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川东地下党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原华蓥山游击纵队司令员陈伯纯老人，于2008年1月4日中午12时许因病逝世，享年89岁。
到1948年初，由陈伯纯、陈立洪、陈子伯等人在金子乡发起组织的农会，在党组织的统一筹划下，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已扩展到合川、武胜、岳池三县全境，发展有两万多农会会员，为武装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合川县金子乡是中共地下组织长期经营的一个据点， 1948年2月底，陈伯纯因在金子乡暴露转移到广安后，党组织仍在金子乡坚持活动，积极做武装起义的准备。
1948年7月下旬，第七工委书记徐庶声到金子乡传达了罗渡会议精神。8月22日，王璞和第八工委委员罗永晔来到金子乡嘉陵江边王禄方院子，召开紧急起义的会议。在广安县观阁起义受挫后，奉命回到金子乡的陈伯纯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8月25日在金子乡和毗邻的泥溪乡、武胜县真静乡同时起义；起义队伍番号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四支队”，陈伯纯任司令员，王璞兼任政委；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由王子云、秦鼎负责，二中队由张伦、陈自强负责，三中队由楼阅强、符其燮负责；起义时，一中队攻打真静乡，二中队攻打金子乡，三中队攻打泥溪乡。会后，各中队积极进行战斗准备，支队宣传组抄写了由罗永晔起草、王璞修改的《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四支队宣言》和标语口号。
8月25日，一中队一百余人在张伦和秦鼎的率领下，从金子乡向真静乡进发，在暗中控制了真静乡两头的通道后，一部分游击队员伏击本应由县城回乡的乡长康宁未果，便于中午冲入乡公所，将正在吃饭的乡丁们俘获，收缴了全部的枪支弹药，但住在隔壁的乡长老婆和乡队附却闻讯逃脱；另一部分游击队员则冲到街上，将正在茶馆里打牌的副乡长李绍清抓获。二中队二百余人在陈自强的率领下，兵分两路：一路收缴地主陈谦之、陈滋生等的枪支弹药，另一路进攻金子乡公所。进攻乡公所只是一种假象，游击队到了金子乡场上，早已秘密参加武工队的14名乡丁便携枪加入起义的队伍，统战对象的乡长陈缉熙也交出短枪随起义队伍出走。一、二中队分别在真静、金子两乡取得胜利后，都砸烂了乡公所的挂牌，扯下国民党的旗帜，烧毁了文书档案，并开仓济贫，两乡的群众也都涌上街头，欢呼雀跃，拥护和支持起义。然而，三中队九十余人在楼阅强的率领下，却未能实现攻占泥溪乡的原定计划，泥溪乡的乡丁班长李锦云本来答应与游击队配合，但是在行动前突然向乡长告密，因此敌人做了防御的准备，楼阅强见奇袭不成，只好带领游击队回金子乡集中。
8月26日，集中在金子乡二郎庙的三个中队和前来要求参加起义的群众达千余人。王璞、陈伯纯等领导决定动员没有武器和年龄较大的农民回家，留下的四百余人编为一个突击队（王子云任队长）和一个大队（楼阅强、陈自强分别任正、副大队长），向武胜县城方向进军。部队于中午到达武胜县城对岸的黎家花园时，中心镇长康良和武胜县警察中队长黎守成带领镇丁、警察前来堵截，游击队立即组织反击，吓得敌人闻风丧胆、慌忙逃窜。随后，游击队经街子、凤凰、仁和、罗家等乡，于27日抵达泰山庙。28日晨，游击队向武胜县石盘乡进发。
9月2日，王璞、陈伯纯等人率第四、第三支队到达三元寨，与蔡依渠、蒋可然带领的第八支队部分人员汇合。这时的武装队员有400多人，配有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和一些手榴弹，士气高昂。由于党组织对群众进行了长时间的工作，三、四支队刚到，群众便杀猪宰羊、送菜送柴，热情慰问起义军指战员。
当晚，王璞召开干部会，对形势进行了分析。他说：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已全面展开，我们华蓥山游击队为了配合解放军进川举行武装起义，并在战斗中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必然会震动四川和南京政府，敌人一定会继续派出部队来进攻我们，我们要以顽强的战斗精神，粉碎敌人的进攻，拖住敌人兵力，支援正面战场。王璞的讲话使大家深受鼓舞。会上决定将合川、武胜、岳池三个县集中起来的第四支队、三支队、八支队统一合编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游击队”，王璞任政治特派员兼政委，陈伯纯任司令员兼副政委，王屏藩任副司令员兼前线指挥，蔡依渠任政治部主任，陈缉熙任参谋长；下设三个大队，由张伦、楼阅强、陈自强分别指挥；一个突击队，由秦鼎任队长、蒋可然任指导员。这时，敌“内二警”、南充专署保安大队和岳池、武胜、广安等县的警察中队、自卫队共计二千余人，由重庆警备司令部少将部员樊龄和南充专署保安司令部潘勖铭分别任正、副指挥，分头向三元寨合围。游击队侦察员报告这一情况后，司令部立即作了部署，各大队按照命令进入阵地，准备战斗。
9月3日早上，敌人开始进攻，游击队凭险固守阵地，战斗一直持续到4日晚，打退敌人十余次进攻，敌死伤颇多，而游击队则无伤亡。鉴于敌强我弱，游击队的粮食弹药补给困难，无法长期坚持，4日晚10点左右，王璞等领导决定向金城山突围。半夜，天空下起了小雨，游击队分成前后两队突围。王璞、陈伯纯、王屏藩等率领前队一百余人，从后寨门下山，经陈凤桥向金城山前进。
张伦、楼阅强、陈自强等率领后队二百余人，走到陈凤桥头，因与前队失去联系便未过桥，而打算经罗渡乡上华蓥山，但没走多远，侦察员回来报告说罗渡乡有敌重兵把守，后队又改道经岳池县万寿、太平等乡向武胜县清水铺前进。途中，楼阅强掉队迷路，在岳池县红安桥被捕；游击队员陈金山、陈佰川在万寿乡分别被敌哨卡和清剿队抓捕杀害。张伦、陈自强率队行至武胜县清水铺，考虑到与王璞、陈伯纯等领导失调联系，为保存力量，决定暂时化整为零，分散隐蔽。
王璞、陈伯纯等所率领的前队，来到金城山麓的天坪寨时，蔡依渠因脚肿得无法行走而离队。这时又发现山上驻有敌军，便回头向武胜与合川交界方向转移。9月7日，游击队到达石盘乡木瓜寨，武胜县长张洪炳和岳池县警察局长魏仲枢闻讯后，带领警察中队及乡保武装五百余人，在下午3时将木瓜寨包围。此时，游击队已连续转战半个月，由四百余人减至五十余人，指战员都极度疲劳，但战斗打响后，仍英勇顽强。当得知敌军强逼乡丁在前冲锋时，王璞即令政工人员同五个俘虏喊话，并释放了俘虏，瓦解了敌军的士气，战斗缓和下来，突围仍有希望。
9月7日黄昏，王璞与陈伯纯、王屏藩等正在开会研究对策，一游击队员不慎手枪走火，重伤王璞的腹部，当即昏倒，因缺乏医疗条件，只能用白药敷住伤口，在场者无不为之饮泣。王璞醒后，忍痛向陈伯纯、王屏藩说了句“分散隐蔽......”就不能言语了。接着，游击队员们抬着王璞从后寨门往外冲，准备将王璞护送到嘉陵江边，再由水路运至重庆抢救，反复冲了两次，均被敌人火力压回，王璞终因流血过多而壮烈牺牲。半夜，游击队突围，将王璞的遗体藏在石岩里，次日被敌人发现，凶残地割下了他的头颅，悬挂在石盘乡场口的一棵槐树上“示众”三天，但附近农民却偷偷取下，葬于杨槐树之间。
五十多名游击队员从木瓜寨突围后，向石盘乡方向转移，陈伯纯和王屏藩研究，决定分散隐蔽。
陈伯纯经沿口乡搭木船到了重庆，再通过关系去铜梁县，找到中共川东临委唯一幸存的领导人萧泽宽，汇报了广安县观阁镇、合川县金子乡起义的经过和王璞牺牲的情况，党组织安排他转移到川南，坚持斗争。王屏藩则绕道潼南、璧山县，去重庆找到了党组织，随后被安排到下川东万县地区继续战斗。
1948年10月11日（农历九月初九）是个赶场天，下午，中共铜梁工委委员游文俊匆匆跑来向萧泽宽报告：据敌人的情报讲，陈伯纯坐滑竿往斑竹场方向去了，而且还形象地说，陈伯纯光头、戴博士帽，滑竿上绑了一捆草鞋，前面挂了一盏灯笼。警察和保安队正准备去抓捕。
原来陈伯纯在9月7日深夜从木瓜寨突围后，因敌人搜索严密加之脚部受伤，就在附近一处农家水碾房下躲藏了一天。后来的途中，陈伯纯巧遇自己的一个学生，便在学生家住了一夜，然后又在沿口乡搭运米的木船到了重庆表妹家隐蔽养伤。这时，国民党在报纸上宣称抓到了“华蓥山匪首陈伯纯”，其实抓的是金子乡的继任乡长陈缉熙。陈伯纯见重庆形势险恶，大叛徒刘国定又认识他，脚伤稍有好转便再向铜梁县转移，想通过在该县斑竹镇小学教书的妻子、共产党员张岚星寻找党组织。
不曾想，陈伯纯坐在滑竿上，走在铜梁县巴川镇西门的裱褙街，在路上被国民党师管区的一个参谋、他过去的同学发现，当时看到滑竿边有不少行人，以为是游击队员，没有行动，实际上这些人是赶场回家的农民。此人为获得“悬赏匪首陈伯纯人头”的重金，急忙向县政府、警察局告密。警察局立即向银行要求拨款以便派人去捉拿。
萧泽宽听了游文俊的报告后立即布置：
一、要求担任县银行经理的游文俊以没有县长签字不能借款为由，拖延警察和保安队出发的时间；
二、要求任巴川镇镇长的地下党员阮绍成出面与敌人周旋，也是设法拖时间；
三、派有“铁腿”之称的工委委员杨德进迅速赶往四十里外的斑竹场向陈伯纯报警。
四、派一个同志到安居七佛寺路边的茶馆喝茶，万一敌人追过来询问，就说看到滑竿顺着公路走了。
结果，拖延了几个小时，警察局才拿到钱。
陈伯纯一路急走，走大路来到铜梁西部的侣俸，又顺着石板路来到斑竹场，到了斑竹玉清小学，妻子张岚星又惊又喜，赶紧烧水叫他洗澡。陈伯纯吃过饭休息，张岚星正在洗他换下来的衣服，两人正在说话，突然，杨德进大步来到学校里，径直到天井张岚星的宿舍。陈伯纯大吃一惊。杨德进喘着粗气，三言两语一说，要求马上就走，而且要张岚星也马上转移。三个人很快就锁好门，悄悄离开，沿着小路绕道平滩附近永乐桥到六赢山，经过土桥、庆隆、蒲侣，陈伯纯去了川南。张岚星去了江津。
杨德进终于赶在敌人前面截住陈伯纯，并将他带回铜梁县城附近隐蔽，使之化险为夷。
萧泽宽见到陈伯纯后，陈汇报了王璞牺牲和起义失败的经过，证实了另一参加起义同志此前所说的情况。考虑到陈伯纯在铜梁、潼南一带无法活动，张岚星也有暴露的可能，因此萧泽宽决定由廖林生把陈伯纯带到川南，而张岚星则转移到江津，分别参加当地党组织的工作。张岚星到江津后，通过周平安排，由刁光明爱人漆宗婉出面认作川东女子师范的同学，化名唐明清，继续以教师身份掩护革命工作。
1948年9月，合川华蓥山金子沱武装起义打响，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起义失败，组织者决定撤退转移。其中，川东民主联军（即川东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司令陈伯纯转移到了铜梁。因工作需要，川东临委准备将陈伯纯转移到川南去，但街上敌人沿街搜捕，情势紧迫，陈伯纯便与接他转移的川南工委成员廖林生以及护送他们二人的川东特区武装委员吴亚东当即离开合川，经天锡、虎峰、大庙、永嘉，到了板桥的彭家福家。
从板桥赶场回来的彭家福，见三位陌生人坐在离他家不远的香樟树下，疑云顿生。迟疑片刻，彭家福硬着头皮主动搭讪。通过交谈、弄清原委后，彭家福赶紧将他们接到家中，并安排暗哨，确保安全。几天后，陈伯纯一行人踏上了去川南的征程。他们走后，彭家福立即到铜梁县城向铜梁中心县委委员游文俊汇报了情况。
肖泽宽回忆：
当姜伯言传达起义决定后，我们即着手准备，考虑到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如果失败了就要组织收容，安排善后。就在姜伯言走后二十多天，约在9月上旬，我在铜梁，在一个赶场天，游文俊急急找我汇报说，陈伯纯来了。是国民党师管区的一个参谋、陈伯纯过去的同学向伪县政府、警察局报告的。当时说得很形象：陈伯纯坐在滑竿上，滑竿上绑一捆草鞋，前面挂一架灯笼，往斑竹场方向去了。县政府、警察局赶紧派保安队和警察去追捕陈伯纯。当时我们的人游文俊在县银行当经理，阮绍成作巴山镇镇长。警察和保安队出去抓人，要钱要饷，向县银行借钱，我们一方面由游文俊以要手续齐备为名，非县长签字不可，拖延时间；一方面由阮绍成出面和警察、保安队的人周旋，也是拖延时间。同时派杨德进赶在前面去通知陈伯纯。从铜梁到斑竹场四十里路，两个小时就赶到了，终于抢在警察、保安队之前截住了陈伯纯，避开了敌人的追捕，又把他带回铜梁，安全隐蔽在李湘石家里。我到李湘石家见到陈伯纯，他汇报了起义失败的经过，并说王璞 同志在起义中因身边的同志手枪走火，已经牺牲。在此之前，已有参加起义的川教院学生赵克家到铜梁斑竹场，两人所述完全相同。考虑到陈伯纯在铜梁、潼南一带无法活动，乃决定由廖林生同志在11月间把他带到川南工作。
由于刘、冉的变叛和上川东起义失败，造成了川东地下党的大破坏。这个过程，从1948年4月到9月，前后经过了将近半年，9月以后形势才开始稳定。当时川东临委所属组织，除我直接领导的川南工委、涪南工委和长寿、铜梁、荣昌等县，以及黔北组织基本保持完整外，其余各地大部遭到破坏，或受到严重牵系，需要重新清理。这时邓照明在重庆，我们无法联系，不通情况。他积极主动地对上、下川东和重庆地区的组织，分别清理，恢复联系，安排善后，重新聚集力量。我在铜梁一带也作了一部分工作。我曾通过川南的组织派人到重庆找邓照明，他于9月中到上海找钱瑛，没有找着，11月回来，通过川南组织的联系到铜梁来，我们接上了头，汇集了情况，交换了意见，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定在农村不再搞大的武装起义，在有条件的地方搞小型武工队；也不大量发展党员，注意积蓄力量。此时，重庆、川南、上下川东各地组织均已经过清理，建立了联系。
在此之前，在华蓥山起义失败，王璞牺牲后，我曾和姜伯言研究如何找上级领导的问题。大概是10月或11月，我派姜去南充。拟通过南充川西的党组织商量我和“川康”的负责同志见一面，互相交换情况，商讨如何与钱瑛取得联系的问题（因我们不知道钱瑛的通讯地址）。但经过姜伯言的努力，毫无结果。后又听说李维嘉在遂宁，他和川西的同志熟悉。我又派姜伯言到遂宁找李维嘉，也未找到。
在铜梁，我和邓照明研究当时形势，认为我在铜梁已有些暴露，决定离开铜粱，转移到江津。铜梁的党组织是1948年初王璞派熊伯涛、敖明富去清理的，通过近一年的工作，当地的老党员经逐个考察，能恢复关系的已经恢复，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铜梁的党组织和党员同志这一时期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他们在支援川东临委领导，掩护川东各地到铜梁的干部，安置华蓥山起义失败后撤退下来的同志，组织交通联络站，以及为川南的武工队提供经费、枪支等各方面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我离开铜梁时决定，铜梁工委由游文俊、杨德进同志负责，熊伯涛、马叔静、张兰星随我到江津，调敖明富到重庆工作。
1949年1月，张兰星、熊伯涛先后调去江津。张兰星在江津刁家场作基层工作，熊伯涛与在重庆的谢长琮通过一个统战关系（江津县粮食局会计主任和双和乡征购主任张孝昌），在江津组织了一个字号，作为我们的掩护，同时开辟经费来源。在我离开江津前决定，将来川南的经费由江津方面来筹划，如有必要，可以将李培根从川南调到江津。这时江津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县级领导机构，分别由我联系。
解放后，陈伯纯老人在四川省计划委员会担任综合平衡处处长、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务，参加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因当时的极左路线，在历次运动中多次挨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惨遭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平反。离休后享受正厅级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