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从小就被教育过“四大发明”，说这四大发明是何等何等的伟大，如果没有它们，世界的科技发展将会延后多少年云云。这个推理若要成立，前提是中国的这“四大发明”必须首先在国内持续传播，然后跃出国门传到国外，特别是传到欧洲，成为了他们同类技艺的源头；如果这些发明在中国就早早失传了，别人第二度发明了同一项技艺，我们就丝毫没有资格去要他们认他们所不知道的“老祖宗”。我认为活字印刷术就是属于这种情况。
“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说法，很遗憾只有一个孤证——北宋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里的一篇笔记。此后对这个故事的叙述，全部引自《梦溪笔谈》，而且我们没有出土过任何这种泥活字印刷的文物，既没有印版，也没有印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事？我觉得分析梦溪笔谈的文本恐怕会揭示出一点端倪。这里我们假定梦溪笔谈的记载是真实的，虽然这本书也记载了不少荒诞离奇的东西。
关于“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全部文字出现在《梦溪笔谈》卷18《技艺》一章。为了便于阅读，引用该段落白话文翻译如下：
【用木板刻印书籍，唐朝人还没有广泛运用。自从五代冯瀛王开始用木板刻印五经，以后的经典书籍，都用木板刻印。庆历(1041-1048)年间，有个平民叫毕升，创造了活字印刷的技术。方法是用胶泥来刻制活字，活字的厚度薄得象铜钱边缘，每个字做成一个印，然后用火把它杀硬。印刷前先准备一块铁板，在这铁板上面铺上松香、蜡和纸灰调和成的药。要印刷时，就把一个铁框放在铁板上，在铁板里将字密密的排上，排满以后，拿到火上烘烤，等到药物有点熔化，用一块平板在活字上面一按，整板字面就能平得象磨刀石那样。如果只印两三本书，这种方法不算简便，如果印上几十、几百以至几千本，那就非常快速。通常是准备两块铁板，一块板在印刷，另一块板则另外排字，这板才印完，第二版已准备妥当，轮流使用，转眼间就印好了。每个字都有几个印，例如“之”、“也”等字，每个字有20多个印，以便准备一板内有重复的字时使用。不用的时候，就用纸贴上标签，按每个韵为一类，放在木格里保存。如果碰上不常见到的字平时没有准备好的，可以马上刻制，用草火来烧它使它变坚硬，转眼间就做成，不用木头来做字印的原由，是因为本纹有疏有密，沾上水以后就会凹凸不平，而且和药物粘连在一起，不容易取下。不如用胶泥制的好，用完把字板放在火里烤一下，让药物熔化，用手拂去后，字印就落下来了，一点也不会沾污。毕升死后，他的活字传到了我的侄子们手里，到现在还珍贵地保存着。】
这一段话对毕升怎么做活字版的描述倒是比较生动，我们就是凭这短短的一段，提炼出了“伟大的四大发明”之一。但是我们却无视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所包含了重要信息：毕升死了之后，他的活字传到了沈括侄儿手里，然后——这里是关键——被雪藏起来了。沈括的侄儿从来没说“这个活字印刷非常好，是世界级的伟大发明，我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而是把它雪藏起来了。沈括也没有提醒他侄儿，“这是世界级伟大发明，一定要发扬光大哦，你把它搞成家庭博物馆收藏品干什么？”
根据这句话的信息，再加上明白无误的考古事实，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判定：毕升的活字印刷术在他死后立刻就失传了。沈括的侄儿能得到毕升的活字作收藏品，想必他们和毕升应该有一些关系，说不定是亲戚。沈括和他侄儿都有一定社会地位，当时应该算是达官贵人了，而且沈括今天还被封为“大科学家”。毕升虽是平民，但要想通过他们来发扬自己的活字印刷应该不是太难的事。然而，沈括晚年的笔记对毕升活字印刷术还在使用一事只字不提，对活字印刷术已经传播开一事只字不提；他提到的和上面两项情况完全相反：活字印刷术被侄儿雪藏了。这说明什么？要么“大科学家”沈括及其侄儿根本不“识货”，竟然不觉得毕升的活字印刷术是世界级发明，只觉得是社会上的一件奇技，顶多“志怪”一下就行了，人走茶凉后，也只配作收藏品。或者沈括等认为这个活字印刷术其实根本就不实用，还不如拿毛笔写的快，从他的描述换版过程来看，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样一个在沈括及其侄儿手里就失传的技术，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地“影响到”四百年之后的欧洲人古登堡，让他只能“改进”而不能发明活字印刷术？
至于现实中的中国的印刷术是怎么来传承的，国际学者的记载是由西方传教士从欧洲和美洲带过来的，最先是在葡属殖民地澳门建立了印刷作坊，后来拓展到广州和宁波。（Reed,Christopher A.: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1876–1937,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Vancouver 2005,ISBN 0-7748-1041-6, pp. 25–87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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