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尊董效董600年
董子与董子思想不仅是德州地域文化的核心内容，尊董效董也成为德州明清文化的主流和主体。
从德州第一部志书嘉靖《德州志》开始，历代志书均将董仲舒列为乡贤之首。历代德州人将其作为重要乡贤开展尊董敬董等活动。田雯在《长河志籍考》说：“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诗言之矣！ ”
修建董子读书台、董子祠。《德州志》记载：隋开皇年间，朝廷在旧广川县东八十里左右的运河西岸建设了新的广川县，也就是目前德州的位置，同时修建了文庙和董子读书台。“书台夕照”曾为德州十景之一。明洪武十年（1377），德州文庙与董子读书台一起迁到运河以东，文庙建在目前德州监狱位置，在大殿旁边的廊屋里摆放董子牌位，每年春秋二仲（二月二、七月十五）举行祭祀大典。
明正统六年（1441），知州韦景元对德州文庙进行维修，在东厅墙下，发掘出一块隋朝石碑，刻有“董子读书台”5字。他在石碑原基后侧建设了祠堂8间，起名“聚贤”，用以祭拜董子。
弘治十二年（1499），巡抚都御史熊翀、同知王从鼎为方便祭祀，在文庙的东侧，建设了独立的董子祠，正堂8楹，前后厢房12楹，在寝堂旁边筑台建亭，亭内竖立“董子读书台”原碑。全部工程均由民间出资。
嘉靖六年（1527），时任德州仓大使史麟在祭拜董子时，见董子祠疏于管理，十分破旧，便批评道：“广川之重，有得于书院者多矣。盖地灵则人固杰也，人杰则地益胜也，兹其可缓哉？ ”并立即对董子祠进行了修缮。扩建后的大殿12楹，塑有董子坐像；祠堂前面建有凉亭，里面有“董子读书台”旧石碑；东西两侧为厢房，沿用原来的牌匾“斯文一脉”，朱红大门描金漆银，门上牌匾书“董子书院”。
万历四十三年（1615），知州马明瑞将董子书院迁到小西门外，并改名“醇儒书院”。院中除珍藏了诸子百家的经书之外，还重点保存了董子的《春秋繁露》及其他一些著述。当时，“董颜祠”“乡贤祠”同时供有董子牌位。
德州人尊董敬董，并不止建设董子台、祠和定时祭拜，而是将董子的思想和事迹潜移默化成人们的自觉行动。
董仲舒一生刻苦学习，“三年不窥园”，这成为明清时期德州学子的榜样。如明末德州城里王家角王都，少时勤苦力学，冬不炉，夏不扇。家贫不能购书，借抄于人。于故牍背写之，皆精熟上口。尤其是礼部会试落榜后，“倍加磨砺。午夜一灯，晨窗万字，不异诸生时，所业弥入神境”，终中天启五年（1625）进士，官至太常寺卿。
董仲舒将治理国家当作自己的大任。明清德州士子，尤其是清乾隆时期的德州文人，在汉学复兴方面具有担当意识，如卢见曾主盟东南诗坛文坛，资助《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和画家李葂。卢见曾、宋弼、董元度等将记载山东文学史为己任，主持编纂了两部大型山东诗歌总集——《山左明诗抄》和《国朝山左诗钞》，为山东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董仲舒与时俱进的理念也影响了后人。清朝德州举人吴楚椿为官青田，在统治者实施民族歧视政策，污蔑“畲民皆作轿夫为人使役，身家并不清白”，因而“奉批不准与考”，把畲族子弟排斥在科举大门之外的大环境之下，为畲家子弟能够参加科举考试而奔走呼号。其事迹不仅被写进《浙江省志》《处州府志》和《青田县志》，而且还被许多畲民写进了自家的族谱之中。
董仲舒尽管怀才不遇，一生没有享受过荣华富贵，但能安贫乐道。德州人安贫乐道的人和事充满史籍。《德州乡土志》记载明代中期几位德州官吏：宋性任刑部右侍郎后，随征北之捉虎山，馈饷乏匮，谋合庙算，加尚书俸，赐马蹄金二锭。所至，号为廉能。因病告归，被谗抄没。家无余资，惟马蹄金在焉。记载张瑶致仕归里后住破庙：“张别驾（亦称判官，指通判，是明清州与府的副职简称）瑶博雅能文章，致仕归无住屋，寄身荒寺中。及卒，无以为殓，胥吏醵金葬之”。明末清初御史赵继鼎为人处世重情义轻金钱。他曾对人说：“藏笥惟金，不如瓦砾。瓦砾可蔽风雨，金能乎？”德州士子为官之后，不经商，不结帮，做事公平，胸怀坦荡，在外地树立起德州先生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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