囊括历史的、经济的、地理的、生物的、集体记忆等多方面因素作为认同建构的原材料，结合自身所处的时空环境而产生。卡斯特进一步提出，认同的创建者及其创建的目的决定了认同的内容、意义和边界，并由此提出三种类型的认同创建机制：合法性身份／认同(1egitimate identity)、抵抗性身份／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和创设性身份／认同(project identity)。纵观国际传播理论演进的脉络，国际化、全球化和跨国化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了上述三种类型的认同建构。
合法性身份／认同的建立是社会的主导力量不断自身合法化的过程。“国际化”阶段的研究中，对于“想象共同体”的民族主义以及对威权与主导权关系的论述均贯穿了对于合法性认同建构的剖析。合法性认同机制使各类组织和机构等井井有条，社会成员各司其职。这一机制不断将原有的主导性结构组织合法化。一系列国家机器——如政府、教会、工会等——实现了霸权统治，同时也维护了公民的合法权利。
“全球化”阶段的身份认同表现出混乱、碎片化、对抗性等特点。吉登斯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个人身份的构建同时受到全球化和本土化两种相反力量的支配，人们不得不在两种力量中做出选择或求得某种平衡。本土化的力量代表了民族国家中形成的整合连贯的合法性身份，而全球化倾向则摧毁了原有的合法性身份，使个人身份认同陷入混乱和碎片化的状态。卡斯特则提出了“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和“地域的空间”(space of places)两个相对的概念。他认为，存在着一个建立在新媒体信息技术之上超越国界的流动空间，全球精英们参与其中共同拥有一系列超越本身所在国家历史文化的普遍主义价值观念，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独特的身份认同。与此相对，大多数的人还居住在地域空间之中，受到本民族、本国的历史文化的限制维持其合法性身份。除此之外，另一群人则徘徊于两种空间之间，在不同的情境下展现不同的身份属性。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民族国家对自身领土范围内的主权和管辖权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其结果促进了抵抗性身份认同的产生，体现为部分社会成员对支配性力量的反抗。这些成员大多受到不公正待遇或偏见，因此兴起了群体性的抵抗运动，通过对主导力量的反抗以改善其生存环境。对抗性认同具有群体性特征，通过历史、地理或生物等因素规定的身份，如性别、民族、肤色、宗教等进一步明确了抵抗活动的边界。
“跨国化”阶段的身份认同表现出动态化、偶然性的特点。“创设性身份／认同”是这一阶段理论建构中的关键概念。区别于“合法性”和“抵抗性”身份／认同，创设、生身份／认同并不固定在某一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也不限于以性别、民族、宗教等固有因素规定的人群。相反，创设性身份是流动的，依特定的情景而产生的。世界主义倡导的对人类共同命运议题的关注成为创设性身份认同的目标。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民众因为共同的目标而集结起来，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和谐共存和“世界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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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对国际传播相关理论进行整理和耙梳，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统一的全面的理论框架，通过整合各种不同的研究视角梳理出国际传播理论的发展轨迹和传承脉络(见上表)。从总体上看，国际传播理论的演进经历了国际化、全球化和跨国化三个历史阶段。每一阶段都包括与其相对应的技术、国际关系、传播主体、组织结构、主要推动力、研究视角、哲学基础、文化以及身份认同。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某一历史阶段中国际传播的鲜明特点。其中技术、国际关系、传播主体、组织结构和主要推动力属于结构性因素，为国际传播的研究与实践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研究视角、哲学基础、文化和身份认同则从不同的维度揭示了国际传播研究演进的内在规律，这四个维度相互映衬相互支持，比较全面地描述了国际传播研究在某一历史阶段的主旋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虽然以三个历史阶段来划分国际传播的发展，但并不意味着此三个阶段在时间上有着严格的传承顺序，更不意味着后一个阶段的产生只能在前一阶段消亡之后。事实上，三个阶段虽然在产生时间上有先后之分，但其所属的研究价值和影响力一直存在，持续至今。在当前的国际传播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个阶段的研究轨迹同时存在并行发展，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当前国际传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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