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对荆轲之死则不存丝毫同情。“造端何其锐，临事何趑趄?长虹吐白日，仓促反受诛。”这等于责备荆轲有良好的开端，却无美妙的收场，简单以成败论英雄;接下去，他的非议更加升级，“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这等于指责荆轲为燕国灭亡的祸首。但稍加分析，道理上全然站不住脚，韩、魏、赵、楚、齐五国都很乖态，并未派遣刺客去刺杀秦王，不也都相继亡国了吗?燕国灭亡(公元前222年)在六国之中只比最晚灭亡的齐国(公元前221年)早了一年，由此即可见出，荆轲刺秦王与燕国亡国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刺秦也亡，不刺秦也亡，燕国无法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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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对荆轲不在第一时间刺死秦王，却要活捉他，也不以为然，“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荆轲确实想效仿曹沫劫持齐桓公的故事，劫持秦王嬴政，逼迫他签订归还诸侯领土的契约。这个想法确实有点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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