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以下简称三八五旅）驻防庆阳[ 指原庆阳县，包括现在西峰区的行政区划面积，下同]八载，遵从兵团指令，牢记驻军纪律，强化军政教育，“有理”反对磨擦，重拳打击敌匪，搞活工农经济，破解围困阴谋，维护时代喉舌，保航新政示范，建立野战医院，进行救死扶伤，以其威武之旅的光辉形象跃然纸上，以其文明之旅的军民情意留传陇原。纵观其留守岁月，功绩卓著赫然，不能泛泛而论。故单就三八五旅对庆城卫生事业的贡献予以探讨，以此展现英绩，昭示后人。
根据《庆阳县志》记载，“三十年代初，庆阳县医疗卫生事业落后。全县仅西峰有公立医院一所，有病床10张，医务人员11名，医疗器械也很简陋。私立药铺多分布在城镇，以售药为主，个别药铺有坐堂医生。在庆阳城有‘庆寿堂’‘寿世堂’‘同仁堂’等较大的药铺。西峰镇有‘清泰和’‘林春堂’‘济民堂’‘仁义堂’‘厚德堂’‘永升堂’‘金生堂’等药铺12处。什社、董志、驿马、马岭也有私立小药房。边远山区治病困难，主要靠走乡串户的游医。由于缺医少药，贫苦人家身染疾病，或求神问卦、或设坛招魂、或听天由命” [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第428页。]。由此可见，庆城县虽然是华夏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是中医鼻祖岐伯的故里，历史上有许多名医传世，可在三八五旅进驻之前，全县卫生事业整体落后，形势不容乐观。总体表现为：一是官办医疗机构少。国民党统治时期，只在西峰设官办医疗机构一处，设备简单，条件简陋，医生少，技艺差，无法满足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二是民营药铺分布不均衡。从资料记载来看，当时庆阳虽然开设的药铺比较多，但大都集中在城镇，主要经营中草药，服务于官宦士绅，一般民众患病根本看不起。三是农民文化素质低。当时的庆阳农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农民文化素质低下，封建迷信盛行。除个别患者找江湖郎中看病外，绝大多数患者或拖延时间自动回复，或求助于神婆、阴阳、法师等，生命安全根本得不到保障。四是中央红军教导师1936年12月移驻庆阳城后，虽然在庆城北街设立卫生所，进行免费医疗。但因缺少医生、药品单一、规模较小，医疗救治仍然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缺医少药的状况没有得到有效改变，依旧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在这种恶劣的医务环境下，1937年10月，三八五旅旅部进驻庆阳城。为了及时开展医护工作，旅军医处在处长秦梓真[ 又名秦光远。]、主任秦玉蒲的带领下，在医生郭士俊、司药马政清、护士班长冯全都等20多名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庆阳城马祖庙迅速设立起来，与七七0团卫生队（设在驿马关）及随后归属三八五旅建制的警备二团卫生队（设在曲子）、警备七团卫生队（设在合水）的医务人员一道，就地取材，自制器械，炮制药膏，学习技能，提高医护水平，及时救治伤员，赢得了驻军的赞誉、民众的传颂。据当时在该军医处当护士的代凤章回忆：缺少医疗器械，医生就用木料、牛角、玻璃瓶等物制成圆边视野镜、血球升降器、切片器和牛角听诊器；没有消毒器械，他们就用蒸笼、铁槽代替；没有凡士林，他们就用猪油顶替；她们为了学会静脉注射技术，先用汽水在狗身上练习；她们为了克服缺药的困境，白天上山采集中草药，晚上加班加点炮制，制出的“桂皮酊”“杏仁酊”“二华酊”“甘草粉”，不仅畅销陇东，在陕甘宁边区也颇受欢迎，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三八五旅军医处及其下属的卫生队员，以其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用平凡的双手，创新的举措，支撑起了庆城卫生事业的框架。
1939年9月，三八五旅军医处与中央红军教导师二所医院（原址在石家湾，有医务人员30多人）合并，改为八路军三八五旅卫生部和野战医院。卫生部由秦梓真任部长，主要负责野战医院、警备二团、警备七团和七七0团卫生队的行政领导工作。野战医院设在庆阳城马祖庙，由姚铁龄任院长，秦玉蒲任医务主任，有医生4名，护士20多人，主要接收三八五旅所属部队的伤病员和陇东地区的病人。1940年，秦梓真、姚铁龄相继调离，调来徐德、钟期分任部长和院长。1941年，徐德调走，由钟期任部长，谢登鸿任院长。为了强化医治技能，提高救治水平，经向陕甘宁边区卫生处申请，从白求恩和平医院调来王抗博、袁广玉、张永鹏、米洛（外国人），分任外科、内科、手术室、传染科主任，使野战医院完全可以做胸腹腔等大型手术，使该院的技术水平和医疗能力得到了大大加强和有效提高。为了传承医道，树立威信，三八五旅野战医院要求医务人员不能对病人发脾气、不能占便宜，举止要慎重，言词要清楚。为了解决住院部紧张的局面，野战医院医务人员在庆阳城西河湾，自己动手，挖了十几孔窑洞作为住院部。正是这种患者至上的高尚医德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使得三八五旅野战医院名扬陇东，声震边区，就连处于白区的西峰等地也有病人前来就医，这从1944年6月6日《解放日报》的一则报道中就可得到证实：此间驻军野战医院及各团卫生部门，自去年2月以来，给群众治好大小病200人，为群众节省医药费15万[ 法币，下同。]余元。正是这种强强联合，不断充实，才发挥了集中优势，使庆城的卫生医疗资源得到了极大利用。在当时时局条件下，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为了支援地方卫生事业的发展，1942年，三八五旅野战医院选派马增寿、潘志华两名中医协助王天元、高天喜在庆阳城中街建立起庆阳县人民保健药社（也称利民医院）。这个药社建立起来之后，主要开展防治疾病、清洁水源、食具消毒等的宣传工作，同时为群众治疗一般疾病。由于这个保健药社建立的早，宣传工作比较到位，使庆城广大民众及早认识到了讲卫生的好处，有病知道找医生，不在被动的消极等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封建迷信的盛行。这在随后发生在现庆城县翟家河乡野狐沟一带的猩红热、马岭镇一带的流行性腮腺炎、驿马镇一带的麻疹等传染病的防治中，他们用科学良方，精湛医技，挽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其实绩在庆阳民众中得到了有力见证。
1943年后季，三八五旅野战医院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庆城驻地军民，改名为陇东分区医院，钟期任院长。据资料记载，三八五旅野战医院改名后，“为群众服务成绩更加显著，庆阳、合水、镇原有27名重病人到医院看病，医院替他们节省药费233000元。另外。今年有23名群众到门诊部看病，共给病人节省药费210000元。据该院郭主任谈，今年病人特别多，由于医院为群众治病影响的扩大，现住院的病人和群众共计200余人，平均每天到门诊部看病的有80人左右。其中群众就占一半”[ 1944年6月6日，《解放日报》第二版。]。由于其成绩显著，1944年11月，该院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卫生系统先进单位，在边区文代会上荣获普通集体奖，这在当时的边区也不多见。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陇东分区医院又分为野战医院（院址在东华池，院长谢登鸿）、预备医院（院址在华池县的田家河，院长罗克）和随军医院。1947年解放战争爆发后，这三所医院全部随军作战服务。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野战医院部分医务人员返回庆阳成立了庆城卫生所和庆阳县人民保健药社。1953年，庆城卫生所改为庆阳县人民医院，庆阳县保健药社改为庆阳地区人民医院。
岁月逝去，功绩依在。正是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由三八五旅在庆城建立起野战医院，通过庆阳党政军民共同的帮助，全体医务人员的齐心努力，医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设备从简陋到精密，药品从单一到齐全，医技从薄弱到精湛，一步步走过了那段烽火如烟的困难岁月。正是他们这种不惧困难、勤学苦研的精神，默默奉献、矢志不渝的乐观态度，崇尚生命、关爱健康的职业情操，甘洒热血，执着进取，行医制药，救治黎民，既保证了全体驻军的身心健康，又极大地救治了驻地患者，开辟了庆城地区医疗事业的广阔天地，奠定了庆城地区卫生事业的坚实基础。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