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权制度留下的一大恶果，便是杀开国功臣。汉高祖刘邦登基后，共分封八个功臣为异性王，但这八个异性王在刘邦生前就被杀了七个。汉武帝时封功臣75人，其中坐事免、斩、自杀的36人。以后的明太祖朱元璋更是“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帮助他开国的功臣基本上都被其杀戮殆尽。武则天称帝后，既杀老功臣，又杀帮助她登基的新贵。即使动荡年代的五代十国，登基不久的皇帝同样对开国功臣大开杀戒。但也有例外的，汉光武帝刘秀便是其中一个君王。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称帝于鄗，改元建武。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刘秀荡平“更始”皇帝刘玄、“复汉”皇帝隗嚣、“建世”皇帝刘盆子，消灭西南边陲的公孙述，完成了天下统一的任务，史称东汉，刘秀则被称为光武帝。光武建国后，刘秀先后有三次大封功臣之举。如建武二年（公元26年）正月，一次受封就有217人；再如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四月，功臣增邑又分封，人数竟达到365人。然而，云集般的名臣、雨聚般的骁将，“皆保其福禄，无诛谴者”，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封建帝制史上的一个难得的记录。
举刘秀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的结局为证吧。汉明帝永平年间，明帝追忆当年随其父皇打下东汉江山的功臣宿将，命绘28位功臣的画像于洛阳南宫的云台，故称“云台二十八将”。这28人功劳盖世，地位尊贵，多得善终。如邓禹，他是刘秀称帝的首倡者，战功卓绝，居军师之位，封高密侯。明帝即位后又拜为太傅，卒于官位上，年五十七，邓氏家族也累世宠贵。如吴汉，任大司马率军转战南北振旅荣归，封舞阳侯。吴汉留任军职，“以功名终”，得到刘秀“终始倚爱之亲”，“吴氏封侯者五国”。如贾复，从征以来身披12创，未有败绩，封胶东侯。刘秀待其“恩泽甚厚”，罢左右将军后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如耿弇，多立军功，刘秀称其有胜韩信平齐之功，封好畤侯。罢上大军将后，以列侯就国，刘秀每有征讨大事，则“召入问筹策”，年五十六得善终。如臧宫，随刘秀征战表现出色，诸将多称赞其勇，历任太中大夫，封成安侯。其为功臣中少有的从政者，常见任用，得善终。
刘秀这么多开国功臣多得善终原因何在，是值得历史学家研究的一个大课题。历史上凡靠征伐而得以建立的政权，开国皇帝都难以避免面临如何安置开国功臣的问题。这些开国功臣和皇帝一起打江山，彼此知根知底，皇帝们有些不光彩之事，未免心虚难耍威风。功臣们和开国皇帝一起打天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或是执掌实权的重臣，或是手握重兵的悍将，他们卧榻之旁，新皇帝哪能安心酣睡？
刘秀
有史家分析，中国历史上开国皇帝处理开国功臣，比较典型的莫过于三种方式：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飞鸟尽，良弓藏”诛杀功臣的残酷方式；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开国功臣兵权的和平方式；还有就是汉光武帝刘秀“退武进文”收缴兵权按封就国的明智方式，即《后汉书·光武帝纪》谓东汉光武当朝“退功臣而进文吏”之举。其实，此举就是退武官而进文官，将建国时以功臣为核心的武官体制，改造为以文吏为核心的文官体制。
刘秀“退功臣”的过程进行得十分谨慎与策略。全国平定之后，作为武装集团首脑的功臣中弥漫着居功自傲的情绪，他们难免流露出对皇权的离心倾向。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功臣之间日益错综复杂的亲戚网络，更增添了光武帝制御功臣的难度。作为战乱中过来的皇帝，刘秀对此看得非常透彻，在其称帝之初“退武进文”之策就已显露端倪。刘秀称帝次年，即建武二年（公元26年），他在夺取天下尚未分晓时便大封功臣，同时诚恳告诫部将，切戒“放纵”。因刘邦诛杀功臣前鉴不远，刘秀的忠告很容易被部将接受。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刘秀第二次大封功臣，除一批食四县的侯爵外，大将军李通、贾复各食六县，但必须“上将军印绶”以“列侯就第”，不与国政。虽然这使得尚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将军们毫无准备，但将军们还是遵从刘秀的诏令，一手缴出将军兵权，一手接过侯爵印绶，按封就国。这样，“退武”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引起国家震动。
清末绘制的“云台二十八将”年画
与此同时，刘秀迈开了“进文臣”步伐。刘秀称帝的第十三年得来全国统一局面后，便急于进行了“进文臣”人事调整。其任务之一，就是把那些勋高震主的功臣以高赏易其权柄，更新为和平时期便于统率的官吏队伍。据史载，自建武三年迄于三十一年，相继出任大司徒的共有七人，其中六人都是文吏。同一时期的九卿之中，文吏更是占了绝大多数。刘秀对文臣有自己的特定标准，那就是通儒术，信符谶、没有功臣和国戚背景者，以确保听从政令。至于对功臣所担任的国家政务方面的职守，能换的换下来，不便换的就“虚”起来。其转换的最大动作之一，就是把“三公”变成名誉职务，而把实权集中于由他个人专断的尚书台。虽然三公齐备，但刘秀在位时先后进入“三公”的吴汉、邓禹、王深等功臣，从未行使过宰辅的权力。刘秀鉴于王莽以大司马职位篡权的教训，加强了对国家大权的独揽，将尚书台建成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把政权从中央政府引到榻前，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当然，刘秀的“退功臣进文臣”之举也有其局限性。应该说“退功臣”做的是成功的，一方面，退功臣没有引发政权动荡；另一方面，退功臣并没有削弱东汉的武装力量，因为一些年轻名将仍在军中，此后出现的镇压叛乱、边境战争予以了证明。这一点强于千年之后的赵宋政权，为防藩镇拥兵而采取“文臣换武臣”之策，致使弱国弱军，苟安于半壁江山。至于刘秀“进文臣”之举，史家多有非议。一是进了一批虔信谶文，编造纬书、密制图谶、进献符瑞、制造“天谴”的儒士，降低了官吏队伍的素质；二是尚书台职权畸形发展，遂成凌驾于百官之上的特权集团。
总体来说，刘秀推行“退功臣进文臣”方策，以和平的方式妥善解决了功臣权重的隐患，从而熄灭权臣之欲，避免藩镇之乱，为东汉争得八十年百姓生息、国家强盛时期，这是他比历代帝王高明之处。刘秀的开国功臣在完成历史使命之后，光荣退出政治舞台，“功成即退，挹而损诸”，岂不是功臣们最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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