峁家堡子在彭阳县新集乡，属于红河上游。一九三六年红军西征部队过来后，为团结抗日，建立了“救国委员会”，并发展了一部分地下党员。从一九三九年开始，就成立了接待我地下工作人员的交通站，现就我所经历的几个段落介绍如下：
一、从接触红军到我入党后的第一阶段工作
一九三五年故历八月间，中央红军过来时，人们对红军一点不了解，所以一听说红军来了，就全部跑了，随着红军的宣传和具体活动，就慢慢消除了原来的恐惧心里，对红军的认识也就逐步加深了。
红军对贫苦人民特别关怀，所以，红军过后，劳苦大众对红军更加怀念。红军的大部队过去之后，流落了一部分红军伤病员，我看到这些人很苦，他们的身体特别瘦弱，对我的思想感动很大，因此，就以积阴德、干好事，行善的心理出发，给他们给吃的，晚上还叫他们住下。
一九三五年古历九月间，一个流落红军到我家，是个江西人，他是因病无法随大军流落的，名叫谢正才，在我家里休息了半年多，在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之后，于一九三六年古历初六日离开我家到陕北去了。谢正才同志在休养身体期间，经常给我讲述红军的性质、任务和北上抗日的革命道理……通过和我半年多的相处。我和谢正才的感情深厚了，对红军的认识也深刻了。
谢正才同志和我临别的时候。双方都感到有些难分难舍的心情，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在你家里住了半年多时间，你对我和亲兄弟一样照顾，所以，我的身体恢复的很快，按说，应当给你些报酬。但你也知道，我没有钱。他接着说：我看你是个很厚道的人，我现在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在党回来的时候，你找政治部就行了。谢正才还说：我在中央政治部搞后勤工作：为了防止组织上不承认你是共产党员。我写个条子你把它保存下。他就写了一把掌大的一片纸条子交给了我。
一九三六年古历腊月间。红军西征部队的先谴队过来了，是一个连的兵力。是前边筹办粮草的，连长姓李，我就找了李连长，将谢正才同志介绍我入党的情况，给李连长说了，李连长听了我的介绍后，就承认了我的党员，就和我研究了筹备粮食的情况。李连长说：咱们的西征部队马上就来了。大部队一到。首先要有相当数量的粮食作供给，如果筹备粮食的任务完不成。就有影响了……我根据峁家堡子和石家沟口一带当时有粮的富户，排了个队，当时放大账。掌握百石以上粮的户有：于家河的于连川家、毛柳湾的张家、卧牛坪的李世昌家、王家沟的王培俊家、后川的马占山家……这些人家，都是多年放债的大富户。他们每户拿出几十石粮是没有问题的。李连长听了我的详细介绍后，特别高兴，他将这些大财东家的情况作了详细的纪录，还将这些户的分布情况和交通状况绘制了个草图。完成粮食的摸底情况后，连长就马上到军部做汇报去了。
二、迎接西征部队成立“救国委员会”
一九三七年古历正月二十三日红军西征部队过来了。当时声势很大。广大劳动人民欢天喜地的奔走相告。但财主们愁眉苦脸，思想压力很大，特别是那些不法财主和对人民比较苛刻的乡长、保长等，更是十分忧虑。惊慌失措。
由于我和红军先头部队的李连长作了公开的接触，所以一听说红军大部队正式过来的消息后，那些财主和一些大商人，连夜找我说：老赵！上次红军来时。你和他们接触。你已经能答上话了，你再给咱们很好应付一下。叫他们（指红军）不要抢人了（恐怕没收他们）反正咱们尽量支持吧……我就将计就计地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答应一定主动出面作应付工作，并向他们动员了些纸烟、茶叶、酒等慰问品，红军部队一到，进行了慰劳工作。这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停止，对财主实行借征支前的政策。
西征红军过来驻在石家沟口，是红三十二军罗炳辉的部队，红军一到，就派人打问我，我和红三十二军接头后，搞接待工作的同志告诉我说：要搞好宣传团结抗日的伟大意义，宣传借粮支前的重要性……为了发挥地方上的积极性，红军到来后，很快就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即抗敌后援会）石家沟口抗敌后援会成立后，主任是王全仁（已故）会计王成基（已故）委员有：马旦儿（回民）高福奎、武装干部赵正明。
抗敌后援会成立后．就开始了宣传动员工作，过了几天借粮支前工作仍然进度缓慢，罗炳辉军长决定开了一次动员大会，罗军长在会上讲话，在开会之前，罗军长把我叫到讲台上，握了个手说：赵正明同志：今天开会你站在我跟前，会后你们就好做工作了……罗军长讲到最后说：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粮食。要大家给我们借一部份。这里有没有粮食？有，谁家里有？粮食放在哪里？我们都知道，就是希望有粮食的人主动给我们借出来……他讲完话后，还风趣地用望远镜环视了一下后，笑着说：粮食放的地方我都看到了，现在就是要求很快给我们借出来。开会完的第二天，军部里买了一只羊宰了，把附件的绅士们还招待了一下，开了个座谈会，在峁家堡子的庙里成立了粮站，首先在卧牛坪的李世昌家借后，其余的财主都开始送粮了，在收粮的同时，给所有借出粮的人家，都做了借条和登记手续，还给送了支援前线光荣的牌匾。
过了一个多月，红军部队换防了，三十二军撤走了，二十八军又来了，军部住在马家洼，一九三七年古历四月初，红军全部撤走了。红军走的时候，我和王成基也跟上红军走了。我们到镇原后，红二十八军把我们调给了在镇原驻的援西军，我们在援西军里待了几天后，部队首长给我们谈话说：你们还是回去，地方上有好多事需要继续做，我们红军走到哪里，就把根扎到那里了，不能一走全走，你们两个是共产党员，一定要服从组织的决定……我们就回来了。
三、设立交通站，接待地下党
一九三九年古历正月间，老区向敌占区派出搞地下工作的毛玉和同志，到我家和我进行了接头，说组织上叫到你的交通站和你接头，这个交通站的名字是组织上起的，实际上就是我的家里。为什么组织在我的家里设个交通站呢？因为我在援西军里待了几天，当时镇原党的领导也是援西军的领导，他们都知道我。所以就把我的家叫交通站，凡是从老区派往敌占区工作的同志，只要是从彭阳和红河方面来的人，都要在我这儿休息一下，当时，我还开了个小铺子，接待的人也多，峁家堡还是个南来北往，西去东来的十字路口，这就给掩护工作创造了方便条件。
一九四O年古历正月初三日，组织上派艾青山和我接头，他当时是个小商贩的打扮，背着一点布，给我说他现在姓马，在社会上称他为“马布客”，还是个回民，所以到这一带工作比较方便。他住在我家里，到石家沟口赶集摆摊子，来往以做生意作掩护，搞党的地下工作，他当时主要搞地下党的连络指导工作，他的工作范围主要在石家沟和峁冢堡子一带。过了一个阶段，他又化妆成看病先生了，我妹夫张文杰给做了药厘子，穿的是我的长布衫子，带的是李唐杰（当时在峁家堡子做小生意，是个河南人，和艾青山认了老乡，后来入了党)的毡礼帽，这样一打扮，从外表上看，是个比较典型的看病先生的样子，所以从此后，人又称他为“马先生了”。但他在活动的过程中表现得很灵活。有人叫他看病时．他为了不耽误人家的病情，就说他主要是卖药的，看不了病，有时候向他买药时，就说他主要是看病的，没有带多少药……艾青山同志从一九四O年开始在峁家堡子断断续续地一直住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先后带进在我家里住过的地下工作人员,有：张亚夫（这个人主要是派到同心一带搞地下工作的，一九四九年前半年在三营被捕，解放后才营救出来）、车万宝、梁天仁、白银邦、陈占鳌、李占荣等。李占荣一九四七年出来做地下工作时在西吉被捕，送到平凉，坐了半年监狱才被营救出米；梁天仁同志是交通员，主要是来往送信的；其余同志都是到固原、隆德一带搞地下工作的。
以上这些同志，到交通站主要是路过住宿几天，和艾青山同志接个头，把工作谈一下，就去他们所在的工作地点了。
艾青山同志先后在我家里住了八年多时间，在我跟前放的枪支弹药较多，步枪我平常用石质饮马槽扣住埋在地下，手榴弹，用麻袋包好放在烟囱里。
由于我开着个铺子，经济条件较好，对国民党的乡长、保长这些人采取了灵活的应付手段，他们一到铺子里，就给敬烟敬酒，他们所需的货物经常赊欠，主动地和他们拉好关系，我自己也经常说我是个歌老会上的，认识跑外边的人很多，以此有意迷惑敌人，所以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没有发现我的身份。
我们峁家堡子的民团头子王思举对我没有注意的原因是：由于西征红军过来时，已经开始国共合作了，红军对统战政策执行的很好。这时我虽然公开和红军接头。但对他家只借了些粮食。没有没收，红军的基层领导同志通过我介绍，还经常和他接触，所以他在这一段没有识破我的身份，还认为我和红军打交道很有本事，所以他对我还抱有信任的态度。后来一个姓洪的货郎儿因三十块白元，晚上在姚河川里将另一个姓胡的货郎儿打死了，这件事情发生后，反映在王思举跟前了，老百姓普遍要求叫王思举将这件事查清楚，王思举也感到这件事发生在他的家门跟前，案子破不了影响不好，但当时他无法下手，左右畏难。在此期间，我通过洪货郎儿的情妇，将这个案子弄清楚后，就给王思举说了，叫他把洪货郎抓起来赶快审问，果然将洪货郎抓起来一审问，就承认了他杀胡货郎的经过和目的，从此后，王思举对我更信任了，他感到我既有能力，又和他的关系不错，就这样麻痹了王思举。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艾青山同志将薛光同志带来了，薛光就住在我的铺子里，名义上是我的记账先生。薛光同志利用这个机会，搞联络工作，他以卖洋火（火柴）的名义，在火柴盒子里边装上条子和地下党进行联络指导。
张亚夫在三营被叛徒告密被捕后，在敌人的严刑烤问之下，供出了峁家堡子有个联络点但张亚夫只知道我姓赵，不知道我的名字，所以在审问中，说联络点在一个姓赵的家里，是个大院子……敌自卫队长石挽澜带了一百多人到峁家堡子围了赵树林家的院子，因为赵树林家的院子大， 赵树林的父亲是王思举的制炮师傅，王思举就出面和石挽澜进行了交涉，王对石挽澜事先没有给他说知还不高兴，王还说难道你对我也不相信了吗……在敌人心中无数，乱碰的情况下，我和艾青山做了研究，很快就把薛光同志转移出去了，艾青山及时给各派出的同志进行了通知，大家都知道张亚夫出了问题了，这个联络点再不能使用了。
敌人这次虽然没有发现我们，但对峁家堡子的监视越来越严了，这时便衣队几乎巫在峁家堡子不走了，并开始了盘问拷打，将在峁家堡子一带卖画的胡老汉几乎打死了，又将尹登魁打的死去活来，但他们在拷问中没有拿到任何证据。但敌人是很狡猾的，对我已经开始怀疑了，他们每天坐在我的铺子跟前不过去，形势确实很紧张，我就给甲长李正仓在背后说了一下，叫给我派个担架的差，我出去。因为李正仓和我的关系很好，他就按我的意见派了担架，他当着便衣队的面把我们几个去当担架的人大喊大叫地催走了，这次派的四个担架中有三个是地下党员。我们走到蒿店对面的太白山上时，国民党的蒿店乡公所来信说，不要我们了，因为峁家堡子一带红军的探子很多，不敢要，我们在返回中，和几个党员单个研究了一下情况，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敌人在将要灭亡的时候，一定要作最后的挣扎，因此，要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
我回到家里后，把情况给家里人告诉后马上转移了，过了几天我又回来探听消息时，大火家来了个人叫我，说有个特别紧急的事，要我连夜赶到大火家，接到这个情况后，我就知道是自己的人，。我到大火家后，那人自我介绍说：我叫赵世杰，是陈成义同志派来的，现在有个信要赶快送到老区，一定要你具体协助我，说着就把封的很好的一份信塞在我的手里了。我叫厂地下党员尹正明，我们三个人就起程了。我和尹正明以支差的模样作了打扮，赵世杰穿的是国民党的军官衣服，还持有甘肃省司管局的信件，声张到万安乡（王洼一带）去要兵。
我们到大白山碰见了梁天仁等几个熟悉的同志，接头后，就把我们领到安家川，见了海固工委书记赵崇德同志和副书记艾青山同志，将赵世杰同志介绍给他们后，我和尹正明休息了两天，赵崇德同志说：马上要解放了，赶快回去宣传群众，迎接解放，并给了一卷子约法八章的宣传材料，我们回来就到处张贴。
峁家堡子到解放时，共有五个地下党员，除王成基同志是西征红军发展的外，其余三人都是我发展的。峁家堡子地下党建立后，一直是单线联系，没有成立支部，我们当时的中心任务就是搞接待工作。
一九四九年古历七月初十日（即八月四日），艾青山给我来信，叫我马上到蒿店搞支前工作，我接信后就和台效文一同带了梁栋如、郭兆瑞几个青年就到了蒿店，八月九日固原第一任县长刘齐家同志来公文、委任我为蒿店区代理区长。从此，我的地下接待工作就搞完了，又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一九八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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