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风·无衣》看秦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宋婉琴

（中共宝鸡市委党校）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诗经·秦风·无衣》

 

这首诗今译过来的意思：“谁说我们没衣穿?与你同穿那长袍。君王发兵去交战，修整我那戈与矛，杀敌与你同目标”；“谁说我们没衣穿?与你同穿那内衣。君王发兵去交战，修整我那矛与戟，出发与你在一起”；“谁说我们没衣穿?与你同穿那战裙。君王发兵去交战，修整甲胄与刀兵，杀敌与你共前进”。

在《诗经》中收有《秦风》十篇，体现了秦人强烈的原始生命力。其中，《无衣》作为《诗经》中一首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战歌，赞颂了秦军将士同仇敌忾的尚武团结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简析《诗经·秦风·无衣》

《秦风·无衣》是反映早期秦人浴血奋战的军歌，是秦国军民抗击西戎入侵的气势雄壮、激昂豪迈的出征歌，被后世奉为边塞诗的鼻祖。陈继揆《读诗臆补》赞叹：该诗“开口便有吞吐六国之气，其笔锋凌厉，亦正如岳将军直捣黄龙”。吴闿生《诗义会通》认为：该诗“英壮迈往，非唐人出塞诸诗所及”。这首几千年前的战斗诗篇，充满了慷慨激昂、同仇敌忾的气势，读来使人受到极其强烈的感染，荡气回肠、激动万千。

《毛诗序》说：“《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陈奂《诗毛氏传疏》也认为：“此亦刺康公诗也。”此二处将“美”说成是“刺”，似为不妥，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意识。笔者以为，该诗主旨乃是歌颂，以“美”为主，对秦军乃至秦国官民而言，可以说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鼓动、凝聚作用。诗中的“我”，是保家卫国的爱国者，是出自内心的自觉者，是作为秦军将士的象征出现的。

《秦风·无衣》共分三章，采用的是重叠复沓的表达方式。每一章在结构上都是相同的，句数、字数上均相等。但是，这种相同、相等并非简单、机械的重复，它表现出的是一种不断递进、不断发展的关系。那种意境，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象出当年在前行中的秦军队伍，一边歌唱、一边行军，雄赳赳、气昂昂，一往无前去杀敌的情状。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这是该诗第一章，其主旨是将思想统一起来。诗中的“无衣”，表现手法有二：一是实写。可以想象出，突发事件，军情紧急，大部队出征，征衣战袍实在无法立即到位；其二，也可以理解为文学上的夸张手法，比喻秦军将士爱国情深，为国征战，衣物不全没有关系，死都不怕，何惧“无衣”！谁说我们没有衣裳？怎么会没有衣裳？可以“与子同袍”，战友们穿着同样的战袍，并不影响我们意气焕发、精神抖擞。“王于兴师”，君王要起兵打仗，战争一触即发，火烧眉毛了，战友们抓紧时间“修我戈矛”，检查、修理好战斗武器，“与子同仇”，我们一起克服困难，团结备战，去抗击和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这是该诗第二章，其主旨是将全军行动统一起来。“泽”，通“襗”,指内衣，类似今人所穿的汗衫。“与子同泽”，与战友不分彼此，同穿那内衣。我们义不容辞响应君王的号召，拿起修理好的武器去参战。“与子偕作”的“作”，即“起”意，战友们一起作准备，同步出发奔赴前线，投身于杀伐征战中。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这是该诗的第三章，其主旨是表现战友间的情谊和决心。“裳”，即下衣,此处指战裙。战友间同甘共苦，同穿那战袍，不要从衣服上判别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抗击西戎的决心。“修我甲兵”，收拾好甲胄与刀兵，共同奔赴前线奋勇杀敌，打他个落花流水，团结一心保家卫国。

该诗采用的是整齐的四言句式，音节短促，声调激昂，便于记忆和咏唱，增加了诗的节奏感和音乐感，回旋反复，能够充分地抒发情怀。可以看出，在诗中，重叠复沓的形式虽然受到了乐曲的限制，但却与舞蹈的节奏起落、回环往复紧密结合，构成了诗中的主旋律，体现出一股强烈的战斗激情，并随着这种激情的起伏跌宕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乐曲的节奏与舞蹈动作，正所谓“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

从诗的内容来看，这是一首爱国主义的战歌，是对秦人先祖的纪念和尚武团结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总结。从第一章的“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可以体会到秦人面对将要参战的心理活动，为了保家卫国挺身而出，无论处境多么艰难都视死如归、同仇敌忾同。到第二章的“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可以体会到秦兵群情激昂、跃跃欲试的情绪表现，修整好了各种武器，严阵以待，做好了全面地迎战准备。再到第三章“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如果把第二章比喻为待发的箭，那么第三章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勇猛向前，所向披靡。

该诗展现出来的那种同仇敌忾的爱国激情、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使人读来有强烈的如临其境的感觉。作为秦军将士，我们同穿一个战袍，甚至同穿一件汗衫，虽然我们连战衣都一时无法备齐，但我们为了保家卫国而不会计较那些困难，团结互助、众志成城，一起奔赴杀敌战场。那样一个年代，如此艰苦的环境，秦军上下这种坚不可摧的爱国主义信念令人万分感动，这种激情澎湃的爱国主义热情令人心驰神往。

无怪乎吴闿生《诗义会通》评论该诗说：“英壮迈往，非唐人出塞诸诗所及。”能够造成这样的效果，从其采用的艺术修辞手法可看出端倪：一方面，每章开头都采用了问答式的句法。那句“岂曰无衣”，既有自责的成分在内，又像是在反问自己、反问众人，不可遏止的愤怒与愤慨、斗志昂扬的情绪和精神跃然纸上，使人仿佛看到秦人的爱国激情和复仇火焰在熊熊燃烧。于是，就自然引出了无数秦军将士的同声应答：“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另一方面，该诗具有强烈的语言魅力，措辞富有动感性：“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秦军将士们磨刀擦枪、舞戈挥戟的热烈场面，就像在眼前一样。这样的诗句，能够载歌载舞，堪称激动人心、感人肺腑的一幕幕活剧。

 

二、《秦风·无衣》的产生背景

《秦风·无衣》是《诗经》中最为著名的爱国主义诗篇，它是产生于秦地（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部）人民抗击西戎入侵者的军中战歌。秦人尚武好勇，反映在这首诗中则以气概胜。作为当代秦人，一遍遍地诵读几千年前这首诗，不禁为诗中那烈火一般燃烧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染。

所谓尚武，即崇尚武力，依靠强盛的武力实现自身的目的；所谓精神，则不是一个人能独立形成，它是一批人甚至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共同形成的一种风尚。那么，尚武精神，则是指人类在武力冲突中战胜敌人所需要的各种精神品质。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尚武的传统,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间的战争，到夏、商、周三代对外频繁征战，无一不是崇尚武力的结果。秦人远祖曾是华夏民族的一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尚武必然是其本能的选择。秦人的祖先就是凭武力崛起，并一步步强大起来的，秦人的重利思想又促成了秦人尚武精神的发扬。

秦人的尚武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有专家形容说，秦人长于“西陲”，成于“关中”，其发展壮大充满了艰辛而雄壮的传奇色彩。在秦岭和黄河这两个文化摇篮之中，秦人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谱写自己的发展史。

按司马迁的说法，秦人也与夏商周三族一样，是华夏大民族中的元老之一。秦人的老资格可以追溯到“五帝”之一的颛顼时期。颛顼大帝有个叫做女修的后代女子，有一天在家中庭院纺线，一群燕子从头顶飞过，落下一枚燕子蛋来。女修捡起燕子蛋，想也没想就一口吞下，随后就有孕生子叫大业。这个大业就是秦人的始祖。大业的儿子大费（又叫伯益）作秦人部落首领时，辅佐大禹一起治理洪水成功后，与大禹一起受到舜帝的夸赞和奖励，赏赐了他一面“皂游”，即有黑色飘带的旗帜。秦人从此形成了“尚黑”的风气。而后，大费又当了舜帝的鸟兽驯养师，舜帝又赐他以“嬴”为姓。

夏朝建立后，秦人便处于它的控制之下。夏朝末年，大费的后代费昌脱离了夏桀，投奔商族，并参加了商汤灭夏的战争。商朝建立之后，费昌为商汤驾车。他的后代也就世世为商做事，社会地位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嬴”姓氏族来到了黄河中游，同商族保持着联盟关系。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周，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史称西周。周武王死后，成王继位。成王年幼，所以国政由大臣周公执掌。这时，以武庚为首的商朝残余势力发动了叛乱，包括“嬴”姓氏族在内的一大批氏族部落均参加了这次叛乱。周公亲自率军两次东征，彻底打垮了叛军，然后用极为残酷的方法惩罚参与叛乱者，将秦人的祖先从黄河中下游赶到西方荒凉的黄土高原，为周朝的西部边陲“守边”。

秦人的首领也常常被周天子征调去服役。传说周穆王曾经到西方巡游，同西王母相会于瑶池，最远曾到达中亚和欧洲，为他驾车的就是秦人造父。由于造父驾车技术精湛，赶的车一日千里，不仅送穆天子去见了美女西王母，还让穆天子迅速平定了一次叛乱，由此立下大功。穆天子器重造父，一高兴，就把赵城封给了他。从此，造父这一族就自称为赵氏。（赵氏后来形成了赵国，这也就是“赵氏孤儿”的祖先为什么也是秦人的祖先“大业”的原因）。

周孝王时，为了对外战争的需要，对养马业十分重视。他听说秦人的首领非子特别善于养马，就把非子召来，让他在汧水和渭水会合处（就是我们宝鸡凤翔这一带）的平原上主管国家的养马之类的事宜。由于非子对马调教有方，马群繁殖很快，周孝王对非子十分赏识，令非子在养马之地建一座秦城。据专家考证，这秦城就位于今天凤翔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一带。同时，将非子的异母弟成封于秦（今甘肃天水附近），作为周王的一个附庸，继承嬴氏血缘，号称秦嬴。周宣王时，为利用秦人做自己的边防民兵，抵御戎、狄，就封秦人的首领秦仲为“大夫”。秦仲在一次伐戎战斗中丧了命，他的大儿子庄公率兄弟五人带兵继续同戎作战，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胜利，被封为“西垂大夫”。

西周末年，周幽王昏庸无道，为博得妃子褒姒一笑，他上演了一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公元前771年造成了“政毁人亡”的结局。前来救援的各国诸侯见幽王已死，便共同拥立太子宜臼为周王朝的天子，这就是周平王。秦地靠近王畿，当时秦人首领是秦仲的孙子襄公，他带兵全力救周，立下很大的战功。周平王在公元前770年，由各国诸侯护送，把都城迁到了河南洛阳，历史上称这个王朝为“东周”。秦襄公率兵护送平王出了大力，周平王就把秦襄公从“大夫”提拔为“诸侯”，并宣布把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赏赐给秦，令秦驱逐犬戎。从此，秦国频频与戎人交战。《秦风·无衣》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问世了。

该诗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彰显了秦地人民尚武团结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秦军将士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一致，“王于兴师”的号召在秦地一呼百诺，紧跟出发，团结友爱，协同作战，表现出崇高无私的大局意识和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此后，《无衣》便成为秦军的军歌。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陷楚国的郢都。楚国派大臣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达七日之久。秦哀公本不想得罪吴国，但却被申包胥的爱国情怀所感动，特意向申包胥吟诵了这首著名的战地诗歌——《无衣》。我们能够想像出，在秦王誓师的时候，吟诵此诗，就像在宣布庄严的誓词；而对于士兵们来说，便又成为一首保家卫国的动员令。不久后，“秦师乃出”，一举击退了吴兵。

 

三、秦人尚武团结的爱国主义精神

《诗经》中收录有许多战争诗，其中大多数均表达出民众强烈的厌战情绪，只有以《无衣》为代表的《秦风》卷展现给世人的慷慨从征、勇于杀敌的斗志昂扬的尚武团结的爱国主义精神。

《秦风·无衣》问世的时代，秦国位于今甘肃东部及陕西一带，木深土厚，民性淳直。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说：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诗，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朱熹在《诗集传》也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朱熹对这首诗上的看法，眼光是何其独到和深邃：秦地人民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尚武团结的爱国主义精神势不可挡！由此可见，尚武精神体现了秦人强烈的原始生命力，是秦人最终完成一统大业这个盖世奇功的主要精神动力。

首先，纵观秦国历史,可知秦人尚武精神的形成具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史书形容说，先秦时期，秦人就有“头枕兵器，身穿盔甲，好与人拼命”的民风，这是因为当时的生存条件太过艰难与险恶。秦国建立伊始，位于周朝西陲，周边布满了戎狄部族。秦人屡受戎狄侵扰，必须与戎狄进行不断的战争，才能作为屏障担负起护卫西周王朝的重任。戎狄是游牧民族，擅长骑射作战，秦人一边与戎狄周旋、作战，一边学习、借鉴了戎狄的骑射技术，同时又因地缘关系借鉴了中原地区的一些作战技术，并逐渐形成了比中原地区兵车作战更有杀伤力的骑兵战术。故而，宋志锋先生指出：“秦人酷爱马。以马起家，马上得天下。”于是，秦人就逐渐形成了豪迈、耿直、剽悍、勇猛的民族气质，秦国军队被六国称作“虎狼之师”，秦国被称作“虎狼之国”，这也正是秦国统治者所需要的铁血尚武的民风。

其次，冷静面对现实，不断地进行变法与改革，使秦国跻身于春秋战国时期强国之列，这是尚武精神的必然结果，也为尚武精神得以发展的丰厚土壤。要在当时大动乱大纷争的环境下生存下去、强大起来，秦国大量吸纳列国人才为己所用，尤其是通过商鞅变法鼓励开垦耕种、奖励战功，规定不管地位高低贵贱，只要立有军功，就能封地受爵，从而使秦人的基本生活融入了农战之中，形成了秦人对通过战争获取利益的渴求愿望，达到秦统治者所想要的“民之见战，如恶狼之见肉”的目的。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对商秧变法进行了客观描述和赞叹：“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从此，通过之后几代秦人的不屑努力，使秦国由西部被人瞧不起的小国，一跃成为七雄之首，为秦以后扫六合统一中国奠定了政治、军事、物质等基础。

其三，一个坚决为战争服务的国家机器，是秦军在外作战的坚强后盾。秦国从一个小国到一统华夏，前后进行了500多年的战争，没有哪个国家比他更会打仗，而且君主对军队的控制比它周围列国以至后来的朝代更加有效。如秦俑那栩栩如生的神态、各司其责的站位，以及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军阵，无不令观者震撼，可见二千多年前的秦军“战未尝不胜、攻未尝不取、所挡未尝不破”。秦在设置郡县的同时，对辖区人口设“什伍”编制，芒时为农，战时为伍。当秦国严格履行军功授爵后，许多家境比较富裕的自耕农家庭就开始自行训练子侄演练弓马武艺，目的就是从军杀敌，以期在身份上打个翻身仗。由此，秦国的兵源变得原来越可靠，适应作战的青壮年也越来越多，使得秦人变得更加尚武。直到汉朝时这种风气仍然是一笔社会财富，汉朝招募骑士时优先考虑的就是原先秦国统治下的“六郡良家子”。

其四，以法为教、以忠为信是秦人尚武精神的重要内涵。秦人的尚武精神表现为“秦人勇于公仇而怯于私斗”，这是因为秦国统治者在进行变法时，将法家的执法严酷和讲究行政效率军自然地运用在对秦军部队的管理中，提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军中法纪教育方针，要求将士善战而不妄杀，禁止军官占役士兵，严禁士兵骚扰和掳掠百姓。于是，官兵团结，民心所向，军队士气大为提高，“三军之士从令如流水，死而不旋蹱”。秦军编制，基本兵员均由一乡或一郡的乡邻组成，一人受罚、毗及邻里、刑致三族，这就造成了秦国将士以忠为信、严以律己、勇敢作战、敢于死战的作风，国家利益至上，服从上级为忠，履行军人使命为信。于是，战时秦军将士的向心力、凝聚意识、勇敢精神和作战状态都远远强于六国。

其五，在冷兵器装备方面先进的生产力，使秦人兵器以百炼精钢的名剑而闻名天下。在出土的秦皇兵马俑中有19把青铜剑，剑身为8个棱面，棱面制作误差不足一根发丝，工艺尤为严谨精湛。弓弩是对付骑兵最好的武器之一,而中国历史上最强的弩兵就来自秦朝。与一般的弓不同，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有关专家研究估计，这种秦弩的射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可见秦弩的杀伤力远远高于当时任何一种弓,一般的盔甲他能轻易射穿。秦军曾用这种弩在快短的时间里就将匈奴人赶到了黄河以北。秦军还有一种重型步兵,装备重型长矛,1974年发现兵马俑以来，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一种6.3米长的矛柄遗痕，加上矛头，完整的长矛接近7米,用来平举集团方阵冲锋,排山倒海无坚不摧。

其六，秦人骨子里所带有的尚武基因，使其成为一个崇拜英雄的国度，全民皆兵，一旦上了战场，骁勇杀敌，视死如归。《商君书·兵守》：“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劳弱者为一军，此之为三军也。”仍以全世界震撼的秦兵马俑为例，阵势威武齐整、规模浩大、气势磅礴；等身高的秦俑将士手执戈、矛、剑、吴钩、弓、戟等兵器，形象生动、高大硕伟，神情刚毅；陶战马更是体形高大，劲健有力，膘肥而不臃肿，腿瘦而不单薄，颇有一日千里的气势。秦兵马俑形象地展现了秦帝国辉煌的军事成就和血性的尚武风貌。

综上所述，秦人尚武团结的爱国主义精神为自强不屈的中华民族精神注入了鲜活的血性因子，在今天启示着我们历练顽强拼搏的战斗意志，坚定爱党为民的忠诚信念，加强遵纪守法的党性原则，提升爱国奉献的优秀品质。

最后，以电视剧《大秦帝国》那首雄壮的主题歌作为本文的结束语：“赳赳老秦，复我河山，血不流干，死不休战！西有大秦，如日方升，百年国恨，沧海难平！天下纷扰，何得康宁，秦有锐士，谁与争锋！”

 

 

作者信息：

 宋婉琴：中共宝鸡市委党校校委委员、行政管理与法学室主任，历史学副教授，宝鸡市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宝鸡国学研究会副会长、宝鸡传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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