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本篇日记里，小王师徒传拓之碑位于原呈贡公安局办公大院内，也是以前的县府衙门所在地。相比此前的日记，小王对拓印的过程着墨渐多。可见他的小杂记风格写的逐渐成熟。
文末附录的原府衙图纸为原当地文管所所长李志敏同志绘制，按照已故文化馆第一任馆长晋琨回忆绘出。晋琨先生是李志敏同志的老师，也是小王（王晋凡）的外公，他也是呈贡县志的主笔。
二○二一 · 六 · 廿一 多云
原县公安局《改建呈贡县府碑记》小记
清早，我们发现《改建呈贡县府碑记》时，它正静静躺在原县公安局值守室旁，四周被水泥包裹，任人踩踏。断裂的右下角，下部的字口已经模糊。居中一点一点的、无论如何清洗也去不掉的黑色腥臭油污，像一个一个隐隐作痛的伤口，刺痛了我们的内心。
老人们说，呈贡在没拆城墙以前，算得上是全国最小的几个县城之一。
是否确实如此有待考证。而作为全县的政治中心，自明洪武十六年（1383）筑城以来，600多年间行政管理机构几乎均围绕着城内拥狭的县前街（即今龙城街首段与东门街全段）井然有序分布，并向后延伸至三台山南麓。直至2011年撤县设区才彻底打破这一状态。
其原因多不外乎：一，现成的建筑群，历代均有修缮增改，使用方便；二，依山势逐渐抬升，视野开阔，巍峨庄严等。
解放初，由“滇桂黔边区纵队滇中区护乡第八团”，（即呈贡护乡团，参与昆明保卫战），改组的呈贡县公安局便设置在明末至民国末的呈贡县府处。大概也是内有男女监室五个，便于关押“镇反”对象的缘故。
时过境迁，旧时的呈贡县府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作为呈贡区旧城重点改造（恢复）项目之一，对于了解它的制式是很有必要的。除了各种史料，《改建呈贡县府碑记》作为唯一幸存的实物资料，有着重要价值。
此碑为青石质，看起来并不十分大，因此我们只准备了六尺整纸用来传拓。清理碑面刷上白芨水，实际喷水上纸时发现整纸宽度较碑面略窄，但好在都能照顾到，不至于有遗漏。长度就差许多了。六尺纸拓七尺碑，自然要接纸延长。
接纸颇有讲究。首先需用同原料同批次薄厚相近的纸，使纸性（纤维结构、延展性、水饱和度等）相似便于操作。接纸时，将帘纹对齐（宣纸纹路），接口不宜宽于5毫米，切不可搭于字口任何位置。用意有二：一来相接处增厚微凸，上纸不稳易脱，若字口太浅则根本无法显现；二前因所致，多次上墨是必会造成接口颜色加重或颜色不足，不易调整，甚至造成泾渭分明的“墨钉墨线”（如死墨），是大忌。所以须接于无字处。
如时间充裕工具齐全，还应用竹签或镊子、针等，将两纸贴合处上下各挑去薄薄一层，形成“毛边”。具体原因除前述两点外，通过捶打可使纸张纤维贴合更为自然紧密。“非对日而观不能察也”。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关乎到日后的装裱及保存问题。
这般操作下来，基本同时打好字口，待七八成干时着手上墨。因为面积大，时有日照，湿度与时间是有限的，宋老师和我分别从两头向中间上墨，有条不紊地进行。终于在过了三道，手酸时结束取下。清晰且均匀。
此碑文字结体如魏碑，用笔奇特洒脱，方峻道劲，古意盎然。为目前我们发现并传拓的碑刻中的第一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为目前《改建呈贡县府碑记》最好拓本！一切都是值得的。
路过的原公安局退休干部刘大爷见此情景感慨道：“保护文物利在千秋！我1964年来到这时，这块碑还立在县府入口的八角亭内，大约在一个素面的碑座上。有三米多高。犯人被提审时看到这块碑，甚至会因其高大威严而双腿颤抖得无法走动，由干警搀进去。后来石碑被砸倒拖至水池边洗衣服，又将八角亭拆毁……”
我们总算得以歇下来仔细释读碑文。内容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呈贡县府的历史源流，改建原因“檐墙将颓，风雨罔庇”“本年度田赋撙节有馀”“裁局改科并入办公，旧有房舍不适于用”及筹备过程。历时三月，最终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五月，由时任呈贡县长的大理宾川人丁燕石主持，在二堂原址上建起二层楼房七楹。同时希望能够勤政爱民，有所作为。“……请勒碑文，永立廊庑。勿怠勿荒，县政斯举……”于是他请好友著名法学家，玉溪华宁人李良为之撰文（李为审判华东日军战犯百馀人的陆军少将，军事法庭庭长），同年六月刊石立碑。
世事难料，立碑后的三个月国民党反动派兵败如山倒，换了人间；而昔日的“缴匪功臣”，满手鲜血的丁燕石仓皇出逃，后转道至台湾。或许自知罪孽深重，此后的40年，他再未涉足政治，安于治学，终成一代学者。
只留得《改建呈贡县府碑记》在风雨中见证着历史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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